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缅怀聂绀弩

作者:政治类

冯亦代

自从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协现代文学馆为聂绀弩诞辰90周年召开座谈会的请柬,对绀弩的思念始终萦绕我的心头,久久不散,而且越来越强烈。特别在座谈会上听了丁聪、吴祖光二位谈及老聂的往事,心情更是不能平静。

他们二位自称是五七届“北大(荒)同学”,而且以热烈的口吻回忆同老聂在一起的日子,但在这些思往言辞的背面,我却感到那些日子的苦涩和凄惨。在祖国的大地上正照着一片明亮阳光,而在这一冰天雪地的荒原里,只是一垛生死关心的门坎。多少有为的人在这里落入死神的魔掌,幸而逃生的人也都是梦残魂断了。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坚强的,特别是那些堕入噩梦的人,他们舐干了身上的斑斑血渍,重又站起身来,迎接祖国母亲的召唤。老聂就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

吴祖光说老聂是传奇人物。他是弃文习武投奔革命的书生,是文坛继鲁迅茅盾之后的一位学贯古今的大师。他写的杂文可以媲美鲁迅,他的旧体诗开创了以时代精神贯入诗意的前路,他对古典文学的研究,独辟蹊径,树一家之言。总之,他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他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无期徒刑在山西的班房里, 将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读了4遍,写下了几十万字的笔记,可惜这些笔记已成为“反动言论”而不知所终,如果留至今日,则他必为后学者,开启了读《资本论》的门径。

我和老聂相识是在抗战后期的重庆,但是我知道他却远在抗战初期。我读了他在《野草》杂志上写的文章,深为他的犀利与深邃的笔锋所倾倒。他大我10岁,我虽然叫他老聂,衷心则以师事之。

1962年到“文革”前期,他住在京西半壁街,我是他家的常客,有时他和周婆(周颖大姊)也来前纱络胡同我的寓所小坐。第一次他到我家,看见我居室的湫隘,不禁摇头叹息,称我是公子落难。

他是很用功的人,于各家对《红楼梦》的观点,十分注意。有次他借到一本吴世昌先生在英国出版的《红楼梦考》 ,便让我逐句翻译给他听,一共花了4天,他边听边记下了书中的要点,而且特别注意吴对高鹗续四十回的意见。我对他说,你有自己对《红楼梦》的看法,为什么还要记下别人的观点,他说正因为他有自己的观点,他才研究别人的观点来对证自己的观点。那时他买了不少古人的碑帖,每天练字,其时我也以写字代气功治疗我的高血压症,他深为称许,但看了我的毛笔字,又大摇其头,说我练字不得法,不能入门。这正是他的直率处,我就喜欢他这一点。他劝我学写旧体诗,我说戴望舒说我没有诗才,所以我只顾欣赏而不愿自作。他宽厚地笑了,说我弱不经风,受不了打击。

他是个饿怕了的人,但他的饭量并不大,只喜欢和少数几个友人在饭店里,小饮几杯,吃几盘好菜,于是纵谈上下古今,自得其乐。我和他最后一次一块吃饭,是在王府井大街的一家小饭馆里,他喝了几杯,便大谈林彪、江青,说江青是个妖物,今后一定会把中国弄成翻山倒海了,林彪则是个鸦片鬼。这时街上叫卖晚报,我们买了一份,上面是第一次看见打倒彭、罗、陆、杨的消息。他看了之后,对同座的黄苗子和我说,以后不要去找他,少出门,言谈小心,日子会越来越难过的。他的话不幸而言中了。事实上,他即使“言谈小心”也终于入狱,他是否有预兆,我从未问过他。1972年底,我从沙洋干校劳改回来,就从友人处听到老聂被判入狱的信息,以后常在李健生大姊处遇到周婆。他们二人一见面就谈如何搭救老聂和健生小女早日出狱回京的途径。我眼生生看见她们的头发由黑变灰,又由灰变白,但我无能为力,只能空言使她们一时宽心。

老聂以国民党师团级俘虏而被释放,得到重生,因为他原来判的是无期徒刑。有人觉得滑稽,其实这是周颖大姊各处奔走呼号的结果。想到真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坐四人帮那些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监狱,真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成为国民党战俘得到特赦,也就并不滑稽了。有一次他给我看写狱中生活的诗,诗的反讽使我笑得连眼泪也出来了;这句话有语病,因为我的眼泪不是笑出来的,而是为胸头的痛苦抑压出来了。他说在监狱里比我们日子过得好得多,至少用不着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奇人而有奇事,他当然能甘于他所得的不公平待遇。

我50岁时,他曾经在我庆寿的册页里题过一首诗,写完了笑着说“涂鸦!涂鸦!”这首诗并没有在他诗集里出现, 也许写得匆匆他自己不满意。 可惜这本册页已被“文革”革掉了,我痴想或许有一天会在故书堆里突然出现,这是我不释于怀的企念。周颖大姊生前曾要我为老聂写文章纪念,但牵延至今,始终认为是一笔人情债。以老聂的身体和他的乐观天性,他原是可以活到90岁的,如今只留得友人们对他的思念了,能不痛哉!

                  1993年1月8日雪朝于听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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