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为历史辩护

作者:政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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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家、诗人和记史官

政治家对国家和政权负责,有他明晰的判断力和正确的政策;诗人对人道和良心负责,用爱和恨来褒贬世事,诗人永远记得×××在××××屠杀学生时的鲜血,但政治家为了少流更多的血,不得不请他当部长,而去镇压罪过小得多的伪薄蹲长。

记史官高喊:历史万岁!把一切都公正地刻在竹简上,以基狐、司马迁为自己的榜样。

政治家——冷静的头脑,聪明的理智。

诗人——激动的感情,良心和灵魂。

记史官——无情的刀笔,客观和事实。

这三种人对胡风问题的看法都不一样,我更倾向于记史官的看法。

        胡风是政敌的典型犯和过去式

查遍胡风的材料及意见书,并未找到他“藏有手枪”的话,他是用笔“且打滚,且作战”的,内心充满了痛恨和仇意,他可能是先天的反革命种子,但更大的可能是列宁说的——遇着他所心爱的理论和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恐怕难以为情,便背叛了我们。换言之,是后天的反革命。(姑如此称之,但统称是“政敌”。)

这个结论的获得,我并不打算从胡风的材料下功夫来保卫形式逻辑。因为我不是学法律的。然而从材料的意见书看,他们的确是:“先把自己变成老爷,再和老爷作战。 ” 在政治和文艺理论上,以“打倒”为目的,所以在感情上、在效果上(注意“感情”,和“效果”),胡风离开了革命的道路,另行组织一个集团来叛变了它。回忆1954年由蓝翎、李希凡发动的和唯心主义的一场作战里,胡风趁机起事,掉转茅头,所有的笔尖都对准党中央狂喷墨水。他的危害性在于使党中央,尤其是中宣部岌岌可危。胡风政敌的面目已经暴露,你看看那时应该用“和风细雨”还是“暴风骤雨”来对待他更好。

一群人,有组织、有理论根据、有阵地,有头目,抱着开仗的决心——这是典型的政敌。在当时不逮捕他焉有何法?(这不是共产党的新发明,而是历史提供的可靠办法。)

我们今天看问题,需是“此时,此地,此事”,但昨天看问题是“彼时,彼地,彼事”。胡风如果在进攻时注意时间,在情绪上不是那种样子,他就不是政敌。但事实毕竟已铸成。那我们的结论就是:

胡风是政敌的典型犯和过去式。

        历史在前进但留下了黑脚印

宁可流一百颗眼泪,不可失去六万万人的心。

政敌被捕之后,就称为政治犯,这种人在法律上有时很难把他们纳入情节里。当时过境迁、历经桑沧之后,再去判他们的罪,有时极难下手。

因此,凶狠的执行者,过去用“杀无赦”了结,而善良的执政者,则用“赦无杀”来了结。——也就是不了了之。共产党属于后者。

历史踏着坚实的步伐前进,势必在泥泞的路上留下黑脚印。要回过头来抹平脚印就前进得更慢,要迅速前进就顾不得这个。

胡风问题牵涉广、声势大,在人民心目中铸下了深深的印象,人民感到作得很对,如果现在发现当时处理胡风事件时确有不符合法律约束之处(如私设公堂,私拆信件,文字解释错误等等),我觉得不能反过来加罪于人民及其领导者,要那样做,人民伤心。领导者元气受挫,得不偿失,有百弊而无百利。政治的天平最灵敏。何去何从,当然判若黑白。

在前进的道路上留下黑脚印,领导者是伤心的,但宁可掉一百颗眼泪,决不可失去六万万条心!

马列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如果在动机与效果上是好的,他就那样做。

胡风事件如果将来公开具结,当然欢迎;如果将来不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我们当然了解领导者的苦衷。

人权和法制是一件弹性背心。聪明的主妇给婴儿做衣服要做得大些,以备他日后发育时合身;政治家比主妇更聪明,他请国家和政府穿一件弹性背心,人权和法制是弹性的,它不妨碍国家的发育,它是件背心,使心活动自如。

政治家有了远大的理想,在人民政权下使人权逐渐完美,但在历史的每一瞬间,例外的外延是完全不可能的。也就是人权和法制都有弹性。

一个普通人侵犯了人权, 非法审问另一个人, 监视他的行动,剥夺他的自由(哪怕是暂时的),他就要受到法律制裁。但肃反干部犯了同样错误时(何东昌说:“肃反的积极分子犯了错误”),显然政府不会判他们的罪,至多检讨,深刻检讨就行。反正,这个普通人和肃反干部作为“法人”(法律学专用名词)是完全相等的,但作为“生活的人”则还有所不同。乍一看,这似乎是“只许官家放火,不许民间点灯”。但仔细想想,再想想就明白了:当阶级斗争尖锐的一瞬间(你能否认胡风事件及肃反当时不是阶级斗争尖锐的一瞬间吗?),人权和法制是一件弹性背心。

共产党不是蓄意破坏人权,但是当时不如此,以后没有办法,所以弹性背心是客观存在的。有人以诗人的姿态高呼“人权何在”?一方面抹煞了人权的法制,另一方面掉进了形式主义的陷阱。

事实沉默在时间里,真理的眼睛向前看,手段是目的的仆人,人的心房偏左胸。

俄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说:“每一时期都是崭新的。他充满着自己的希望,包含着自己的幸福和悲哀。”(见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54年版《论艺术》)

这话的意思很明显,时代是变化了,生活的前景在今天都比以往更幸福而光明,旧事重提往往令人神经过敏和爱区区几出悲剧有没有必要呢?没有!回忆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是可以作为经验、作为教训,他的价值连城,倘作为良心、作为怨恨,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书呆子的感情。

过去某些事做错了,是悲哀的事实,最好让他沉默在时间里,而使真理的眼睛朝前看,迎接未来的生活。因此我同意,小鬼[1]关于 “平反的意见,但反对“反罪于干部”的做法。因这种社会如今还为时尚早,小鬼和一些人出来指问人权和法制,这是民主的做法,但情绪过于激动。带着诗人的心情和剑侠的愤怒,容易失去冷静。毛主席说:“民主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当然只是目的的仆人。小鬼在水利馆面前把民主抬得太高了,想要他回到旧时,过顽固的生活。所以只要民主,不要生活,是偏激的,民主不能给人吃饭,不能给人电影和话剧看,而知识分子即常常振臂呼吁这种民主,这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的差异,这也是就是学校整风特别激烈而外界比较太平的原因,君如不信,请三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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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鬼是清华大学右派学生韦德高的化名。

革命工农群众的心房,是偏在左胸的。他们对共产党更多的信任,更少的怀疑,知识分子总以为自己的心房长在胃里,是不偏不移正中央,说了许多正义的话,有些有道理,有些则是感情的副产品。我认为头脑清醒,心房偏在左胸边的人更为可爱,可惜自己做不到这点。少一点激情,多一点谅解——那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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