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到北大荒去

作者:政治类

丁 玲

           1.意外的判决

1958年初,我和陈明过了一个十分寂寞而凄凉的春节。没有客人来,没有酒,也没有花。孩子们都在莫斯科念书,他们在做什么?在想什么7在他们受伤的心头,该紧贴着可怜的妈妈的相片吧。风暴总算过去了,可是人还在风雨中飘零。受惊了的、撕碎了的心魂日夜不宁;人该从梦中惊醒,但好像还在没完没了的噩梦之中。多福巷十六号小小的四合院冷落到只剩一个王姐(当年我们家雇佣的保姆)还伴着我们,现在这里离“福”太远太远,一切可以令人高兴的思绪都已远远离去。我和陈明在繁华热闹、鞭炮齐鸣的北京城里,在摇曳的灯光下,度过了一个十分寂寞而凄凉的春下。

春节刚过几天,文化部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突然来了通知,通知对陈明的判决:撤销级别,保留厂籍,下放到黑龙江密山农场监督劳动;三天后去东郊双桥农场报到,候命出发。命令来得太突然了,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事。在那面红耳赤、唾沫四溅、辱骂横飞乱哄哄的日子里,原来我们早已下定决心,要到东北伊春林区去,或者到贵阳的深山去,我们作了充分的精神准备,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下火海、上刀山,我们都无所畏惧,我们都勇于担当,我们俩个都在一起。现在怎能把我们俩分开呢?而且是在这种情况下的生离呢?我们一时都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沉默了许久,陈明才说:“这是不可能的。这种时候我不应该离开你,你不能没有我,不能一个人留在这里。我要找作家协会,让他们知道。看他们如何安排。”但我却冷漠地答道:“不必了。我们不向人乞求怜悯。你尽管去黑龙江吧,对我你应该放心!我一定会咬紧牙关,忍受一切。”

在陈明准备出发的三天里,我们互相规定:“不流眼泪,不唉声叹气。振作精神,面对未来。”这真是“重新做人呀”!让新的生活早日开始吧,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要顶住,我们能顶住。我们将像青年时代投奔革命那样,蔑视这时加在身上的一切,傲然踩着为我们设置的尽冬、刀尖昂首前进。让他们弹冠相庆吧,我们相许我们将信守共产党员的信仰、道德,开辟自己的新路,同心协力,相扶相助,在祖国北疆凛冽的寒气下共同呼吸。相爱的人儿呵!我们不忍分离,却又坚决分离。我们盼望重聚,而且坚信一定重聚。但何时才能重聚呢?

二月中旬,我们在多福巷十六号的大门口分手了,留下了无尽的思念与回忆。我还在恍惚之中,三八节那天,陈明在去黑龙江的前夕,忽然回家来看我了。王姐不在家,是我去开大门的,我几乎晕倒在门边。这奇迹真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我们在暖和的小院里携手踱着步子,阳光洒在我们身上。我们又紧紧偎坐在屋里的长沙发上,翻着新近合拍的一张相片,那是特为纪念这个平常的分离而拍的。我们原不缺少欢乐,可是在这张照片里我们却显得沉默、忧郁,事情对我们太严峻了啊!我们好像是久别重逢,彼此有说不完的话和藏在这些轻言细语后边的无限的担心。但我们都强压着内心的悲痛,谁也不去触着那入骨的伤痕。短暂的会晤之后,即刻就又要分离了,何年何时能够再聚呵?我们只希望我们的离情能把时间拉住。

天黑了。陈明要走了,同伴顺路来邀他同行,我用同情的眼光看着这个同伴,想着他美丽的情人。“有情人都成眷属”。但有情人却要无尽期的远远分离了。这分离使人断魂,断魂处只有心儿才知道啊。

