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发言综述

作者:政治类

胡稼胎

         他对农民看法的“根据”

甲、在七7月1日的会上,他说:农民,是根据我的经验和报上看来的,我的堂兄弟来信向我要钱,我儿子的同事出差到洛阳,看到农民很苦,又听到经济系陈振汉先生的发言,我讲的是根据少数听来的话。农民有5亿多人,我讲的是一小部分,诸位讲的也是一小部分。我讲这话,以后不久报纸上就发表广西的事件。

(齐香先生接着说:我们不要求你们解释,希望你端正立场。)

乙、他说“我自然是个地主”,但是,“我的情感是农民的情感”,“所以这次提到了农民问题”。在7月2日的大会上,他说:关于农民问题,我在14岁以前一直在乡下,我也放过牛,从前乡下农民苦,我知道的比你们多,所谓镰刀一上壁,家里没有吃。我自然是个地主,有四五十亩田,雇工种田的。我依靠田上了学,我进了香港大学,除了家里寄钱以外,有官费,有县里的津贴,我的兄弟也依靠田地进了大学。我因为看到农民苦,所以田租比人家收得少。我是看到农民苦,才这样做的。所以我说我的情感是农民的情感。也是因为我有农民情感,所以这次提到了农民问题。我从听到农民生活苦的个别事实推论到农民苦,是逻辑错了,但另一方面也是我有农民情感。

       他对党委会可以退出学校的根据

在7月1日会上,他说:我也表示这样的态度,党外的人是客人,党请客提意见,可以只提缺点,并不是请我们来恭维党的。当然像章伯钧,储安平那样大骂主人失去了客人的身份。党的成绩我也讲过,最大的成绩是改变了中国百年来受屈辱的地位,我不相信罗隆基,章伯钧等夺到政权后会搞得好。因为人总有错误,世界局势可能有变化,所以一定要首先做到内部团结,北京大学靠近中央,又有党员副校长,可以够了。党要依靠群众,党委可以退出学校,是因为它有三害,如果能改掉,当然多些人做事也好。学术方面的领导有党员很好,没有也可以,只要有人掌舵即可,因此,只需两个党员副校长,这样也就可以在政治思想上领导了。我觉得我说的话和周总理的话意思差不多。

   “我的话也许有错,因为人说话不见得合乎逻辑”

在7月1日会上,他说:许多话我在小组中已谈过,有的话传得不正确,说80%农民没得吃,我没有愚蠢到如此。

大家诚恳的动机,我很感激,我从儒家观点接受马列主义。儒家是讲仁的。所以接受社会主义,我觉得剥削是不合理的。年纪大的人有许多思想不能改掉,而且这些思想与马列主义并不抵触,我接受马列主义是移花接木式的。

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没有加入过任何党团,因为我没有政治才能。如果有政治才能的人当然参加政治团体。我认为党整风是好的,应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我对党是善意的,因为本着儒家博爱的精神,我的话也许有错,因为人说话不见得都是很合逻辑。

     他说党员是便衣警察,他认为是逻辑问题

在七月二日会上,他说:党员是便衣警察,我认为是个逻辑问题,我把自己经历过的少数事件,推论到党员是便衣警察,这种推论方法是不对的。我班上的同学向领导汇报我的情况,我认为学校是党委领导的,所以就想到报告的是党员,就得出,党员是便衣警察的结论。

   他的“动机““效果”和“产生效果”的“原因”

我的动机是本着儒家精神,但许多说法与儒家精神违背,这个意见我接受。关于“三害”问题,我说过共产党有成就,也发生了“三害”,但如果让储安平等人上台执政也不可能免去三害。人看问题是有许多毛病的,我说话主观方面是没有仇视党、敌视党的,但效果却如此,原因是因为我只说了党的缺点,没有说党的成绩。突出地提出了党的“三害”。

      他认为他的错误在于“用字上欠斟酌”

在7月2日会上,他说:有许多人提到立场问题,这可能是个问题,我是从儒家立场出发接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有仁爱精神与儒家相同。我是从团结愿望出发对党提意见的,但因用字上欠斟酌,结果与原意相反。我的话在听到的人看起来好像与右派野心家的言论互通声气。

最后,蔡鸿宾同志说,听了胡先生的辩解,我准备的发言显然是“落后”了,胡先生口口声声相信党,爱社会主义,但从胡先生的言论看却完全与资产阶级右派息息相通,这不是资产阶级右派,又是什么呢?董桂枝同志说:我不同意会这样开下去。我建议扩大这个会,邀请同学和系外的教师参加。希望他(胡)好好想一下,在会上表示态度。此外杨周翰、杜秉正、杜美、曾藩本、袭景浩、陈占元、赵琏和罗经国同志等接着发了言。对胡稼胎先生的不老实狡辩一致表示气愤。有些同志要求胡先生深思和猛省,否则就要斗争到底,最后主席表示接受大家的要求,研究召开扩大会议问题,对胡先生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彻底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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