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陈述书

作者:政治类

陈企霞

1955年8月19日,作家协会某些方面通过中央公安部将我逮捕,一直到1956年5月22日,才由阮章竞同志和崔毅同志以及中直党委另一个同志一起,宣布停止所谓停职反省, 恢复了我的自由。3月(疑为五月——恭怀注)24日,在中宣部党委会所召集的一个小型会议上,党委书记李之琏同志叫我作一总的陈述,以资研究。我在三个小时中将初步意见陈述完毕,李之琏同志提出要我将它写成书面的。这就是根据当天发言重新写了一遍的书面陈述。

我准备以下列三个部分来叙述整个事件的各个方面,完全以事实为根据,我相信我完全能以足够的冷静的态度。这一陈述的整个精神是对事不对人的(自然,事情是人做的,谈事也不能不牵涉到做事的人)。崔毅同志那天说,即使你的牢騒也要倾听,这精神我很感动。我深深检查自己,我认为我确实没有个人牢騒,个人的牢騒是完全不值得发的。这里要加以声明的是,我所根据的事实,我能保证全是真实的。当然这是我在自己的角度上所接触的事实,是否是完全,或是某些事实我看重些,某些看不够重或竟至忽视,这也不能说没有可能,何况我被和文艺界隔离,说多已有三年之久,至少也有九个多月,有些事情可能我完全不知道。但事实总是最雄辩的,可以互相印证,并且可以继续根据事实讨论看清,以求把整个事件弄清楚,这完全不只是我个人的问题,这是很明白的。

              一

第一部分我所陈述的是整个事件的经过。我根据亲身遭受的事实,已经长期在我的脑子里构成了一幅这样的图画。这里面,很多地方不能用一般的合理合法的原则去解释它。我在自己的解释中有时自己也是不相信,但却并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重新解释,这怎么办呢,我请求党的组织帮助我。譬如说,我在和阮章竞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曾说:关于我的事件,我认为大概是有那么几个人发了神经病,或是有人一定要故意为难我,才造成这矛盾百出,百思不解的一连串事件。我也在一次给郑重(我的老婆)的信说到,我说:人们用这样的方法审查我的历史,这真是很有意思,世界上只有天才和疯子,才能从我的历史上做出“犯法”的结论来的。我自己也知道这样解释是不对的,人们并没有发疯,大概也不至于有人故意长期要和我为难,但是除此以外,我总无法解释一连串的事实,这是我最苦恼的事。只要有了正确的解释,我相信一切所谓思想问题,情绪问题,态度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事件应当从1954年文艺报发表批评于黑丁关于李准小说的文章开始说起。众所周知,文艺批评在当时很受一些责备,作家们也不满意,我认为主要是□□□(原文不清——恭怀注)思想混乱,文艺领导机关缺乏战斗性和原则性。笼统地责备文艺批评粗暴,或是文艺批评软弱,都不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两种倾向同时严重地存在)。对新作品简单地或是肯定或是否定,而且不大愿意展开讨论,这可以代表前者。读者要求有更多更好的批评(这完全是对的),引起编辑部的责任感,这也是对的。但从这里有时因考虑不够而发表了一些不够全面的有缺点的批评,这自然也是很难完全避免。问题是在学术问题范围内应当允许讨论,而这种精神整个文艺界都很差,我认为这才是“粗暴”的主要原因。至于软弱,那只要指出对胡风,对红楼梦(在文艺范围内说)思想上的斗争的迟疑和犹豫就足够了。这种摇摆状态,是文艺批评最大的特点,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在文艺报编辑部本身,冯雪峰同志对文艺批评是很消极的,我也同样是觉得没有办法,不过我因为主持日场愤体编辑业务,问题就要碰到,因此有时也想在自己认为问题比较明显的情况下,组织一些批评文章。这是这件事实的前提条件。

