《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一个不屈的英魂——忆林昭

作者:政治类

刘发清

二三十年了,一张笑脸化成一个带血痕的影子,总在我脑屏中闪现、旋转、萦系着。它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稍有减色,反而被时代的激流冲刷得更加鲜明。最近她仿佛变成一个铅球,沉重地压在我胸口,使我烦躁不安,甚至喘不过气来,逼迫我非写出来不可。倘写不出,好像无以报答地府的英灵,也无以安慰自己的良心。

她叫林昭,是我的大学同学。她长得身材适中,文雅庄重,有一对像燃烧着的火焰般闪亮的大眼睛。她经常在北大校刊和学生会主办的《红楼》上发表清新活泼的散文和颇有才气的诗歌。我记得当年伏罗希洛夫访华时,《中国青年报》接连发表的两首欢迎诗歌,就出自她之手。她学习刻苦勤奋,成绩优秀,是同学中的佼佼者。但她才多身弱,性格倔强,曲高和寡,有点像林黛玉,同时她又姓“林”(其实她的真实姓名叫彭令昭),因而不知从何时起,她获得了褒贬参半的“林姑娘”(黛玉)的称号。因为我和她同级不同班,而我这个来自粤东北山区的放牛娃,在她这位喜欢穿花裙子的上海姑娘面前,未免有些自渐形秽之感;加上我又听见别人说她“骄傲自大”、“不关心政治”、“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极浓”等等,所以最先接触不多,交谈更少。到了三年级,我们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写作组,她是组长,我是组员,要商量写作问题,说话自然多了。她文思之敏捷,知识之广博,口才之犀利,以及善于思考,是我颇为钦佩的。

五七年“反右”运动在北大开始以后,像她这样有独立见解的人,理所当然地最先“加冕”为右派分子。随着运动深入扩大,即使平庸如我者,只因直言多说了一些与潮流相悖的话,亦未能幸免。命运就这样把我们变成了“同路人”。

我当了“右派”以后,仿佛从云端掉入地狱的无底深渊里,沉浸在忧愁与仟悔之中,受到最大限度的孤立。每天除劳动、写检查和上课以外,几乎剥夺了开会、散步,乃至说话等一切自由,而且时时刻刻被监视着。

1958年7月某日, 我们毕业分配的方案已经公布。我明白:只有遥远的边疆,才是适合我去的地方,与其被迫,不如争取主动,报名到陌生的大西北去。但此去前途未卜,自然是凶多吉少,心中忐忑不安。当时我正在谈恋爱,女朋友虽然表示愿意等待我到“摘帽”以后;但我预感到自己永远难忘的初恋恐怕不会有好结果……因此,我伤心,我惆怅,我悔恨,我嚎啕大哭,我咬过自己的手指,揪过自己的头发, 陷入无穷痛苦中而不能自拔。一天下午5时左右,我低头走着,校门边突然有人低声喝道:“右派分子刘发清到哪里去?”我吃了一惊,抬头一看,原来林昭笑吟吟地站在面前。

“别开玩笑了,我想回校去。”我愁眉苦脸地回答。

“嘿,”林昭突然提高声调,“回去做什么?去吃晚饭?”

“不,……我近来几乎吃不下饭。何况现在时间还早,饭厅没有开门呢。”我望见她明亮的眼睛里含着几分讽刺的表情,茫然和尴尬地回答。

“走!我们到外面吃顿饭去。我请客。”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我不饿,不想吃。”

“哼!饭要吃,而且要吃饱。你不饿?也罢,那你也得陪我去。”她好像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我环顾四周,没有发现“狼一样的眼睛”,便转身跟着她走去。

