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大胆向党和党员提意见

作者:政治类

黄继忠

最近在报纸上和我们学校的座谈会上揭露了不少人民内部的矛盾,我认为其中最基本、最尖锐的矛盾是党群关系,因此想在这方面发表点粗浅的意见。

        解放初期党群关系比现在好

党和党员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是经过一些演变的。在解放初期,党和党员在群众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威信。而今天呢,党的威信当然还是很高,但是由于下面要谈到的种种原因,党群关系恶化了,党员和群众之间竖立起了一堵堵的高墙,群众见了党员有一种疑惧和敬而远之的心理,跟党员不说真心话。傅鹰先生说,和朋友在家里谈知心话,看见党员进来就把话题扯开,谈些无关痛痒的话,这是很说明问题的。日前我去看一位以前在我们西语系的老先生,他说党群搞得很不好,在这方面简直是怨声载道。我认为这话并不过分。下面我要谈谈党群关系恶化的原因。

      党员有了党性,好像就不能兼有人性

首先,这几年来,党员(当然不是全体,但也不是个别,可以说是一般的,恕不仔细区分)对于群众渐渐由最真诚的人而变成虚假的人。他们戴着一副假面具,装出改造人的道学面孔;在会上专等别人暴露思想问题,好给他批判一通,而自己却对任何问题不发表个人的意见,从来不肯暴露自己的思想问题。实际上有没有思想问题呢?当然有,今天党员的政治觉悟有一部分是非常高的,但大多数是解放后入党的,其中有的在思想上比群众只是先走一步,略胜一筹,有的恐怕还不如群众。不肯暴露,只是表现他们的虚假而已,群众觉得党员跟他们不是一样的人,群众有的问题,他们没有,因此对他们敬而远之。另一方面,党员同志压抑着自己的人性,不让它跟群众见面,他们和群众只有改造者和被改造者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一点也没有,更谈不上友情。有的人入了党便跟以前无所不谈的朋友疏远起来,见了面僵得无话可谈;有的党员原先和群众格格不入,群众关系恶劣,但因为某种原因取消了党籍,反而变得很可亲,也和大家交起朋友来了。这种情形我们系里就有,真是令人不解。这是一阴森可怕的风气,它扼杀共产党员的人性,好像党员有了党性,就不能兼有人性似的。这种情况在年轻人身上起的作用尤其令人寒心。我系的党员大都是刚毕业两三年的同志,年龄都很小,他们做学生的时候,活泼可爱,生气勃勃。一毕业留在系里工作,当上了支部书记或委员,立刻就一副老气横秋的党员面孔,青春的热情与活力都给埋葬起来了,人的活生生的生活气息在他们身上一点也嗅不到。这种气氛在同学党员中也有,好些活泼而真挚的年轻学生,入党之后变得少年老成,对同学和先生不随便说一句话,不随便笑一声。我校党委会中不少年纪很轻的的男女同志,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一群小和尚和小尼姑,一个个沉默寡言,老成持重,仿佛都己看破红尘,和五情六慾都已绝了缘似的。把生气勃勃的年轻人弄得这样暮气沉沉,这能说不是扼杀人性吗?其次,今天有些党员的特权思想颇为严重。毛主席明明说,国家是人民大众的国家,国家大事几个共产党员包办不下来的。而事实上,今天共产党员大权独搅、包办国家大事的情况相当普遍,从最高政府机构到机关、学校、农村、工厂、军队,比比皆是。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政府中有职无权,报纸上天天可以看到。有的机关主管人是党外人士,副的是党员;有的正的是党员,副的是非党员。但无论正、副,权总是在党员手中。拿我们学校来说,就给人这种印象:真正的领导人是江副校长,而不是马校长。教务处、总务处、也是如此。各系的总指挥也不是各该系的系主任,而是年轻的党员系秘书。昨天我系系主任冯至先生的发言中提到他以前在西语系是应声虫,其实这是很普遍的事,大家也都心中有数。连作为群众组织的工会中也是这样,我在北大工会当过几届委员知道的比较清楚。工会有好几位主席,但他们都是不大问事的,实际上决策的是党委会派来的秘书长。