            2.寂居

3月过去了,4月来了。院子里的丁香海棠绽出了绿叶,绿叶中还含着一点深红深紫。春天来了,春风吹进了小院。天天盼望着陈明的来信,却是这样渺茫。他还是经过哈尔滨时从车站来过一封信。 现在,他到了什么地方呢?4月里的北大荒,该有一点春的气息吧?我有点想他,却更担心他。我想只要条件允许,他一定会来信的;现实真会残酷到不只是山河远隔,也还要鸿雁不通吗?我们的公务员夏更起离开我更早。他在1957年九十月间批判会开得热闹的时候就被调离回机关去了。他跟随我们已六七年,生活在一起比儿女更亲近。我记得风暴刚开始,那天我便对他说:“更起!我们都犯‘错误’了。你要相信党,一切要听党的,不要同情我们。生活应该自己注意,你已不是小孩子了。”他原是河北老解放区农村出来的小孩子,全国解放不久,他到作协机关,派到我这里。他很单纯、聪明,刻苦上进。在我这里工作,夜间进补习学校,离开我们时,他已具有高中的文化水平了。听到我们的话,他什么都不说,只是一个劲儿哭泣,有两天眼睛都肿了。我们心里难受,却无法安慰他。 这年7月祖林从苏联回国度暑假,趁便去上海参观造船厂,正当《人民日报》公开报道批斗我们的惊人新闻,他们从南方回北京。我们不忍心他为我们承担痛苦,便替他买了飞机票,让他赶快离京飞回苏联学校。那时夏更起是多么地对他充满同情,陪他去飞机场,同他一道在机场等待起飞。这以后他每天小心陪伴着我们,悄声地亲切地说话。再过一阵,我明白,他可能有了监视我们的任务,他不得不向组织上报告我们的一些行动。我在大会上听到了一些对我生活上的挑剔和指责:如我因连日听会头痛、胸闷、喘不过气,陈明带我去游人较少的北海公园后门散了一次步。又如因我两天两夜没有阖眼,还要支撑着去参加批斗会,陈明叫更起给我买过一次一钱重的西洋参。我们明白了,我们并不怪他,他得接受这个任务。他怎能拒绝说不呢?但我还是很难受的,因为他正考取了北京化工学院,而不愿意去报到入学。我们问他的理由,他说怀疑自己有肺病,学化学不适宜。但我们却认为这可能是藉口,真正的原因是经济问题。因为他去上大学是离职学习,便没有了收入。如按过去正常情况,我们在经济上可以帮助他,但现在不行了,他得同我们划清界线,他不会接受我们的帮助了。我也就不能像早先那样能够接济他,向他提建议了。这不久,我便向机关提出,我不要公务员了。我并不是怕有人监视我,我们没有什么行为是见不得人的。我是替公务员着想,如果谁还跟着我这个“反党分子”,那是他的耻辱,他将因此在人前抬不起头,伸不直腰,甚至会洗不清自己的。我只能忍心看着他调回机关,看着他放弃已经考取了的大学专业,而且也模糊地预见他的前途。这孩子虽然日渐长大了,却是一个多么忠厚朴实的年轻人呵!

现在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只剩下王姐和我,显得十分空阔。没有来客,用不着有人听门。电话机如同虚设,等着机关派人来拆走。剩下几盆花,寂寂寞寞自个儿开着。太阳虽然仍旧照射,却失去了往日的光辉;月亮更是冷冷清清。春天的白日原来就长,可是夜晚也不觉得短。用什么打发这漫长白昼的思绪万千的长夜呢?人可以烦闷,可以忧郁,可以愤怒,可以反抗,可以嘤嘤啜泣,可以长歌代哭,……就是不能言不由衷!不能像一只病蛤蟆似地呱呱地叫着自己不愿意听的虚伪的声音。安徒生写过一篇童话,说一个公主被妖法制住了,变成一个癞蛤蟆,整天呱呱地叫,只有到夜晚,才能恢复她原来真正的样子,一个美丽的公主。我不是美丽的公主,但我是人,是一个尊严的人,是一个认真的共产党人,我怎么能挂着一张癞蛤蟆的皮,日夜呱呱地叫,说着不是我自己心里的话?我得承认我是“反党的”,是“反社会主义的”,是“反毛主席的”。天呵!我的确没有反过,从来也没有反过。但有人咬定这么说,我就得跟着说,心里不愿,但嘴上得承认。我心里想我可以死,就是死我也不承认,但我却不能“顽抗到底”。我到底害怕什么呢?我到底还能相信谁呢?我只有相信党,我想总有一天党会搞清楚的。我一定要等到这一天,我应该活着耐心等到这一天,我虽然有过迷茫,但是我想来想去,许多熟悉的身影在我眼前显现,许多亲切的声音在耳旁回响。我不能相信,我们的党中央,我们1200万党员中,亿万人民中,真的就没有一个人能尊重事实,肯为丁玲说句公道话吗?我想,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组成的,我坚决不能相信,创造过空前业绩的千万个党员和人民群众竟是那样盲目轻信,一定要把一个自己的战友说成是反党分子。我相信总有一天,历史会作出证明,人民要做出裁决。我应该不必羞惭,我应该无所畏惧,只能相信群众,相信自己,扫清迷茫,坚定不移地活下去,承担苦难,做一个共产党员该做的,继续用自己的言行,谱写为人民的一生。

