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坎坷人生路

作者:政治类

黎 白

         ——陈企霞逝世十周年祭

陈企霞同志逝世已经整整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依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希望这篇纪念短文,使读者能从中对企霞同志的精神、品德有所了解。

              一

1945年10月,我住在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的解放饭店。我那时在城工部工作,城工部长刘仁也住在解放饭店。

一天上午,刘仁找我谈话。他用乡音很重的四川话对我说:“你考虑一下今后的工作吧,是留在城工部还是回北平呢?还是留在张家口继续读书呢?”

我全家都在解放区,我不打算留在城工部再回北平了。就问:“在哪个学校读书?”刘仁说:“你挑!行政干校,白求恩医大,抗大,华北联大全可以。”

我向刘仁提出可不可以去华北联大文艺学院?

刘仁一口答应了我,并且说:城工部原来的一位同志叫夏力民,现在是文艺学院音乐系的学生,让她带我先到文艺学院看看,自己去选择入哪一个系,定下来后,城工部负责向学校推荐。

过了几天,夏力民领我来到东山坡。一片红房子座落在山坡上,当年是日本侵略军的营房,如今已是联大文艺学院的院址。

夏力民介绍情况说,文艺学院刚刚组建,只有文学、美术、戏剧、音乐四个系,学生很少,还有一个联大文工团也住在这里。

她领我走进一间日式屋子,只见一位穿着灰棉衣的中年人,瘦瘦的,戴着眼镜,正背着手来回走着。看见我们进屋也没有停步,冷漠的眼光从眼镜片透出来盯了我一下,没有说话,也没有笑容,我心里“扑通”了一下,心想,这个同志好严厉,千万别是文学系主任。

“陈企霞同志,文学系主任,认识一下。”夏力民笑着介绍说。

我感到失望了。文学系主任怎么这么冷冰冰的?我鞠了一个躬,没有吭气。

夏力民走了,屋里剩下陈企霞和我了。我怔怔地站在门口。

“坐!”陈企霞一指椅子。

我坐下。

“你多大了?”陈企霞背着手,站在我面前。

“15岁!”我心里又一阵紧张。心想,年龄是稍微小了点儿,高中又没毕业,八成儿没希望了。

“读几年书了?”陈企霞神情依然冷漠。

“高中二年级。”我低声回答。

“唔!”陈企霞点点头,看了我一眼,眼角似乎多了几条皱纹,算是笑意吧!他又踱起步,“看过什么文学作品?喜欢谁?”

“看过鲁迅、茅盾、老舍的作品,也看过武侠小说。”

“看没看过《红楼梦》?”

“没有。我不喜欢看言情小说。看过《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也看过(水济》、《西游记》。”

没有想到,陈企霞停下脚步,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我吓了一跳,怔怔地看着他。

他突然止住笑。说:“写一篇文章,题目叫《我与文学》,明天送来!”

我答应着,站了起来。

第二天,我按时把《我与文学》交给陈企霞。他坐在那里仔细地看了一遍,朝我点点头,眼角上似乎又多了几条皱纹,说:“好吧,明天把行李带来吧!住在一组,组长叫李炳川,明天到我这里来。我领你去!”

我就是这样进了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

              二

文学系的政治空气很浓,民主空气也很浓。这两种空气并存,本属平凡,却又极为可贵。

1946年4、5月间,文学系同学在一次学习讨论会上自发地展开了一场极为激烈的大辩论。同学赵克前是东北籍,来系学习时间不久,他在时局座谈会上发言讲到苏联红军于1945年秋出兵我国东北进攻日本侵略军时,曾经姦婬掠抢,酗酒打人,因此,苏联红军也并不都是好人。东北人民对“小鼻子”(指日本侵略军)恨之入骨;对“大鼻子”(指苏联红军)也没有好感。这个发言引起了来自延安及其它解放区的同学们的极大愤怒,立予驳斥。其它来自平津的同学大部分赞同这种驳斥,认为是反苏反共的言论。赵克前坚持自己的看法并又举了许多苏军暴行的事例。少数东北籍的同学表示赵克前的看法正确,事实也准确。另一些东北籍的同学虽未敢公开赞同赵克前的意见,但私下里却表示赞同,认为延安等地来的老同志那种不管事实真相如何,就无名火高千丈和严厉驳斥的态度是以势压人。又感到由于大部分同学那种忿慨和强烈反驳的态度,赵克前同学的处境大为不妙,很有可能被院系领导作为反动分子而处理。

我当时并不知道苏联红军在东北如何。但我倾向于延安来的同学那种驳斥。认为我们这里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好,苏联也是共产党,怎么能坏呢?八路军好,苏联红军怎么能坏呢?可想到赵克前会被抓起来,也有些同情,认为他是东北人,有他的亲身感受,大概不敢在这里公开造谣吧?