    有些党员对本门业务一窍不通却居高位拿高薪

还有一种更糟糕的风气,对党的威信大有损害。那就是今天有些党员借着共产党这块招牌吃饭。他们对于本门业务一窍不通,不学无术,却居高位,拿高薪,而且当之无愧。有的人居然拍着胸脯,大言不惭地说,老子根本不靠业务吃饭,老子是靠革命吃饭。今天党内似有一种按革命资历封官的风气,比如说,一个1938年参加革命的党员,分配工作时就要看看他同时的党员是个什么长,如果一般都是司长,那他也得封个司长;一个1945年参加革命的党员就必分配他个科长,诸如此类。这种风气对学生党员也有影响,有的学生党员业务不行,但毫不感到恐慌着急,仿佛毕业后做领导干部满有把握似的。共产党员享有的特权还不止于此,比如说出国留学就是他们的特权,非党员是没有份的。当然,共产党员如果板起面孔来算帐,说老子这么多年,享受这点权利还不应该吗?如果今天的问题单是论功行赏,那你尽管享受特权,大家没有话说。不过,共产党还要不要保持为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呢?你还想不想维护党在人民大众当中崇高的威信呢?这种特权思想如果发展下去的话,就会形成另一个脱离人民大众的统治阶级,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所以,毛主席今天提出整风的号召,真是最英明不过的措施。说到这里,我想向我校的党委会提一个问题:去年知识分子政策提出之后,我校一阵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我听到的一些名字是严仁康、侯仁之、冯至、陈定民、季羡林、曹靖华等。一分析,这些同志不是教务长,就是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领导干部。这给我一种错觉,好像是专门吸收领导干部入党似的。(对这些同志个人是否合党员标准,我不了解情况,无发言权。)这到底是一种偶合呢,还是有一种什么思想在作祟呢?提出来供党委会参考。

      在学术上,让专家们去领导不是更好吗

总之,这几年来党员居功自大,排斥党外人士的宗派主义作风是相当普遍而严重的。这几年来,党的改造、团结利用知识分子的政策完全正确,但通过党员干部执行的结果,却产生了很不好的副效果。共产党员的表现,叫知识分子有一种做仆从的感觉,似乎自己不是在直接为祖国和人民服务,而是受雇于党员似的;党员似乎不相信知识分子有主动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愿望,仿佛他们非要共产党员拿着鞭子在后面监督着才肯好好工作似的。这种态度使知识分子心里很不痛快。历史系有位先生对系主任助理夏自强同志(党员)说:“我们之间,你是主人,我是奴仆。”这句话是值得全党的同志细细寻思的。要知道作为一个国民,每一个人和国家和人民之间有一种亲密得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任何人也不喜欢这种关系给第三者间隔开来;为祖国效忠、为人民效劳,是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每人神圣的天职和权利,也是大家热切的愿望。因此,大家不愿意受做客的待遇,大家热烈要求以主人公的身份主动、直接地为国家尽一份力量。大家要求真正的主人地位。

这里我想顺便谈一谈党能不能领导科学的问题。到如今,我还不懂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共产党领导整个国家,确立社会主义方向,制定政策,这是没有一个人民不拥护的事。可是这是不是说全国的科学及高教机构每一个单位行政、学术上(除了党委)都必须是共产党员直接领导呢?我看不可能也不必要。这些地方让各该行的专家们去领导不是更好吗?难道这就不是党领导了么?难道今天知识分子不是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吗?也许我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些,但是我确实不了解为什么要争论这个问题。

 年轻党员不宜做领导工作,不如回到业务单位做点实际工作

此外,我想谈谈年轻党员能不能领导的问题。我们系里的老先生谈到这个问题时,总说能领导,毫无问题。我个人则认为大有问题。这些年来年轻人(主要是党团员)与老年人之间的格格不入原因之一,就是年轻党员领导的直接后果。首先,这种领导关系不自然。拿我们系来说,这几年来党员系秘书、党支部书记及委员们大都是刚毕业的学生,毕业前受先生们的教诲,对老师很尊敬,一毕业就大模大样对系主任及全系教师摆出一付领导面孔,这怎能自然呢?他们无论在业务、经验、常识哪一方面都不如先生们,即使在政治觉悟方面,高得也极有限,只是比大家先走一步而已。结果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双方都感到别扭,工作不易做好。第二,年轻人居高位易助长青年得志,目中无人的官僚作风。第三,年轻得志,还会助长不知艰苦、不肯老老实实去钻本门业务的歪风。凡此种种说明年轻党员居领导地位不但工作不易搞好,就是对他们自己也是一种害处。为了爱护年轻的共产党员,不如叫他们回到自己的业务单位上老老实实地去刻苦钻研,做点实际工作。

              (原载《北京日报》1957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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