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怀监狱

作者:政治类

聂绀弩

我常常怀念监狱,也常常对人谈监狱。

“监狱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这句话谁都知道。没有进过监狱的人,凭自己的想象,不是超过监狱所实有的不仁慈,就是不及它实有的。这很自然,因为本来是想象。

什么都不可以绝对化,一绝对化就会变为形而上学。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监狱在不仁慈中有它的仁慈的东西,有很仁慈的东西。我将只谈这方面。

          一、监狱是学习圣地

前天李四来,即曾和我在监狱推水,我曾填过一首沁园春词和一首七律赠他的那李四。谈到监狱,他说:“坐了7年牢,前5年白坐了。什么也没学,后二年碰到你,才有书看,知道怎么看。才一心一意,专心专意地看,接着一直看下去。脑子也灵活起来了,有强烈的读书的慾望,或者说‘瘾’,不看就不舒服。那是我看书最多的两年,但似乎只有在监狱里才能如此,一出狱就不行。例如《资本论》,刚拿到手,咱们就分手了,你把书带走了。没法,出狱后,搞到一本,想看下去,但总也看不下去。环境同脑子都不同了。”

他说的监狱是山西稷山县看守所。他是在那里同牢房的,我们是在那里才公开看书,买书的。看守所和监狱,应该有所分别,但看牢的人也未必十分清楚,且不管它。李四的话是有道理的,我曾劝凡有点文化的人看《资本论》,也写信劝外面的人。但有效的只有监狱里的人,外面的没有一个人有效。有一个小郑,在临汾山西第三监狱, 不过中学程度, 他看见我读《资本论》,问:“好懂吗?”我说:“有耐心就好懂。”“怎么叫有耐心呢?”我说:“以为一看就懂,看一遍就懂,它是不好懂的。如果一遍不懂,再看一遍,再不懂,看三遍,看一卷嫌多,看一篇(第一卷共七篇),先看一篇,把一篇弄懂了,再看其他各篇就好懂些。无论什么书,要稍微得到一点理解,都不是看一遍就够。瞧!”我把《资本论》第一卷给他看:一共七篇,每篇尾上都用红铅笔注着:年月日时至此第几遍,那时的注是第十遍。这注是给自己看的,也是给别人看的,告诉他,我是怎样读这书的。小郑说:“既然一遍看不懂,有什么兴趣看二遍呢?”‘所以说要有耐心。读第一遍不懂,不是说一句也看不懂。总会懂一些,不过和不懂得部分不成比例。二遍也不会全懂,不过要比第一遍懂得多一些,三遍懂得更多一些,这样做,总有一天,懂得的部分会多过不懂的部分,以至于全懂。我看了十遍《第一卷》大概将近于全懂了,但离通,还远哩,更不用说精通了。一遍比一遍懂得多,也一遍比一遍兴趣大,怎么没有兴趣呢?”小郑说:“照你这样说,一辈子看书好了,还有什么工夫作别的事呢?”我说:“第一,我说的我的经验,别人不一定适用。我是个学生,中学门坎未垮过。数理化一窍不通,政治经济学毫无基础,读这书的时候已经70岁了,脑子一点也不灵活,所以……至于别人,比如说你,可能比我强。第二,假定马列主义是一百部,并不要每一部都要下这种功夫;对某几部真下了功夫,再读其他的书就容易了,一通百通,触类旁通,那是另一番境界。”这小郑,这只进过中学的30来岁的年轻人,听了我的话,就把第一卷借去了。我留心观察,他真在看,不多几天,看了大半本。我问他:“懂么?”他说:“好懂极了。说得浅,解释多,似乎惟恐你不懂。”我说:“这就对了,本来是写给工人读的。”

