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储安平与“党天下”(节录)

作者:政治类

戴晴

              六

[谋]①计策、计谋。《书·大禹谟》:“弗询之谋勿庸。”《三国演义》:

“某与吕布同乡,知其勇而无谋”……②图谋、营求。《左传·宣公十四

年》:“贪必谋人,谋人,人亦谋己。”谋略:计谋策略。《三国志·吴

志·陆逊评传》:“予既奇逊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

——《辞海·1935年版》

在1957年春天的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分别会见各界人士。在与新闻、出版界人谈话的时候,他老人家突然转向光明日报的代表,问道:是不是共产党员?那次出席谈话的是总编辑常芝青,他站起来,说:是,是共产党员。毛泽东说:共产党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吧!此时是3月10日。

考虑到毛泽东是伟大领袖的同时还是伟大的谋略家这一事实[1] ,很难断言他那时究竟是确实不知道光明日报由谁人主编,还是明知故问。因为,第一,光明日报向来就不曾由非共产党人士编过,后离任的前两届主编胡愈之与邵宗汉,都是身份不常而不是从未公开的cp;第二,早在9个月前,在他《论十大关系》讲话之后,中宣部就已经在紧锣密鼓地活动着,为光明日报物色总编辑。在这个讲话里,毛泽东已经预见到一年后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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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维汉有一段委婉而精彩的论述解释为什么谋略会伴随毛泽东一生(起码是1927年或1935年之后的一生):

毛泽东同志一生几十年都是在战争和斗争中度过的。对于战争,他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 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政治上同反动派斗争(此处的

“反动派”,或许应包括不同阶段的、本营垒内的政治对手,如张国焘、

王明等。——笔者)。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和策略同样非常英明,可以说运

用自如、得心应手。这些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对他脑子不能不发生影响。

现在我们国内是民主党派林立,其中有些人对我们还有很多意见。…

…形式上没有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实际上,

这些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就是反对派,在外交、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

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要改善。

我们要让民主党派人士,谈出自己的意见,只要说得有理,不管谁说的,

我们都接受。

要说话,总得有块地盘(大众传播媒介)。那时还没有《世界经济导报》,也没有《现代人报》,不知谁首先想到了光明日报[2] ,而且是非共产党员办的光明日报,于是开始物色主角。本来;第四届总编辑的第一人选是徐铸成。当时,这位倔脾气的老报人正经历着他那份缘抗日而创刊的文汇报的第三次停刊;第一次是在1939年,被日伪停掉的;第二次是1946年,国民党停的,这在前一节已经说到;第三次停在柯庆施手里,时间是1955年,公诸于世的名义是“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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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后来,又想到何不让文汇报复刊?于是文汇报1956年10月复刊。这两份报纸,在1957年春均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夏天以后,则作为“资产阶级方向”的代表,受到首当其冲的批判。

1956年夏,徐铸成正带着他文汇报的原班人马,北上首都,在与柳湜、叶圣陶(这两位是当时的教育部长)和谐的合作中,轻轻松松地编着一张周二报纸《教师报》。姚溱找到他。

“喂,心情怎么样?”这位当年的宣传部副部长问。

“很好,很惬意。你瞧,住在乡下,有一部小车,没事就到处玩玩。”

“嘿,昧心之论!你这人一辈子办报,现在一周两张的专业报纸,你过得了瘾、安得了心?”

“的确安心。既然说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文汇报停就停吧。现在教师报对我不错,就安心在这里做了。”

姚溱不再与他打迂回,单刀直入解释形势:光明日报决定完全交给民主党派,章伯钧仍任社长,常芝青撤离,中央的意思叫他接任总编辑。面对这足够诚恳的交底,徐铸成也以实言相告:

“做事总要有一个班底,不能一人唱独脚戏。现在我的人马都在教师报,让我光身一人去上任,这台戏唱不了。”一再谢绝。

“好,那就不勉强了。”姚溱说。

徐铸成拒绝了,中宣部开始进行第二人选方案。这次是乔木出马,亲自登门征求储安平的意见。

虽然又同龄又是小同乡,与他这位被封过三次的同行比,储安平是“嫩”多了。英国派头的他不认“班底”说,也不以“上无常操”,或者“上下一日百战”为然,那是上百、上千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有政协吗?有宪法吗?他只认fairy play。他不用拉拢谁,也不用提防谁,包括,比如说,常芝青。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天真,令人心恻。

在谈话中,乔木特别提到《观察》,提到他成功地编这本刊物的时候,联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希望将来主持光明日报,与这批旧朋友还要多联络,鼓励大家多写文章、多说话。乔木接着还特别补充说,过去工作上的助手也可以考虑邀些来帮忙。

虽然出自prf.laschi之门, 安平毕竟是中国人。他潜在的虚荣心、他对“三顾茅庐”之恩德的顾念,再加上他1949年之后实质上的不得志,都决定了他的欣然受命。乔木接着的作法也是颇具人情味的,先安排他到青岛去度蜜月(此时正值他鳏居10年之后的第二次新婚):