饭馆顾客不多。林昭找了个角落坐下,我没精打采坐在她对面。当我再次表示没有胃口时,她向服务员要了一碗肉丝面,举起筷子哈哈地笑:“你不吃,我可要吃。”她一边吃,一边告诉我:她当“右派”之初,不吃,也不睡;人们说她在流泪,其实她心里在流血;她甚至曾经自杀(我知道她自杀而被抢救过来,但我没有勇气去看她,此时也没有勇气追问关于她自杀的细节),可是现在她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多个右派,全国有多少?”她停下筷子,清瘦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我是不容易服输的人,从前我虽然钦佩林昭的才气,可是我心里没有怎么服她,况且她的年纪跟我差不多。可现在她却像一面镜子照亮了我,我觉得她好像变得高大起来,像个哲学家静静地睁着眼睛审视着一切……

我们从饭馆出来,已日薄黄昏。夕阳的余辉染起了北大校园,玫瑰色的彩霞在西山上炽烈地燃烧着,远处暮霭苍茫,微风轻轻吹拂,白杨树叶沙沙作响。北京夏日炎热开始退去,夜晚特有的令人心旷神怡的清爽凉决开始降临。林昭忽然停下脚步,说:“喂,我们逛逛颐和园去吧。”这里去颐和园只有两站路,乘公共汽车只需5分钱。 傍晚时分,颐和园游人很少,昆明湖的万顷碧波,万寿山的曲径的清幽静寂,奇花异木的浓郁芳香——啊,多么富有诗情画意!这正是游园休憩的好时光。

我犹豫了一会儿,却说:“算了,时间不早,我们还是回校吧!”我之所以不去颐和园不是我的一切美感都泯灭了,也不仅完全是逃避“瓜田李下”之嫌的闲言碎语,而是害怕被怀疑在一块搞什么秘密“阴谋活动”,从而在即将分离之前招来不必要的甚至令人难以逆料的后果。

“……”林昭望了我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有说。进入校门以后,我们各自分开走了。

不久,我被“分配”到大西北。林昭“罪行严重,态度十分恶劣”,本应送去“劳动察看”,但因病留下在北京做资料工作。我离开北京时没有向她辞行。没有料到,此行竟成永诀!

1960年春天,我在黄土高原一个小县一所中学农场劳动。这个所谓“农场”,就是全校师生用镢头、 铁铣在贫瘠荒原上开出的几亩荒地。路边盖了一间宽不到3平方米的低矮小土屋,房门用几块木板拼成。除了我和一个“作伴”的学生住在小屋内以外,“农场”一无所有。这是一个漫长而可怕的春天。河边草丛刚刚露出淡淡的绿色,天空常常弥漫着灰黯的云雾,寒风袭人,冷侵骨髓。附近农村里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我虽属于“干部”,但根据规定,该县干部每人每月口粮从27斤“节约”到25斤,接着“节约”到22斤、20斤,每人每天平均食粮6.666……两,好在这里时兴一天吃两顿,每顿供应3.333……两玉米面。除盐巴外,没有菜,没有油,没有任何肉、副食品。县城里惟一一间熟食店早已歇业。街上冷冷清清,看不见任何食品出售。只有一所县医院门庭若市。我所在学校,除了少数几个脖颈壮如公牛的食堂管理员和领导人以外,老师和学生有的得了肝炎,有的水肿病,有的肚子疼……我在“农场”虽无事可做,但头晕眼花,每日翘首两次开饭时间,而每一次可以领到一块手巴掌大小、 约2寸厚的玉米面“花糕”——这是当地手艺高超的大师傅发明的“增量法”所制造出来的杰作——和一碗也是玉米面烧成的汤。几乎用不着牙齿帮忙,两种美味食品刚到手便自动滚进我的肠胃里去了。然而我总觉得“花糕”太少了,倘有一箩,我也可以一次把它吃个精光……一天,我突然觉得两条随沉重得灌了铅似的,脚和小腿肿起来。我一步一步慢慢地挨到校医室,刚从卫校毕业的年轻校医,只把我从头到脚扫了一眼,什么话也没有问,就在葯柜里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一盒中成葯——“银翘九”,把它塞到我手里。“这是治感冒的呀? ”我不胜惊讶地问。他摇摇头,说:“‘瓜菜代’嘛!g但不许多吃,一天只准吃两颗……”