于黑丁的文章发表的时候,编辑部侯民泽同志(他分工阅读中南的刊物)谈了文章和李准的小说,在会上汇报,认为于的文章对这小说来说是“拔苗助长”的方式(编辑部认为:对新作品十分过火的捧场,这是粗暴批评的另一面,这倾向也是应当批评的)。我在会上提议他作些准备,起草一个写作提纲对于的文章可以提出意见。侯将提纲交我以后,我发现提法上有些过火之处(他因为要指摘于的文章捧得过火的地方,就把小说本身的缺点强调)。我不时发现他有些火,就要他把小说也找来看。我看了小说后,就提出请他注意,这小说是应当肯定的,请他修改文章,并经大家看过修改后署名李琮发表了。这文章引起很利害反响,首先,河南文艺界对这小说本来有争论,一部分不重视小说的人认为文艺报支持了他们,纷纷写信来拥护李琮的文章。另一方面,于黑丁同志写了一封信给冯雪峰,提出抗议。雪峰同志事先并没有把于的信给我看,也没有在编辑会议上提出。在一次开会回来的车上,他把回于的信给我看,信上表示编辑部不对,并提到我(和——恭怀加)他(有——恭怀加)同样意见。我在车上即向他提出异议,我认为于的文章是有毛病的,可以批评,也可以讨论,不应该先向于说我们全错了。我不同意对文艺批评用这种庸俗的“息事宁人”的方法,我提议把信中我的名字划掉,两人这就发生了争吵,我认为这样不分是非,各打五十板的方法,对工作并无好处,并损害了文艺报工作。

这件事在作家协会引起一些反响。也在中南地区发生了反响。当时编辑部收到的全是拥护李琮文章的信,当我们编辑通讯员内部通报的时候,我在会上提议可以把这些意见编进去。当这些材料编好送给我看时,当时正是冯和我关于此事有不同意见的时候。过去通讯员内部通报一直是由我负责审稿的,这次我嘱咐编通报的同志将这一部分材料同时送冯审查,并写了一封信给冯,说明请他审阅的意思。冯看了并未表示反对,就退回来了。我们也就发了稿。当通报出来之后,我们开始收到另一部分读者反对李琮文章的意见(主要是河南日报的),这时我们也开始选择反对的意见编入编辑部内部通报(另一种内部材料,主要是供文艺界领导同志参考的)里。

正是这一时候,人民文学发表了路翎的几篇小说,在文艺界引起了普遍的意见。作家协会党组准备讨论这些问题,同时进行关于党的四中全会文件的学习。周扬同志在这一次党组会上,首先对文艺报李琮文章及人民文学路翎的小说都提出了意见。他首先说发表路翎的文章并不是文艺方向问题,但对文艺报的问题,却提得很尖锐,这引起我的不平。同时,他对某些问题的提法,引起我当时不得不插言提醒他。譬如他说,地方文联的主席(指于黑丁)文艺报不能随便批评,说这是纪律性问题。我当时提出,过去并无此种规定。他说过去既无规定,那么以后注意就是,这次也就算了。又说:当《人民日报》转载了李准的小说并加按语,发表后文艺报却说这小说有缺点,岂不是故意同党报捣蛋,反对党报(由于他既不根据事实,却把问题提得这样尖锐,我立即插言,说,周扬同志请你注意,我们并不知道党报要转载这一小说,同时文艺报的文章是半个月以前发稿的,这恐怕不能说是有意反对党报吧。这引起他大为愤怒,他立即拍了桌子,并不许我发言),又说,我们在通报上发表读者来信,是专挑拥护李琮文章的,把反对的意见压了,利用群众意见来威胁党云云(事实已如上述,完全不是这样),他还说,我们请冯审查这部分材料也是无纪律无组织倾向云云。