经过两三天激烈的大辩论,在人心不定的时刻,系主任陈企霞在做结论时却说:“赵克前同学的看法,是可以讲出来的,言者无罪。个别苏联红军犯法也是存在的。但是,对联共党,对斯大林同志还是要有正确认识。许多同学的忿慨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是民主讨论,不能忽视事实,也不能给赵克前加什么罪名。对他进行思想上的帮助,使他能全面认识问题是必要的,如果对这种发言定什么罪就不应当了。”

赵克前当场掉了泪。

经过这次大辩论,人心大定,同学们敢于无所顾忌地谈出自己的看法了。

这次大辩论,使同学们对系主任陈企霞产生了由衷的敬佩。

              三

1945年底至1946年5月, 我们文学系和整个联大一样,除了本身的学习之外,用了很大精力投入了边区的建设和政治生活中间。我们全校热烈地投入了边区临时参议会的选举热潮,有一些师生投入了市内的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的斗争,文工团则上演了《白毛女》等剧,唤起解放区民众的觉悟,同时也给予民众很高的艺术享受。

不久,张家口失守,联大撤退到冀中束鹿县的农村。陈企霞要求每个同学在村里最少要交三个农民朋友,要向他们学习,要观察他们的生活、性格、作风,了解和采集民间传说、民谣,每周要写一篇人物特写交给老师。还决定由同学主编两个刊物,一个是《文学新兵》,由同学将自己的创作交给由同学担任的编辑,择优选登,手抄后以墙报形式挂在村子里显著的地方,每月一期。稿件还要评议,陈企霞、肖殷在讲课中对这些稿子的评论是极其严格的,有时会毫不留情的把同学某一篇文稿指责得体无完肤,却又不能不使同学们认为指责是有理而中肯的。对优秀的稿件,他们则交地方的一些报刊发表。另一个刊物是《街头诗》,每月出刊两次,同样是手抄后挂在村中墙上,并且请村中的干部、小学教师、学生投稿。这种生活、创作、讲课、办刊物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是很有效的,许多同学受益终生。像同学徐光耀、李兴华、徐孔、陈淼、白石、闻功、鲁煤、李克、鲁芝、刘朝兰、唐因、刘剑青、丁浦等等都是两个刊物的积极投稿者,后来,他们大多成了作家、记者,都能坚持以文艺为武器战斗了几十年。

1947年新年刚过,同学们就分三批出发了。一批到野战军随军参加战斗;一批参加了土改的复查斗争;一批到冀中一些县深入农村开展艺术活动,一方面采风,搜集民歌、民谣、民间故事、地方戏曲等等,一方面帮助县、村剧切、民校培养文艺骨干,教跳秧歌舞、作曲、表演及一般创作方法。这三项活动先后都进行了近三个月,使很多同学开始养成深入生活,向人民群众学习的习惯,对后来从事文艺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

文学系的同学,先后入学的时间不同,依当时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对干部的需要,毕业的时间也不同,是陆陆续续不断分配到其它单位的。每当有一批同学被分配离系,大家都曾十分珍重地互相勉励胜利后再相会!

1949年夏,文学系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了盼望已久的胜利后的欢聚盛会。系主任陈企霞和何洛、厂民、肖殷、蔡其矫、熊焰等老师,在华北党政军文机关部队工作的原文学系同学几十位纷纷从前方、后方来到北京欢聚一堂。

聚会的气氛热烈感人,聚会的形式却是很简单的,拼起来的桌上只摆着花生、瓜子,糖果和茶水,师生们久别重逢,喜悦、激动中却也有着一些遗憾。座谈中,不少同学发言讲到毕业后做着与文学毫无关系的工作,有的同学甚至提出来请陈企霞设法能把他调到文学工作岗位上来。

陈企霞本来一直是难得笑逐颜开的,但是听了这类发言之后,他恢复了往日同学们十分熟悉的严肃神色,他脸上没有了笑容,手插在口袋里,站起身来回踱着快步。

漫谈之后,大家欢迎陈企霞讲话。但,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讲话却是如此严厉。

他说:“文学系教育学生的标准,第一是做一个完全彻底的革命者,第二才是文学。文学系所教的文学只是起步,真正能为工农兵服务,首先要长期投入火热的斗争中间去,积累生活,提高水平,不然是谈不上搞文学的,我们没有空头文学家。所以,不是应该想调动工作,而是努力地、无条件地做好本职工作,不安心自己的工作,就不是一个合格的革命者。我希望同学们首先把组织上交给你们的工作做好,利用一切条件密切注意生活,多学习、多实践、多读书,可以在工作之余写一些作品。现在就想当文学家,我可以这样讲,多数人远远不具备条件。要像列宁讲的那样,先甘心当一个螺丝钉!”