我的水肿病越来越严重,整日昏昏沉沉,但校医室连“银翘丸”也没有了。我知道自己病情严重,甚至作好了思想准备:我不能偷,不能抢,也不能逃跑。因为我是……可怜我才27岁! 最可怜的还是我千里迢迢之外的老母亲,因为她在我8岁时失去了我父亲,只有我一个独生子……

正当陷于绝望之时,我突然接到一封来信。那柔中带刚的娟秀字体,一看便知是林昭的手迹(我到西北后一直和她保持通信)。我撕开信函,掏出、摊开信笺准备读下去时,忽然一个小纸包跌落地上。我俯身拾起,打开一看:——啊,全国通用粮票: 5斤、10斤、15斤……一共30多斤!我急着看信,信中说:知我处境十分困难,她的日子虽然也不好过,可是她饭量不大,吃得少,因而有点节余,凑了这么一些,略表寸心,幸勿见外……我把信反复读了三四遍,用手帕擦了几回湿润的眼眶,心潮起伏久久难平:世界上最崇高的美德,莫过于“舍己为人”;世界上最完美的情操,莫过于“雪中送炭”。在这困难时刻,有的亲人为争夺一点食物而反目为仇,有的夫妻为几斤粮食而分手离异。而我和她只是一般同学而已,她送我的岂止是几十斤粮票,而是世间爱人与人爱的无私的情操和伟大的美德。她不仅向我伸出救命之手,而且展示了她那水晶般透明高洁的灵魂。这区区30余斤粮票,在当时仿佛胜过800斤、 3000斤……难于计量的友情,使我感到渺小的身躯难以承受它的重量。 我赶快回信, 表示万分感激,信中还真诚敦促她“认真改造”,祝愿她“早日回到人民怀抱……”不久,我接到她复信,大意说此乃小事一桩,不足挂齿,至于足下所说“认真改造”云云,则“你我都是共坐在一条船上的‘旅人”,船若靠岸,我亦可登……”

我对这30余斤粮票,倍加珍惜,每天限定加买半斤粮票的“花糕”或“黄团长”(黄玉米面馍馍),决不多加一两。直到这年夏收以后,我的每月口粮供应恢复到27斤,还有了一点萝卜之类的蔬菜。奇怪,我没有吃葯,水肿病却不知不觉痊愈了。

可是同年10月以后,我与林昭的联系突然中断了。我给她写了一封又一封信,都仿佛石投大海。我多方猜测,四处打听,但都一直未曾听到有关林昭的半点消息。

1979年,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即将调回家乡之前,去看望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我问她:林昭今在何方?她出人意外地满怀悲愤告诉我:林昭在文革中被“四人帮”枪杀了!

天哪!这简直是晴天霹雷,我仿佛触电一般,说不出半句话来,眼睛顿时掉下簌簌泪水。半天,我才吃力地想起鲁迅先生的“忍看朋辈成新鬼”诗句……我要了纸和笔,透过朦胧的泪花,急急草就《哭林昭》诗一首,现摘抄如下:

      此世难忘弭难粮,高倩厚藉翰华长。

      减君瘦体盘中粒,饱我孤寒病饿肠。

      飘零沦落更惨死,噩讯迟闻泪沾裳。

      黄土家中眠做骨,惊水长啕怨浦江?