党组会决定组织文章来反对李琮,当(即——恭怀注)推定由康濯起草,两三天后,康濯文章写出来,并经过周扬、林默涵等同志修改,送到编辑部发稿。我仔细阅读康的文章,发现经修改的地方很多,我认为这文章打击文艺报过火,保护于黑丁的文章不必要。当时即向冯建议,再修改时开会讨论这文章,为节省时间起见,可由我先用红笔改一遍,如有意见,再改回来。晚上,康濯在会前向我说,原来他写得比较温和,后来就改得更尖锐了云云。晚上的修改会议由于各人坚持己见,实际上成了讨价还价的样子,大家都很不耐烦,我也只好不再坚持,重新又改回来很多,这就是发表了的那篇文章,并由冯雪峰写了按语,承认文艺报对这一篇作品看法不对云云。事实上是这样:康的文章中几乎认为于的文章没有毛病,但后来中南长江文艺转载这一文章时,却不得不首先承认于的文章分寸很不对。这就和康的文章有了原则上的矛盾。

从这一情形看来,到现在我还以为:1.于文章是完全可以批评,应当批评的,决不可以归结为无纪律性。 2.李琮的文章有缺点(即对小说肯定不够),可以另外用文章来进行讨论, 而不需要用完全否定的过分严重的方法来“纠正”。3.编辑部对这小说估计不够高,应当用仔细的对小说的再评价来进行教育,而不应当用“整思想”的方式,这反而不能解决问题。事实确是如此,文艺报发表了康的文章和按语,编辑部人员都是反感的,都觉得有冤无处申,即如亲手起草按语的冯雪峰,在对待新生力量这一问题,显然并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这从相隔三四个月以后他在处理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所加按语的错误来看,就可以更明白了,

李琮事件就这样结束。在接着所开的学习四中全会文件的党组会上,很多人就针对着我,并围绕“反领导”这一中心对我提出意见。我向周扬同志说,党组会这样开法是不民主的。后来也就不开了。周扬同志说要找我谈谈。我们也谈过一次话,他要我检讨,我也认为我应当检讨,于是在一次周、冯、丁、林、我五人的小会上(在丁玲家),我作了一次检讨,主要是检查自己和领导同志的关系。我承认我有时为了强调讲道理,自己态度不够注意。并举出幼年时代读过的一个战国故事为例,我并说:从我的认识,自然认为这故事和我们所处情况大不相同,但我自己认为领导同志对下面同志应当谦虚些,多倾听些,这还是要注意的。在这一会上,决定我于6月1日休假, 下去深入生活,6月份我未离京,主要是想做一些准备工作,阅读一些有关的书报,并计划把几篇答应别的杂志的文章写起来(后来只给中国青年写了一篇介绍《保卫延安》的)。有一次在丁玲同志家里,她催我赶快下去,我说明上述原因后,并附带地说,我也很老实告诉你,我的经济也很困难,这几篇文章写了后,多少也可以安一安家。第二天,她派人送来了200元钱(我和丁玲除工作外,平常并无这种私人生活上的这一类交往,当时我觉得盛意难却,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即写信道谢,说惭愧无地云云)。我本来打算七月离京,谁知7月1日我脊骨神经炎大为发作, 躺在床上20多天,才能起床走动,一直到9月初,才和戈扬、艾青一起去浙江海岸阵地去。刚到上海第二天,就收到周扬同志的电报,命我立即回京。

这当时,就是发生了红楼梦问题的时候。

关于李、蓝文章的发表,我正在休假期中,在我未离京前已在会议上听过一些传达。我回京后,当天就参加了会议,好几个同志要我在文联大会上做检讨。当时文艺报内部的工作检查并未结束,很多问题尚未弄清,编辑部同人,开始对我的意见是不多的,有的也只是一般性的问题。红楼梦问题,我并没有直接的责任问题,编辑部的检查工作尚未有结论,在这样的时候,我曾表示无法检讨,实在是因为自己还没有认识自己有多少错误,有哪种性质上的错误。和这同时,一起开着四种会议,在中宣部由周扬同志主持的检查文艺报的会议,作协支部讨论我处分的会议,文联召开的从讨论红楼梦问题,批评文艺报问题,批评胡风问题,编辑部内部检查工作的会议。这些都交叉着开的。我在文联的两次(会议上——恭怀加)做了敷衍了事的检讨,在中宣部会上和支部大会上做了比较深入的检讨,在编辑部会上也做了检讨。这些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年一月。这一时期,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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