            3.悲伤

陈明走后,我整天埋头在一些异邦异域的文学作品中,日夜同一些非洲人、印地安人、开发美洲的白种人相处,让奇怪的故事,陌生的风俗,和难以理解的道德伦理观念,亢塞我这摇摇慾坠的灵魂。人要习惯在寂寞中,孤独中,耻辱中熬炼,熬炼出一副钢铁的意志,和一颗对自己也要残酷无情的铁石心肠才行啊!

清明节到了。 我去西郊万安公墓凭吊我的母亲。5年了,亲爱的妈妈,你离开我们5年了。5年中我经常哀悼你去世得太早,后悔我对你的照顾不够。你奋斗的一生经常使我和熟悉的朋友们敬重。你经历的艰难困苦永远使我痛惜和怀念。你赐予我的母爱,是我的幸福。全国解放以来,我多么希望你能多活几年,享受你一生流离中很少得到的平静的温暖的晚年。可是现在,我站在你墓前的枯树下,低着头,含着眼泪,深深感到,妈妈,你死得正是时候呵:你是否预感到船将下沉,便弃我们而去?我常常想你临终时,我们不在你的身边,你已经说不出话的时候,你到底在想些什么?你一定会想到:“冰之现在不在面前也好。”你总是为我着想,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有一点点知觉的时候,总还是要想到我,并且一定还为我着想。现在我却怀疑了,你是否是在想:“我顾不得你们了。我死了也好。”妈妈呵,母亲,你真死得是时候,如果现在你还活着,你将怎样面对这些残酷的现实!你再伟大,你绝不能承认你的女儿是反党的。你再坚强,也不能心平气和地分担我的痛苦,排解你的疑团。你的信赖被粉碎,你的感情被蹂躏。母亲呵,母亲,你看,现在我伫立在你的墓前,却想到你幸而早死。这是多么荒谬的逻辑。这是多么刻骨入髓的苦痛呵!

《在严寒的日子里》是我朝夕爱抚的宠儿。从1947年在阜平乡下写《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时,我就开始构思。1950年准备动笔。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界的许多工作,占据了我的时间,到了1953年,母亲不幸病故,中央文学研究所改组为文学讲习所,改由田间同志等负责;《文艺报》、《人民文学》的主编先后换人,我才落得无官一身轻。1953年冬天,我回到桑乾河,走访了好几个村庄。1954年我又去桑乾河,见到了许多熟人。这年夏天我躲在安徽黄山,写出了开头的五万字。到了六七月,便奉召回北京,参加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接着便是文艺界批评《红楼梦研究》问题,又由此引起了对《文艺报》的批判检查,山雨慾来风满楼,文艺界开了几次大会,牵连到《文艺报》初期的主编我。有人指责《文艺报》是独立王国,有人批判《文艺报》初期犯了路线错误等。那时我一心要写长篇小说,实在倦于这些过左的和在人事上杂有派性的争论, 最后我勉强写了一个书面检讨过关。1955年春天,我离开北京,躲到无锡,一心修改并继续写作,长篇才得八万字,这时又发生了胡风事件。我先到上海,不久又被召回北京,反胡之风刮到了作家协会。先是零敲碎打了几个同志之后,接着便是来势汹汹地展开了追查一封写给党中央的所谓反革命的匿名信,稍事迂回,便牵扯到我。连续的大会、小会,有人点火,有人唱和。到了1955年底,煞有介事地便有了一个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于是《在严寒的日子里》8万字的手稿被封闭在抽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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