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回忆母亲丁玲——1957年前后

作者:政治类

蒋祖林

          一、妈妈犯了错误

1957年夏天,我从苏联回国度假。

这年年初,我国驻苏联大使馆通知,允许在苏联学习满三年的留学生自费回国休假一次。原先规定是学习期间不许回国的。知道这个新规定,我很高兴。我1953年来苏联,现已满四年,于是我决定暑假回国。

我从小失去了父亲。我出生后九十多天,父亲胡也频就被国民党杀害了。慷慨就义,血洒龙华。我为有这样一个英雄的父亲自豪,决心踏着他的血迹前进,为他未竟之事业奋斗终生。然而,他的过早去世使我从小就没有得到过父爱,所以,我是把我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妈妈身上的。妈妈十分爱我,她曾多次向我说:“你的一切是我个人生活中最大的安慰。”她希望我不仅仅是一个儿子,而且是她的一个什么话都可以谈的知心朋友。同妈妈谈心是最令我神往的了。她思想敏锐,观察细致。当我向她述说我的学习,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朋友,以及我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时,她常常说出令我信服的见解,没有说教,分析透彻。她谈吐风趣,有时,引一个典故、说一个故事,一切意思也就寓于其中了。我们谈的话题是广泛的,天南地北,从家庭琐事到国家大事,从个人修身到事业理想,从我的学习到她的写作。我们也谈文学艺术作品,我告诉她我读一些作品的感想,她也常介绍我去读哪些书。我以有她这么一位文学老师而感到得天独厚。她有时也讲一点轶闻趣事,告诉我一点她工作中的人与事,告诉我她的喜悦,她的烦恼。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就聊到深夜。50年代初,在我们家住的那所四合院中,时场吠只有我们谈话的这间房里深夜还亮着灯。

我已经两年多没有见到妈妈了。1954年底,她应邀参加第二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会后来列宁格勒访问,我陪伴了她四天。两年多来,我十分挂念她。思母之情是我决定回国度假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我已风闻她“犯了错误”,却又不知其详。所以,就为此事,我也一定要回国一次。

这事, 得从1956年7月初谈起。当时,我从苏联南方一个造船厂实习归来后便去教育学院看望于陆琳。于陆林是陈云同志夫人于若木的妹妹,是一位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女同志。她这时已30出头,还离开家庭,离开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我们这群20多岁的人一起当大学生,住集体宿舍,在紧张的功课中拼搏。我敬重她的求知精神和毅力,她对我也关心,所以我们比较接近。还有,1954年至1957年间,她担任中共列宁格勒留学生总支书记,我担任造船学院留学生支部书记,在工作关系上是上下级关系,因此,工作上也有很多联系。这时,她刚从莫斯科回来,她去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开了几天会。我向她谈了我在南方实习的生活。她告诉我,她在莫斯科见到了来苏联访问的李富春副总理,谈了一些她跟李富春副总理在一起的情况。

随后,她关心地问我:“你母亲在国内犯了错误,你知道不知道?”

她的问话使我感到十分意外与震惊,我伤了好一会才说出话来:“不知道,母亲的来信中从未说过。”我又问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犯了什么错误?你从哪里知道的?”

她说:“听李富春同志说的。主要是严重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宣扬个人崇拜,搞独立王国。”

我又问:“受党内处分没有?”

她答:“没有听说受了处分。”

听了她这句话,我的紧张的心情才稍稍松弛一点点。

她宽慰了我一阵,她说,看来主要还是思想问题,她嘱我不要为此事而情绪波动,影响学习。

我苦恼了好多天,因为这些“错误”同我心目中的妈妈的形象始终联系不起来。可是于陆琳是听李富春副总理说的,那当然是不会错的。一年来,妈妈的信里只字末提此事,我想,她一定是心情不好,她没有告诉我是怕我知道了心里难受。我思索着是否该写信问问她,但想到她没有告诉我,自然有她的想法,那么我还是不去触动她心里的这个隐痛为好。再说,信里也不一定能说得清楚。

夏去秋来,在那年秋天到次年春天的日子里,她给我的几封信中,表露了一些异样的心情。

一封信中说到《红楼梦》里的贾雨村,大意是说,她从四岁时死了父亲起就看到贾雨村这样的人了,而现今社会中仍不乏贾雨村式的人物。

一封信里说到巴尔扎克的《贝姨》。她称道巴尔扎克对嫉妒的化身贝姨这个典型人物刻画之深刻,谈到人的嫉妒心之可怕,出于这种阴暗心理,可以不择手段。

一封信里谈了她在四川看川戏《打红台》的感想。她怕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所以简述了戏的内容。我后来看了她写的那篇《看川剧〈打红台〉》,信比文章要简单,只是对萧方这个人物,从当今现实社会的角度,抒发出的感慨似乎稍多几句。

这几封信里写到的都是谈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引伸到当今现实生活中,泛指仍有其人。这几封信,我反复看了多遍,看时都会不自觉地仔细思量。我想,她确是“犯了错误”,仅从信里的内容和情绪就可以看得出来。她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又觉得委屈,因而产生郁愤的心情。为此,我更加深深地不安了。

这件事,就像一根刺扎在我的心上,只要一想到它,心就隐隐地作痛。

再就是我想藉回国休假的机会参观一下国内的造船工业,这对我剩下的一年半的学习与今后的工作都是有益的。 1955年6月,我去列宁格勒阿斯托利亚饭店看望来苏联访问的第一机械工业部黄敬部长。那时,造船工业属一机部管,我出国前已明确属一机部派出。黄敬部长向我说,国内很需要我所学的潜艇专业的人才,嘱我好好学习。他简要地谈了点国内造船工业的情况,并向我说,如果我学习期间有机会回国的话,他让我参观了解国内的造船工业。

