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章乃器——中共的诤友

作者:政治类

翟作君 王蕙炎

1957年,有份资料集名为《章乃器反共三十年》,这是配合“反右斗争”编写的材料。章乃器遭到了全国范围的批判,一夜之间就成了“极右派”、“反共老手”。纵观章乃器的一生,他恰恰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20多年的冤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得以昭雪,尽管此时章乃器的生命之火已经熄灭,然而他的事迹和他的名字将永载于中国史册。

          热血沸腾追求革命

章乃器,1887年3月4日出生在浙江省青田县小塬村的一个破落乡绅家。原名章埏,后因读《老子》有“陶人埏埴以为器”一语,遂改名“乃器”。

章乃器的祖父章楷,是清同治年间浙东名士,为人耿直,好济困扶危伸张正义。这种刚正不阿的性格,在章乃器身上得到继承。

1918年夏,章乃器从杭州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毕业后,进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当练习生。翌年春,他便辞职来到北京,进了北通州京兆银行,当了营业部主任。此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给年轻的章乃器以极深刻的影响。从此, “科学和民主”成了他终生不渝的信条。1921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他进了一家中美合办的实业公司。这里虽然待遇优厚,但是洋经理却骄横跋扈,章乃器不愿意卑躬屈膝, 只干了3个月便愤然辞职。章乃器回到上海重新进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

1927年3月22日,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占领了上海。章乃器欢欣万分,和人们一起走上街头欢呼北伐的胜利。当他“以为祖国从此可以转弱为强,中华民族吐气扬眉为期不远”而对国家前途充满美好憧憬时,蒋介石却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转入低潮。

这年11月,章乃器独立创办了《新评论》半月刊,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的各项政策,这是他参与政治的初步尝试。他把“要做潮流的指导者,不做潮流的追逐者”奉为《新评论》办刊的信条。1928年5月3日,济南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制造了“济南惨案”。章乃器在《新评论》上连续发表文章,他一方面呼吁对日宣战,另一方面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旧军阀换新军阀,或旧军阀做新军阀,还不依然是一个军阀?”他宣称:“几十年来帝国主义的压迫,几十年来政府的压迫,几千年来封建制度的压迫,这许多压迫还不沉重吗?当然,这一定需要革命——激烈的革命,非如此,无以泄发郁结的民气。”章乃器的激进言论,自然使国民党当局无法容忍,1929年春,便以“袒共”的罪名将《新评论》查禁。

          党的诤友 抗日斗士

1932年, 章乃器出任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副总经理。6月,又主持创立了国内第一家完全由国人创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章乃器为中国征信所制定了一套严密科学的工作制度,使该所的调查工作效率极高,受到了社会的赞扬。章乃器不仅是一位成功的银行家,而且他还是一位有成就的经济理论家,他主张用经济手段管理中国的货币和金融市场,以保护民族工商业。同时,他又是一位共产党的同情者、支持者。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武汉地下党的领导人杨贤江经常将款项汇到上海,通过章乃器存入浙江实业银行,保护党的活动经费。章乃器三弟章郁庵是共产党员,曾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就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的公开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曾多次将苏区运来的金银交章乃器通过银行换成现钱,充当党的活动经费。

30年代初,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一些同志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处境危险、生活困难,章郁庵便通过章乃器把这些同志安排到中国征信所挂名支薪,隐蔽待命。1935年陈云在长征途中奉命到上海恢复党的工作,也是通过章乃器与章郁庵联系上的。当时章乃器曾安排陈云在秘密住所隐蔽,后来才转道前往苏联,可见章乃器为党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

1935年12月,他与马相伯、沈钧儒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正式成立,发表了《救国运动宣言》,提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主张,章乃器被推选为该会的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主管财务,兼作宣传工作。

目睹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而蒋介石仍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继续实行“剿共” 内战,章乃器于1936年1月在《大众生活》上发表了《四年间的清算》一文,文章指出:“在‘前方军事剿匪,后方文化剿匪’政策之下,杀戮了多少的勇敢有为的英俊少年!毁灭了多少田园庐舍!消耗了多少枪械弹葯!到了今日,外无以攘,内未得安。‘外力’积极‘内侵’的结果,连安内的基本地带‘长江腹地’都受到敌人的威胁,这样下去,恐怕就要到‘无内可安’的末日!”他在文中呼吁:“我们不能再用自杀的手段,伤耗民族的元气!”“停止一切内战,大家枪口一致向外!”他还表示:“刀锥斧钺,我自己来担当”。沈钧儒当时就称赞这是一篇有血有肉的好文章。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6月2日,沈钧儒、章乃器前往市政府会见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向他阐明全国各界救国会的宗旨,递交成立大会宣言等文件。吴铁城当即诬称救国会有野心。章乃器和沈钧儒毫不为吴铁城的诬指所屈,严词拒绝收回《宣言》。而后,章乃器与沈钧儒、史良等前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愿,提出立即对日抗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保障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等要求,并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以扩大宣传救国主张,唤起民众。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提出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救国主张后,章乃器同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四人发表署名文章《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条件》,公开表示赞同。文章发表后,国内外反响很大。

