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压制不了的呼声

作者:政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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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仲强

自从中共提出“鸣”“放”政策及整风运动以来,不少人初步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盲从的习惯势力受到了打击,人民初步地提高了积极性。由于一部份人不仅喜欢研究理论而且喜欢用自己认为是最正确的理论去改进世界。所以“鸣”“放”政策不能与党的整风混为一谈, 不能以某些言论不能帮助党整风为借口, 而限制“鸣”“放”的范围。

有人认为“鸣”“放”政策的提出是由于我国过去几年来建设上取得成就,马列主义的广泛宣传,政权的巩固,这是没有说服能力的。不可否认这些原因是“鸣”“放”的必要条件,但它远不是充分的条件,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得不出人民可以充分享受民主权利,可以真正的管理国家政权的结论;否则就不能说明为什么会发生波兹南事件及匈牙利的十月起义,以及斯大林为什么能够破坏民主集中制及集体领导。“鸣”“放”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苏联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皆比中国先进,但就不提“鸣”“放”政策。所以“鸣”“放”政策可以提出,但也可能被执政党在一些借口下取消或有名无实。在中共所提出的反三害斗争中没有明确提出反教条主义,这是有其用意的,因为教条主义反面为修正主义,而提出修正主义,就使人联想到制度及路线问题,这样就不能符合共产党的最高利益。现在修正主义这个用语的意义很不明确,它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在某些方面有些混淆。有人喜欢称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一些言论、措施为修正主义,但同时他们又很谦虚地说:自己对南斯拉夫真实情况了解得很少。

人民不会长期容忍缺乏民主的生活的,但人民对民主内外体验及要求则和具体的历史条件有关,人民对新社会爱的基础仍是对旧社会的恨。所以即使新社会缺乏民主,但只要旧社会更不民主,人民仍是非常愿意接受新社会的,并尽全力去保卫它。由于我国人民没有民主生活的习惯,所以苏联人民可以在痛苦中容忍了斯大林一系列的罪行,而匈牙利人民就不能容忍拉科西——格罗集团的统治,而毅然组织起义,中共吸收了波匈事件的教训,了解到“鸣”“放”是可以缓和党、政府与人民之间矛盾的。作为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来说,总是喜欢知道国内各种力量对比的,这种对比的真实情况是不能从某些干部及文人们无耻的献媚及阿谀的颂扬中寻求正确答案的。但鸣放可以提供这种答案,通过鸣放中共可以估计到各种力量对比,学习对待各种不同人的手段,从而达到更巩固的专政。在“鸣”“放”中会有人反对社会主义及共产党,这是中共早就料到的,但是出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竞如此迅速地出现了两支性质不同的力量:①民主运动的力量,②右派的力量。由于右派完全反对社会主义,要求资本主义,他们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人民应当反对他们。民主运动的代表者们,他们喜欢思考一些问题,他们要问:三害是否和社会的某些制度有关,是否和党的领导有关。他们要求民主、自由、人道,他们无情地揭露过去的工作缺点,因而降低了中共的威信。由于他们对美好的明天强烈的爱,对现实生活中的缺点强烈的恨,他们对待某些问题上常有偏激情绪,别有用心的就是从这个弱点上对他们加以全盘的否定。这两种力量的出现,皆不符合中共的最高利益,(庸俗利己主义型及美化利已主义的利益)。中共对他们因而采取了对立的态度,并且将两种力量混为一谈,凑成一个所谓“右”派,从而对右派展开进攻。

为了使问题明确起见,探讨一下民主运动潮流和右派进攻产生的原因,还是有必要的,右派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只要有机可乘时自然会向社会主义进攻。随着国内资产阶级的消灭,这种力量会逐渐削弱下去。但搞一次大规模反有派运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消灭右派,民主运动和右派进攻的性质根本不同,不能因民主运动和右派进攻混在一起,而否定民主运动的意义,这种民主运动在本校表现为“五·一九”运动,它的产生由于领导者对三害根源解释及对过去运动中优缺点的估计不能令人信服,因而群众自发的起来探讨这些问题,他们要争取民主、自由、人道,而这些生活的基本要求,在过去是受到限制和轻视的。