爽兴说说我看这本书的经过。当未看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听来的:《资本论》难懂。作文字工作几十年,也未见有人真看这书的。在稷山看守所时,过了一年多,由于一再申请,也由于我年纪大,不干什么活,干事才准许看书,并给买书(以前在北京监狱,除了读报和讨论报上文章外,什么书都不准看)。最初替我买了一部小《毛选》,后来又替我买了《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别的。看这些书时,忽然想起:一不做二不休,何不趁此读读号称难懂的《资本论》呢?因为这部书太大,万一买来看不懂,岂不真成了”吃不了,兜着走”了么?于是做点准备工作,先看《价值、价格及利润》、(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之贫困》等书,觉得勉强可懂,才写信回家要寄《资本论》第一卷(稷山书店没有),且嘱只要第一卷,以防寄多了,看不懂 栋寄来了,看了一两遍,觉得能懂,就写信要以后各卷。犯人的信,都要经干事检查的。好干事,看了我写的家信,跑到窗口来说:如果性急等不及,可以先在外面向别人替我借一本第二卷。他果真这样办了。借的郭、王译本,直行的,后来家里寄来了全集本二、三卷,又从二卷知道有第四卷,是近几年由苏联许多专家整理出来的,于是又写信去要四卷书。只第一卷看的遍数多,其他各卷多者也不过三四遍。但比起《反杜林论》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两本书来,却是少的。那两书各看了二十几遍。

看多遍,不但解决懂不懂的问题,也解决记忆问题。我记性坏,随看随忘,看一百遍也记不住。不但看,还用种种方法——记、抄、默写都干过,但最后还是忘了。和个别句段不懂,不碍全局一样,记不住,还是能改变思想。但这些,都是在监狱比自由时容易办到得多,在外面,不但时间不充裕,尤其难有这样大的恒心。

在北京半步桥监狱时,有一个门头沟矿工是文盲,从大学生张苏学认字,竟认识了上千的字(但在另一号,有一个文盲公社社员,怎么劝他学认字他也不学。)在这号里,十几个犯人中有七个高级知识分子。如巨赞、梅洛、徐迈进等。有些青年工人特别要学点哲学,梅洛就给大家念《毛选》两论,随念随解释,念后还讨论,几个“高知”争着发言,颇为动听。不过这是犯人自动组织的。

在监狱里,碰到过两个青工异人。一个是上述的李四,是在梭山碰见的,本来是地铁的,出狱后作了几年木工,那时不过二十三四岁,看《资本论》比我快,比我理解得多。看《自然辩证法》理解得更多。另一个是小蒋,是瘸子,电工,25岁,手边一本书都没有。对《毛选》无论提什么问题,他都记得在几卷几页。对先秦诸子,也看过不少。这人谈笑风声,恢谐百出,是我们大家的宠儿。我在监狱作旧诗,是从赠小蒋开始的,还记得首句:“沁园春寻蒋山青”。但不久我就调走了。哦,应该说还有一个人,名董笑,不到20岁,是个扒手(行话谓之“佛爷”,大概是什么也逃不过他的五个手指之意)。别的事不说,读报,抑扬顿挫,悦耳娱心,非常得宜,从来没听过读得这么好的。批林批孔时,几个号的人要我讲读一些文言文件。讲了之后,有人说:“看不懂,别人讲读,听不懂,你一念,不讲,我也懂了。”但我自觉远不如董笑读报念得好。董笑曾对我谈鲁迅,谈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这很使我惊异。我许多“同犯”中,鲁迅似并不曾存在,更不用谈具体篇章。

野马跑得太远!本来是说学习,回转头来吧,从稷山再转临汾,号里每天早晚都学习,就是读报讨论,个个都要发言。这次我所在的队叫“老残队”,我的打油诗曾有句:“谁把《老残游记》续”,想不到真作“老残游”。学习中发言,以一个瞎子说得很好,可惜连姓名都忘了。他自称是贼娃子,入狱时眼还未瞎。他是个舌辩之士,脑子里逻辑性很强。声音洪亮,一发言千军辟易,万籁俱寂。但据说识字不多,所谈也确与书本之类无关。尽是具体事实,尽是这监狱的前后大小事实,好像是一本活监狱史,那些事也不知他怎么知道的。他的发言,都是根据本日的读报或以前的读报,然后用本身在监狱内外和今昔的具体事件为证,所以说得特别贴切洞详,无论措词有时很粗鄙,只要细心听,总可得点或悟点什么东西。