“把新疆的采访写完,上任的事以后再说。”乔木亲切嘱咐。

他去了, 并在海滨写作, 直到秋天。1956年11月,他收到章伯钧的信,称经“各民主党派公推”,请他出任光报总编。他于是也一本正经地复了信,表示接受。今天可以肯定的是,这“公推”显然不过走走形式而已——中国八大民主党派近40年历史,类似的形式不知走了多少——但这次,应该说,“策划”与“走”的双方,都没有丝毫恶意,虽然这已成的局面并不是人人都满意的——这点,储安平当时就有了察觉:

我当时有这样一个感觉,章伯钧并不欢迎我作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

对我的态度是很冷淡的,我和他过去太没有私人渊源,而党的推荐我出任

光明日报总编辑,他也不好拒绝。

读者在这里可将储与胡、章二人的亲疏作一个比较。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斗争中,他主要罪名之一竟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章罗联盟骨干分子”。

1957年初,按照乔木“联络老朋友”的指示,他去了一趟上海。从他后来所作的交待看,一到上海,就去拜望徐铸成。

当时,文汇报奉中宣部之命复刊已近半年,那场著名的关于电影的争论,正闹得火热。当时,宣传工作会议虽然还未召开,“双百”的提法已经传下来。徐铸成很兴奋, 但也有不少疑虑。两名小同乡都不再提10年前之嫌,反复切磋这8个字的含义。此时正主持着一张报的徐铸成处处显得比较保守,而即将接手另一份大报的储则“冒”得多了。他不同意“争鸣”只限于学术界,觉得应该扩展到政治领域,鼓励大家多讲话。他断言:“百家争鸣是全面的,电影讨论只是一个局部。如果电影都不能谈,还谈什么百家争鸣?”

读者在前面已经知道储安平办观察的劲头,对他在此刻所作如是说定觉毫不足奇。有趣的是直到30年后,在1986年一次软科学的闭幕式上,当一位开明的中共高级干部将此观点再度明确提出时,与会群众竟欣喜若狂,于是引出郑重的否定与又一次的再否定,直到今天尚未了局。

当时,储氏新的出任已在上海传开,原光华同学决定聚会作东请他。据赵家璧回忆:晚饭约在7:00,大家左等右等,等到9:00这位老学友才匆匆赶到。坐定之后,没吃几样菜,就被一部小车接走了——其红火与煞有介事至此。

几乎与此同时,在1957年那乍暖还寒的季节,毛泽东为说服党内接受“双百”的“亲莅巡说”,也正在紧张运行中……

先是在9省市宣传、 文教部长座谈会上,而且开宗明义就谈到今天谁都不大敢碰的“言论自由”:

有选举权的,宪法就规定他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得让人家讲话。我可

以批评他,他也可以批评我,这就是言论自由。有人间马克思主义可不可

以批评?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批评得倒,也该倒,证明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是

没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

接着和文艺界人士谈话。当时有一种风气,一篇文章的好坏,不看文章本身,只看“上头”对这篇东西的态度。在那次会上,大家很想摸摸主席对陈其通等四小“左”的态度。毛泽东的反应干脆利落:

说我说陈其通四人的文章是好的,真奇怪,我说是要放的么!

当时显得最为开明的康生立刻为这句话作注:“这是他们对‘双百’政策有怀疑。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正适合他们的胃口。”

在与新闻出版界谈过话之后,又会见高等院校校长,开场第一句话即为:马列主义从来就是主张百家争鸣的。

这位巡说人接着去了天津,这次是对党员干部:

对百家争鸣没有信心,对百花齐放怕放出毒来。我看完全不是这样。

若采取压服的办法,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

简单化、不讲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至于马克思

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

部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一样不可以批评的,只要谁愿意批评。什么人怕

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蒋介石那样的法西斯主义。

三天之后,老人家又到了上海。这里有他的好学生柯庆施。而且下面这番话,就是在柯庆施主持的会上讲的:

同知识分子问题、科学艺术问题有密切的联系的,是“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的问题。关于这个方针,我们还

需要在党内作许多宣传解释工作。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方针太危险了。百花

齐放,放出些鬼来怎么办?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人说,“民主党

派有什么资格和我们长期共存?还是短期共存吧!”“我监督你,我还用

你监督呀?你民主党派哪年打的天下?”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反对我主张收。

中央认为主张收的意见是不对的。……不但在纯粹的科学艺术的问题上,

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

自由说话。

接下去到了南京,会见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的党员干部。此时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没有谁能否认,在这一连串的会晤中,毛泽东雄才大略、博闻强记、风趣幽默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至于与会的大多数,如果不看他们毕恭毕敬的迎送,不听他们当时报以的掌声,仅从他们四个月之后的作为来反观,当时多半只有跟着傻听傻乐的份。

与这轻松融洽的气氛相对照,对人民日报的批评显得分外严厉。除了上文所引“死人办报”外,还有:

宣传会议未登消息是个错误。这次宣传会议党内外人士合开的,为什

么不登消息?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

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省委书记会上为什么听错了?这叫“各取

所需”。最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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