为了正确地估计这次民主运动,在讨论问题时,大家应当有一个共同的前提,一切言行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应当以这个根本前提为参考。这个前提应当是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谈建设社会主义及要求党的领导才有意义。在这个前提下人民要求一个最完善的制度,及一个最正确的领导是完全正义的,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内保守势力却喜欢称这种要求为反社会主义,所以就应当对反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作一些分析。有人将社会主义基本特点归结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人民民主专政及党的领导。这几个概念皆非常广泛,但正因为它广泛也就缺少了具体内容,具体的社会主义并不像理论上所宣传的抽象社会主义那样优越。例如三害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反对社会主义中落后于基础的上层建筑,并不离开社会主义。事实上即使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是可以批评的,例如南斯拉夫公有制形式和苏联公有制形式并不相同,人们自然有理由怀疑现在公有制的形式是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最好的形式,对这种要求不应污蔑之为修正主义,事实即使有人要回到资本主义,只要他们不以行动来推翻社会主义,并且讲出自己的论点,那么也还是属于百家争鸣范围的。

从理论上讲抽象的社会主义也曾有一个抽象的共产党领导,抽象的共产党应无条件的拥护,但具体的共产党可以成为官僚主义的化身,例如拉科西——格罗集团,反对这种集团并不能算反对社会主义,中共不喜欢这些论点,因为它是以最大多数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而不是以共产党的最高利益为出发点的,事实上任何具体党的利益和最大多数人民利益常常不能一致,因而发生党、政府和人民的矛盾。在中国三害普遍存在,就是这种矛盾的表现,不及时纠正错误,党和人民的矛盾,可以发展到对抗,从而被人民推翻。

站在民主运动潮流中的人,要求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中作种种改革,从而争取一个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和更正确的领导,他们绝不是要回复到资本主义,按照派最初的定义,这种势力应当称为左派势力,中共是中间势力,还有资产阶级的右派势力。

本校“五·一九”运动是一次民主运动,它代表有理智的中国青年内心的呼声。过去被歧视的,不敢讲话的人开始讲话了,不少人抛开书本奋不顾身的投入斗争,为了人民最高利益,他们不考虑运动斗争对自己究竟会有多少好处。三害老爷们发抖了。因为他们又一次领教到人民的力量,真理的种籽是不会消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历史在一定阶段可以后退,但它总的趋势还是前进的。民主运动的代表者们,尽管有人污蔑你们为右派分子,尽力将你们形容成小丑,从而想将你们完全否定,但有理智的人会看清楚这些阴谋。你们应当心平气和,心安理得继续在你们所选择的道路上前进,历史会对你们作出公正评价的。

现在共产党人手中最有力的武器还是所谓立场、观点、方法,但立场、正义等和真理不同,真理反映了客观规律,他可以通过实践去检验,而立场、正义则是一个信仰问题,客观规律并不能告诉人应当选择某种立场,只有生活本身才能告诉人这一点,从立场来批评一个人的言论是最软弱不过的。

中共这次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因为他反对了真正的右派,但也是错误的,因为它将民主运动与右派进攻混为一谈,从而打击了进步力量。这种作法从长远利益看,非常愚蠢,对右派斗争流行一时的手法是批判会,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只不过是肃反时斗争会的变相而已。这种会不能解决思想问题,因为这种会的性质,不是学术性的探讨,而是政治性的宣传、鼓动,它在说理争鸣的画皮下,为了获得最好的政治效果,打击右派势力,争取中间势力。这种会在形式上可以不择手段,有些人不借用最虚伪的做作来获得听众由于一时冲动所赐予的掌声。

我估计这篇文章会受到多方面的攻击,一定有人警告我,若不悔改则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我应当声明我是不会被反革命分子利用的,因为在我和右派势力之间,还隔着共产党的中间势力,污蔑、谩骂、恐吓只能引起我卑视的微笑,即使最无人道的群众性孤立,我也满不在乎,为了真理、人道、民主、自由,我可以牺牲一切。

                        1957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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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诺在被烧死前说: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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