除了这个瞎子,号内的人,每当学习,几乎都可说一套,不问深浅、高低、繁简的总算是一套。别看轻这一套,真是得来不易,据我所知(我曾调过好几个队,几个号),这些人,原来有的是文盲,进到监狱里才学认字,几乎全部原来连国家、革命、政治、阶级、国民党、共产党、新旧中国乃至抗日战争都不知道(不知他们住何处),都是在监狱里学习的。

临汾比稷山究竟算大地方,各队都有公家准备的书,全狱有个大图书馆,马恩列斯全集之类全有,而且不只一部。

         二、监狱里医疗卫生方便

年老多病,不良于行,更不良于呼吸。住在效区,离医疗关系的医院远。三轮已废除,街车无力挤上挤下,出租汽车难叫。单位有车,自己已是不干活,白拿工资的人,不好意思常向单位要车,这些都不谈。到医院看一回门诊,在我说来,还是折腾太多。请大夫到家里来看,那是另外的麻烦。尤其是临时小病,值不得就医或自己就知道用什么葯,叫人到单位找卫生员或到葯店买,也都不太简单。因此,我常常想起监狱的医疗的方便——

监狱的医院开在监狱里头,有病,大夫到监号里来看。

这就比外面任何单位都方便,除了医院本身。县看守所没有医院,不谈。

在北京半步桥监狱, 生过一次肺炎。两三个月,透视了7次,不能走路,同犯背我出进。

在临汾监狱很有些特色。其中之一,就是犯人在外面本来干什么事,在里面还是干那事,理发的还是理发的,木工还是做木匠,厨子还是做大师傅,大夫还当医生,称为“医犯”(似乎只有医生如此,没有“木犯”、“厨犯”等称号)。临汾监狱医院的大夫全是犯人,有几个是北京转去的,也有干部大夫,不轻易给犯人看病,做些什么,不知道。大夫是犯人,确也有些好处,大夫与病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大夫更能照顾病人的情绪,病人也较少有在干部面前的那种自卑感了。但是好的条件,是医院离监号更近。北京监号是楼房,生了病要上上下下,不免吃亏。临汾则是平房,监号分若干队,每队一个院子,其中分若干号。医院就是其中的一队即其中的一个院子。也就是其他各院各队各号的或远或近的左邻右舍。每天有一定时间出诊,急诊随时可看,且可叫医犯到号里来看,或同犯用怠盾抬到医院去。

我在老残队,老残队也有不老不残的人参加。否则连饭都没人给打了。老残队有些人也参加点劳动,我参加的是“拣菜”,即在厨房洗菜、削土豆、萝卜之类,但也有相当重的,如刨西葫芦、冬瓜。一个老西葫芦或冬瓜,重几十斤,搬不动,皮有半寸后,刨的工具又极钝,有的就是在小木板上钉一条洋铁片,刨不动。一碰到这种场合,旁边往往有年轻小伙子替我搬,搬来了还刨几下放在旁边,刨过几下的瓜,再刨就省力多了。

有一次,正在刨瓜,一个人蹲在身边看。一回头,就是那说我读文件一念就懂的那人, 他也是北京转去的, 现在做“医犯”。他问:“你刨得动么?”我说:“对付着刨。 ” 他说:“你有病,应该去看病。”我说:“我没有病。”他说:“有病,你自己不知道。星期四一定去看病。”我说:“找你么?”他说:“找谁都行。”到期,我去了,找了个年纪大的,我想他也许经验丰富一些。他看了我的名字,问:“是你么?”诊病后,大声说:“你回号休息,不要劳动。”说完,就把我的名字记入休息三天栏内,并说下星期再来看。下星期一我又找别个医犯看,也叫我休息三天。这样,除了星期日,我都不劳动,一直过了很久。原来医犯有准许病号休息三天的权(还要干部大夫批准,但似乎没有不批准的。)但这是一段附带的话,本意只是想说明在监狱里看病,比在外面方便得多而已。我经常怀念医院,主要就为这。还有,监狱里一般比农村讲卫生。比如临汾,每星期都理发。理发师多,不怕理不过来。用水方便,有富裕时间。比如稷山时,凡初进来的犯人几乎都是被子几年未洗,一阵气味,被上和身上都是虱子,进来了才在同犯的督促帮助之下洗澡洗衣服,焕然一新。

          三、监狱伙食不太坏

“一个人顶好不要和公安局打交道,一打上交道,就难免常在监狱出出进进。来过一次,难保不来二次三次,以至更多(例如“佛爷”之类)。来就来吧,没有好招待,请吃窝窝头。开店的不怕大肚汉,随便吃!”