由于救国会的团结抗日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国民党对他的仇恨也与日俱增。章乃器也不断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威逼利诱,章乃器干脆辞去了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之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爱国运动中去 啡国会的活动,也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度仇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终于对救国会下了毒手。1936年11月23日凌晨,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被国民党当局无理逮捕,成为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 啡国会领袖无辜被捕的消息传开后,激起了人们极大义愤,抗议和营救的文、电雪片似地从国内外飞来。七位爱国领袖被捕后20天,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于国内外形势,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释放“七君子”。

章乃器出狱后,斗志不减,将他在狱中撰写的《救亡运动论》中的《抗日必胜论》和《民众基本论》的两个部分印成小册子于1937年10月正式出版。他在文章中提出了“武器的力量并不是绝对的,而人的力量毕竟还是决定胜负的因素”的重要见解。他还批驳了形形色色的亡国论调。他指出“有些人把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日苏或日美战争的爆发,中国与英、美、法等国的结盟等外力因素上,也是不现实的。是机械主义的抗日论。”他认为“抵抗侵略主要的力量是我们自己。”

1938年3月, 章乃器应安徽省主席李宗仁邀请,出任省财政厅长兼安徽省银行董事长。在任职期间,他了解到新四军军饷很困难,便以统一税收的名义,报请省政府每月补助新四军3万元。 这在当时“是任何地方政府所不敢的。”结果,1939年3、4月间,蒋介石终于下令“另有任用”罢了他的官。

        “红色的资产阶级”民主人士

抗战胜利后,章乃器筹建昆圣影片公司,同时积极从事民主运动。1945年12月与胡厥文、黄炎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民主建国会成立后,即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

1946年2月10日上午, “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在校场口广场举行,到场群众万余。国民党当局派出特务暴徒殴打与会群众,受伤、失踪者达六十余人,制造了“校场口血案”。事发后,章乃器、郭沫若、阎宝航即向公众披露了血案真相,强烈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

1946年4月,民主建国会迁往上海,章乃器也到了阔别8年的上海,继续从事和平民主活动。 1947年9月,蒋介石阴谋对民主人士大逮捕,章乃器被迫流亡香港。1948年底,应毛泽东的邀请,在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下,章乃器和其他三十余位民主人士搭乘苏联货船阿尔丹号北上。1949年1月7日船抵大连。章乃器在东北亲眼目睹当家作主的工人、农民努力进行生产建设的热烈场景,而旧社会常是的烟、赌、婬、乞等弊病,在解放区几乎绝迹,这使章乃器感慨万分。一次参观途中,同行的人们唱起了一支革命歌曲,歌曲第一句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章乃器认为要确切表达党的历史功绩,建议在“中国”之前冠以“新”字,将歌词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久,章乃器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你的建议很好,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改过来了。”

1949年6月15日, 章乃器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 10月1日章乃器出席了隆重的开国大典,并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兼财经组组长、政务院编制委员会主任。1952年8月, 章乃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以后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主建国会副主席。由于职务上的原因,他经常涉及一些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 政策问题。1955年4月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章乃器发表了这样的观点:“民建的性质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内的, 要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党派。 但他同时声明:“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个政党。如果外宾们说那你们的党可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那我认为可以欣然承认。”1956年,章乃器在民建会第一届中央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发言说:“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指着我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我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的存在?’我提的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既然可以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有什么不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政党?”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章乃器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也已经基本消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笼统地提两面性,不利于调动工商界的积极因素。与其笼统地提两面性,还不如在大力鼓舞生产经营积极性的前提下,具体地指出必须改造的那些资本主义的思想作风。这些都是章乃器在国内出现了新形势的情况下,对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的转换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新的估价,在理论问题上作探讨时所发表的一些观点、见解。

          披肝沥胆 推心置腹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毛泽东于4月30日起,多次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号召他们对政府的错误和缺点,大胆提出批评,帮助党整风。章乃器参加了其中的三次。5月13日那次座谈,章乃器因事未能出席,但仍送去了一份书面发言,并附去信函一封说明稿子是“信笔直书”,是草率,但也是直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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