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关于成立“平反委员会”的发言

作者:政治类

罗隆基

罗隆基发言说,最近有两位外国记者到他家去,请他谈谈对于“鸣”和“放”的印象,特别是对于马寅初、张奚若发言的意见。他说,他认为这次的争鸣是很健康的。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一。第二、“鸣”和“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党中央的整风指示,集中批判三个主义。同时他还对外国记者说,他认为马寅初老先生顾虑太多。他不同意马寅初的意见,他说,在解放初期,许多老教授不能上课,经过学习提高,现在可以上课了。马寅初说,整风运动以后,许多青年助教因为教条主义太多,上不了课。其实这又有什么可怕呢!青年教师经过整风,抛掉教条主义,提高自己,将来就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这正是辩证的发展,这正是整风的作用。也不完全同意张奚若的意见。

他说,前一天,陈叔通老先生对他说,现在的争鸣气候好像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他又续上两句“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他说,通过这次整风,“党加强了,民主党派也提高了”。

第二,他说,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未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认为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但他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方案,这就是要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成绩,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以为这样作有三个好处:一、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二、过去的“五反”、“三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人有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鸣”以后,还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他还主张,“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因为他认为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着搞的。“平反”时,除了领导党以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有成绩,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党派有,其实共产党内也有。三、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他以为,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因此,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第三,他认为共产党在发展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发展知识分子方面是否有些太快了,是值得领导党考虑的。在解放后这几年里,党员很快地发展到1200万。在他看来,在解放初期在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这样的人,却被党看成是积极分子,也就是进步分子,吸收入党。这些人多半没有经过多年的革命锻炼,也缺乏同自然作斗争的知识,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非党知识分子感到不服气,既影响党的威信,又造成了党和非党的隔膜。

第四、关于有职无权的问题。他认为,党员固然有责任,机构也有问题。他说,他在森林工业部里面是有职有权的,但是部以上有国务院的八个办公室,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另外还有党中央的各部,你这个部没有法子有权。很多事情都是从上往下贯彻,往下交任务。经委和计委向部里要的数字任务,也只能是主观主义的 镀划整个地建立在关起门来的主观主义的基础上。他认为经委和计委和国务院各办公室的领导人员多是党员,这也正说明党对旧知识分子很不信任。他以为“党员的政治虽强,技术知识和对经济计划工作的经验不一定都丰富”,应该放心地让旧知识分子参加管理工作。

第五、关于当前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保守”还是“冒进”的问题。他认为从1956年以来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个部的问题,而是全部的冒进。张奚若先生说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都是说的它的表现。这是把毛主席所说的“稳步前进”忘了的结果。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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