以陈企霞在同学们心目中的威望,他的讲话尽管严厉,却使许多同学心悦诚服。

谁料到八年之后,即1957年“反右”开始,第一个轰动全国的就是“揪出”了一个“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而文学系师生这次胜利后的聚会也被定为陈企霞纠集反党宗派小集团的一个吓人的罪状。仅我自己,这个“罪状”就跟随了我20年。

              五

1957年“反右”开始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揭发、批斗时,我在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任创作员,与文学系同学徐光耀都在创作室受到揭发和批判,主要“罪行”是“丁陈反党集团”在部队的骨干。不久,徐光耀被划成右派,我也受了处分。但在本单位受批判的同时,还允许我们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陈”及冯雪峰、艾青等。在几十天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我听不出了陈冯艾反党罪行和反党活动在那里,有人把联大文学系和中央文学研究所都形容为丁玲、陈企霞搞反党宗派的地方,我做为文学系的学生有着亲身经历,当然不信。

可是另一方面,使我又不能不相信当时在会上揭发批判丁、陈的一些事情。因为揭发者是我素来敬仰和比较熟悉的文艺界老同志,有的还是以当事人的身份揭发的,导致我对丁、陈,特别是对陈企霞的看法也有改变。真正觉悟到“丁陈反党集团”是被制造出来的,以及一切都是“打”、“揪”出来的,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启发”,走资派无所不在,“横扫一切”,使我悟到今日之非,也悟到昨日之非。

              六

反右之后,我受了处分,总政创作室也已解散,我被下放到昆明军区,十三军三十八师宣传科工作,以后奉命参加编写《红二方面军战史》,1962年调八一电影制片厂,“文革”中在劫难逃,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近20年,没有和陈企霞同志联系过。

1979年底或1980年初,陈企霞到北京来参加文代会,我到和平门外陈企霞住的饭店去看望了他。

他显得又老又瘦,但外形没有变,精神似乎也很好。那严厉的目光不见了,握着我的手,吃力地说:“对不起你们,因为我,让你们受了株连。”

我呐呐地说:“没有丁陈事件,我也还是要挨整的,我当时还有两条大罪,一条是恶毒攻击赫鲁晓夫;一条是赞同费孝通那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文章,在发言中把费孝通称呼为同志。”

他说:“称同志并不错嘛!”他的眼里又闪出严厉的光。我想,20年的“改造”到底是抹不掉他的锋芒啊!

这次会晤,我们都没有互问20年来的经历,或是都在回避,或是尽在不言中了。

不久,陈企霞同志调回北京,一家人住在团结湖小区。这期间,他约我到他家大约有四五次。

企霞是老了,他已经不再来回踱步,也很少有突发性的大笑了。有一次,他要我去,他说:“我请你来,是想认真和你谈谈。”

他郑重地向我提出,希望我在今后的一二十年里写出两部长篇:一个是写我们湘潭黎家,一个是写写联大文学系。对此,我毫无思想准备,当时我就提出,我所掌握的资料和我的写作平,很难完成这两部长篇。我特别提出,在文学系教学中,一强调为工农兵服务,而这两个题材都是写知识分子的,这是否偏离了文学创作的主要方向呢?

他似乎恢复了系主任的严肃,说:“那是不全面的教育。歌颂工农兵是必须的,正确的。忽视了写知识分子是不对的。大家都认识得晚了很多年哪。你的大伯黎锦熙,二伯黎锦晖“五四”以前就是高举新文化运动大旗的勇士,你四伯黎锦纾是大革命时期在德国入党的,和朱德总司令在一个党小组。你的老辈中很多人是我们文化艺术科学界的代表人物,以他们为主要人物写出几十年的中国历史有很大的意义,这是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啊。”

使我深为触动的是尽管他经受了20年的冤屈,而他的观念,对革命的热情,对文学为人民服务的执着却毫无改变,老而弥坚,内心充满激情。我觉得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过去是师生之谊,只有崇敬,却说不上了解,现在仿佛对企霞了解得深了一些。

后来,一位同学因为要证明在文学系学习是参加革命,找到我,要我给他所在单位写一份证明,我答应了,但认为如果能当年系主任陈企霞写一份证明会更有力,我们俩人就去拜访企霞。

陈企霞明显的削瘦和衰老了,走起来也显得步履维艰了。我将这个同学的来意讲明以后, 没有想到, 他一下子从沙发上站起来,脸色极为难看,暴躁地大骂:“这个组织部门都是白痴吗?晋察冀华北联大是从抗日战争就建立的大学,还不是参加革命?混帐已极,革命的基本常识,基本政策都搞不清楚,他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半响之后,他叹了口气说:“好,我写个证明吧。我这个几十年前的文学系主任写的证明管不管用,可就难说喽!”

他立刻写了证明,而且郑重地盖了印章,说:“我再写封信给作协党组,请他们证明一下我的可靠性,也请他们写公函并盖章。不然,那个混帐组织部门还认为我陈企霞是个大右派呢!哈哈……”他又突然爆发出一阵令人心悸的大笑!

我明显感到企霞同志的脾气大变,喜怒无常了。他的变,我以为主要不是年龄老了,而是压抑着不愿人知的苦闷。我们这些学生是无法启齿,也无法帮助的啊!所以,同学们看望企霞的次数大为减少了。直到突然接到同学的通知说企霞已经住入协和医院,并且报了病危,要我们赶去看望。

我和同学徐孔赶到病室的时候,他已经处于弥留状态了。

一位久经考验也久历坎坷的共产党员,文艺战线上的老战士与世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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