这是北京半步桥一个看守说的。看守,名称似乎不好听。犯人都叫他们“队长”或“指导员”之类。但临汾的队长或指导员是正式职务。也有的叫做干事。临汾监狱没有像北京那样的“看守”,监号,队,都是用犯人管,队门也是犯人看,通称之为“值星员”,一个号里一个值星员,负责学习、打饭及一切有关事务。临汾的犯人也好管,衣帽都是特制的,一望而知是犯人,身上也没有钱,每月发两元“零花”,是一种只在监狱小卖部可用的“狱币”,自家有钱也要换成这种钱才可用。可只给人很少的一点点,多的存在银行里,一句话,不容易逃走,谁都管得住。

说“来了请吃窝窝头”,好像监狱吃得很坏,其实不然,甚至可说大谬不然。北京半步桥,一星期改善两次,有时好像达到隔天一次。吃饭前,如果听见外面有人喊“有回民没有?”就准是改善了。改善,总是每人可分到一碗肉,有的多到二十几块。(至于回民,至少给两个盐鸡蛋,有时四个。)都是好肉(临汾比较差,常吃肉,都是头蹄内脏,似罐头厂剩下的,烹调也差。但临汾也常吃鱼(带鱼),(北京则一回也未吃过))。凡改善,主食也改善,不是白面馒头就是大米饭,不改善也不坏,最多的场合是西红柿甩蛋汤,犯人见了,似有不屑一顾之态。有一阵子关了一些学生。不知哪个号里有十几岁的小姑娘嗲声嗲气地喊:“看守叔叔,跟我把馒头烤一下吧!”爽性插一段:黑龙江虎林监狱,逢年过节之前,总会有一两个老头之类关进来。他们是附近居民,对于出进监狱之事非常内行,过节之前总有办法(多数是打老婆)犯点事被抓进监狱去。看守见了他们就笑:“又来过节了!”因为过节定有肉吃。过了节,因为犯的事小,也就把他放了。至于梭山看守所的伙食很差,我本不想谈坏的方面,不谈。当我在半步桥吃得满嘴是油时,不免偶然想到:如果全国农村,都吃到这种伙食,那将是什么情况。

            四、结 语

把监狱说得这么好,似乎比外面还好,不怕有人看了,恨不进监狱,恨未犯法,因之也就是鼓励犯法么?鲁迅说过:北京模范监狱,许多条件,有的条件比外面还强,只有一个条件不好:不自由!一开始我说过,撇开一切方面,专讲我所经历的,我所怀念的它的好的方面。

其实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我来说,最适宜于学习的,是稷山看守所,但伙食很差。对文化落后的人,学习最好的是临汾监狱。医疗条件最方便的,主要是临汾监狱,其次是北京。伙食最好的是北京,其次是临汾。各个监狱,都有这么一两点好处,写在一起,说不定有人认为一切监狱,都具备这一切好处,这不怪我,这不是我的意思。

再说一点。本与监狱无关,而是从监狱看出的。不是说农村里穷么?不是说中国人民能吃苦么?何以见得呢?从监狱最可看出。有些犯人,刚解放就被捕判刑,多半是无期或死缓。判得对否,是法院的事,与监狱无关。且说一判刑,衣食服用就都归公家供应,而且每月发两块钱零花。我再次到临汾时,知道有人把零花积着不用,寄了几百块钱回家了。刚听,把我吓了一跳,怎会这样多?可不,1月2元,1年24元, 10年240元,24年480元,二十几年,该有多少?难得的是他的家里(不知情况如何)竟需要他每月两元的补助,而他自己二十几年,一分钱也未花!还有把公家发的毛巾、肥皂、牙刷、袜子,积起来趁家里有人来接见时,偷偷交家里人带回去。但往往带不回去。因为这是不被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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