为了回国后同妈妈在一起多住些日子,我提前考完了三门功课,提前三星期完成了这个学期的学业。我用自己平日的积蓄,花了1200卢布,从国际旅行社买了列宁格勒至北京的双程往返火车票,于6月9日离开列宁格勒经莫斯科转乘国际列车回国。

         二、一个不平常的夜晚

我乘坐的莫斯科——北京国际列车在6月20日中午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 妈妈来车站接我。我跳下车喊着“妈妈”向她奔过去,她笑着轻轻地搂了我一下。夏更起(妈妈的勤务员)帮我提着箱子,我一只手提着皮包,一只手挽着妈妈向车站出口走去。妈妈一边走一边说:“你今天回来正是时候,知道你要回来,就找人粉刷房子,前几天刚完工。你回去看看,多福巷十六号可漂亮啦!”“妈妈!干嘛要这么大费工夫。”我心里想着,修房子既费钱,又会打扰她的写作。妈妈说:“你几年没有回家了,房子修得漂亮些,让我们这个夏天过得快乐些。”

我走进家门,只见小院呈现着一副崭新的景象。房屋粉刷一新,红色的柱子,房檐;绿色的窗根,门框。北屋前边的两畦花散发着诱人的芬芳,南屋前边东面的一棵梨树枝繁叶茂,西面的葡萄架上爬满了枝藤,结着一串串还没有成熟的绿色的葡萄。小院清新,宁静,充溢着温馨的气氛。

多福巷十六号是一所典型的方方正正的住家四合院,是公家的房子。妈妈1951年春天从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全国文联宿舍搬来这里。北屋西边的一间是妈妈的书房,另两间打通成一大间是客厅。西厢是卧室。东厢的三间中,有两间打通为一大间是餐厅,房内放了一套沙发,也可以作会客用,另一小间空着。南屋的几间中,夏更起与王姐(女工)各住了一间。北屋西边的耳房用作厨房和暖气锅炉房,东边的耳房我住,我出国前住在这里,这次回来仍住在这里。这间房有门通客厅。

久别重逢,母子间自有许多话要说,下午的大部分时间就在叙叨一些家常事中过去了,自然也谈到了当时的形势。自6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由党内整风转入反击右派的斗争。只是我在苏联时没有看到那天的《人民日报》,报纸到列宁格勒时,我已在归国途中。妈妈把这些日子的报纸理出给我看, 她在说到这场斗争时,还嘱咐我:“你在国外4年,这几年国内变化很大,你要认真读报,了解和跟上现在的政治形势。”她款款而谈,态度明朗。当然,她认为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但是,从她谈话的态度、语气来看,她根本没有想到这场反右派斗争会同她有什么关联。我自然也不会想到这点。

晚上九点多种,各自回房休息之后,我无所事事地独自坐在北屋客厅的长沙发上,没有睡意,也不觉得长途旅行的疲劳。我回味着回到家里这大半天的印象,家是温暖的,妈妈是可亲的,依然乐观,开朗,谈笑风生,一切都同我四年前离家时一样,似乎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我思索着,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把我和妈妈谈话的话题引向她1955年“犯错误”的事。这时,妈妈推门走了进来,我原以为她已经睡了。

妈妈在我旁边的单人沙发上坐了下来,问我:“你在做什么?想什么?”

“不想睡,随便坐坐。”我回答。

她端详着我,说:“我想,你已经听到了一些关于我的事情,我现在就把一切都告诉你,免得你闷在心里,为我受苦。”

呀!才半天光景,她就洞察出了我的心思。

妈妈平静地说:“现在情况已经好转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从6月6日起,接连开了三次,会上的发言是一致的,都认为1955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斗争我是不应该的,给我作的那个以我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周扬也作了这样的表态。”

我吃惊地看着妈妈,党组扩大会斗争她,还定为“反党集团”,原来情况竟是这么严重!

她接着说: “党组扩大会还没有开完,已休会7天,现在就只等一个正式结果了。”

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没做声,静听她说下去。

妈妈稍稍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理一理她的思路,然后,开始了她的叙述:

“1953年春天,我辞去了所有的行政工作,专事创作。1955年4月,我去无锡,住在梅园,写作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七月,回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这时已开始了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 8月初,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有六七十人参加。一个月内共开了十六次会。前三次会是为追查一封写给党中央的匿名信,认为是陈企霞所写,并肯定有合谋者,但陈企霞不承认是他写的。从第四次会议,斗争的矛头就转向我。其实,早在会议之前和会议之初就先已为我的问题定了性质。周扬在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时就说:作家协会有一股反动的暗流,是反党的,无原则结合起来的小集团,是‘独立王国’,‘独立王国’都有小集团,高岗就有小集团。他号召与会同志:‘独立王国,小集团,反党暗流,既然不允许,就应该揭发。要相信党,要对党忠诚。’他还提醒大家:‘小集团的反党活动,同反革命联系,提高警惕,很有必要……。’所以,整个会议过程就按着会议领导人事先已有了的肯定的结论进行,成为一边倒的情况。”

尽管妈妈已告诉我现在情况已经好转了,但听着她叙述会议的概貌,我的心仍阵阵地颤栗。

她继而向我说了以下一些1955年党组扩大会上揭发她的, 后来又据此定她为“反党”的事实。

“说我提倡‘一本书主义’。1952年春天,我去莫斯科参加果戈理逝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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