      芳魂杳杳难入梦,春草幽幽一楼香。

      船靠岸边君不见,空留遗恨泣同窗……

可是林昭为何而死?怎样死?死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那位同学也和我一样,脑子里全是大“?”。直到“四人帮”被拉上历史审判台,报上发表了新华社记者穆青、郭超人、陆拂为写的报告文学《历史的审判》,才痛悉:“在我们熟悉的朋友中就有这样一位同志。这是勇敢纯真的南国女性,名叫林昭。由于她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上海的监牢。但是,她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上‘顽固不化’的枷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年轻的生命。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我们只知道这样一个消息:1968年5月1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了她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4月29日被枪决。 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5分钱的子弹费。 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后来,我又读到上海《民主与法制》 杂志1981年第3期《林昭之死》一文,对林昭罹难过程才有较为详细的了解: 林昭的舅舅许金元曾是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4.12”事变中牺牲的烈士。林昭的母亲早年追随其兄参加革命,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林昭受其舅和母亲的影响,17岁参加工作,参加过“土改”,当过新闻者,在工作中成绩出色。1954年她以江苏省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1960年林昭因病回上海以后,与几个朋友编印了《星火》,她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长诗《海鸥之歌》、《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和一些针砭时弊的文章。林昭等因看了“南共纲领”,认为南斯拉夫情况和中国很相似,不妨将自己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寄给有关领导人作参考借鉴。她因而于1960年10月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因为她在狱中坚持真理,从不低头“认罪”,甚至变本加厉地直接有力地抨击“四人帮”大搞现代造神运动和愚民政策,终于从有期徒刑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林昭的妹妹谈到她最后一次探监见到林昭的情景:“一见她,我大吃一惊,她的打扮正与外面一片红色海洋截然相反。她穿了一件淡色上衣,用白被单当裙子,长长地拖曳在地上。手臂上套着一块黑布,上面用白线绣了一个‘冤’字。她的头发留得很长,齐根扎了一条白手帕,宛如过去戏台上的窦娥……我隔着铁丝网发呆了。当然,我想我是理解她这样打扮的含义,这是另一种反抗……”林昭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是:《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1979年1月, 北大发出了关于林昭错划右派的改正通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查了林昭案件,于1980年8月22日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宣告林昭无罪,冤案终于平反昭雪。1980年12月11日,林昭生前部分老师、同学、友好和亲属在北京举行悼念会。参加者有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罗青,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许觉民,前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人大新闻系主任罗列,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杨伯峻教授,乐黛云教授,作家林斤澜, 作家、 北大同学刘绍棠、陆拂为等80多人。我未能参加追悼会,发去唁电:“千秋岂短,浦江尚淌颦卿血;四载何长,粤海无平难友心,”以寄悲愤与哀思。

林昭的悲惨命运,令我想起张志新,想起我们这一代不幸的知识分子。林昭的悲剧,难道不是时代的悲剧么?然而,决定暂时胜负的也许是力量,决定历史胜负的却只有真理。被残暴的“四人帮”所戕害的林昭,虽然倒下了,但历史已经证明,她是真理的殉道者。她只活了35岁,正当开花结果的盛年,没有结婚,无儿无女,“质本洁来还洁去”。她宛如夜晚一颗一闪即逝的流星,生命虽短,但那划过天际的璀璨光芒,会点燃人世间许多追求真理的心!

1985年夏天,我游览了古城苏州,参观了名扬中外的拙政园,驻足虎丘胜景,饱餐了中国的“威尼斯”——苏州水域的美容秀色。回到广州以后,有同学问我:去看了林昭的坟墓没有?“什么?林昭有墓?”因为我仅仅知道林昭身后只留下一束头发。他说:有。那是几个同学凑钱在林昭的故乡——苏州给她修了一个墓,——“一抔净土掩风流”。不过,是“衣冠冢”?还是骨灰墓?也许只是一个纪念碑。但即使是纪念碑也罢,我到苏州没有去看她,真说不过去,令人黯然。可是我又想,倘见了她,我能说些什么呢?就说“安息吧,林昭”吗?对此废话,林昭的英魂,即使在天堂上抑或在地狱里,她乐意听么?想来想去,我似乎找不到一句适当可说的话,我只默默地对自己说:

“惭愧吧,后死的苟且偷安的‘须眉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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