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政治与学术之间:罗隆基的命运

作者:政治类

谢泳

1957年的政治运动,造成了中国55万人的右派命运。20年后,中国为“右派”平反。在当时的知名“右派”中只有以下几位未获平反,他们是: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 彭文应、陈仁炳、林希翎。除林希翎是年轻学生外,其余5位均是1949年以前就很著名的知识分子。1986年10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北京举行纪念大会,隆重纪念罗隆基先生诞生90周年,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到会讲话,对罗隆基一生作了评价, 算是用特殊的方式为罗隆基恢复了名誉。 他称罗隆基是“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并进一步指出“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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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民日报》,1986年10月25日。

            出身清华

罗隆基(1898-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1913年考入清华学堂,1921年夏天毕业,秋季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192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离美赴英,入伦敦大学研究。回国后历任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教授、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暨南大学政治经济系讲师、天津《益世报》主编、北平《晨报》社社长、《新月》杂志主编。

罗隆基一生对现实政治抱有浓厚兴趣,这使他较早地离开了大学讲坛而投身现实政治,也使他终身在著述上不够丰厚。1923年,罗隆基、闻一多、吴泽霖等人在美国芝加哥成立了大江学会,这是一个以留美清华学生为核心的政治性团体,鼓吹国家主义(nationalism),以“对内实行改造运动,对外反对列强侵略”为宗旨。当年的29名成员中[2] ,如吴文藻、吴景超、吴泽霖、顾毓琇、梁实秋、闻一多、潘光旦等,后来都远离了现实政治,而走上学术道路。虽然后来他们各自的命运都很坎坷,除了离开大陆的几位,几乎全成了“右派”,但以罗隆基的命运最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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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闻黎明:《闻一多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页82。

世纪初成长起来的这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清华出身的这批人,可以说对政治都抱有热情。当年罗隆基引以自豪的是“九载清华,三赶校长”,可以想见青年学子的行动。当时清华的入学规定是“考生年龄不超过14岁为限”[3]。可以设想,当一个不足14岁的少年在清华这样的留美预备学堂中呆够八年之后,他们身上究竟是传统的影响重,还是西化的影响强?可以说他们是从小即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特徵就是早熟的自由和民主观念,这直接表现在对政治的热情上。罗隆基是将年轻时对政治的热情一直保留下来的一位。他的老同学浦薛凤曾说过,在清华辛酉级(即1921年毕业班)同学中,有兴趣与能力搞实际政治的当推罗努生、何孟吾与吴峙之三位。浦薛凤说:“努生有其学识,具其口才,弄其手腕,但他至多是一位自觉得意的政客,而非一位真正的政治家。”[4] 1922年春天,浦薛凤曾和罗隆基直言相互较量性格,并预卜前途。罗隆基说:“逖生,你有你的才识,但只是一个书生,不够现实。除非你改变作风,恐你成为一位政治理论家而非政治实行家。”当罗隆基要浦薛凤对他直言批评时,浦含蓄地说:“努生,我只觉得你读‘子’书多于‘经’书,你喜欢‘法’家甚于‘儒家’。盼你将来官运亨通,但慎防宦海风波。”[5]罗隆基的最后结局,终于被他的同学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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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浦薛凤:《忆清华辛酉级10位级友(上)》,《传记文学》,第47卷,第2期,总第279号(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85年8月),页19、20。

         《新月》时期的政治言论

1928年, 回国不久的罗隆基才30岁。是年3月,《新月》月刊创刊,而“新月书店”亦先后在北平和上海开张。这时罗隆基显得非常活跃,很快便进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心。他积极参与了《新月》的活动,先后担任了《新月》3卷2期至4卷1期的主编。《新月》本来是一个纯文学刊物,但罗隆基接编后,陆续登载了不少讨论政治问题的文章。这时南京方面延揽过他,胡适曾将戴季陶的一封信转给罗隆基,从他给胡适的回信中可以看出他对仕途的热衷,他说:“惟原函中所谓在院服务,并未言明何项职务,所谓党校教书,亦未言明何项科目,令人实难答覆”。最后他告诉胡适“何去何从,当以考试院之职位而定耳”[6] 。虽然后来罗隆基并未赴考试院,但他热衷现实现政治的性格已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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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香港:中华书局,1983),页502。

《新月》时期的罗隆基著述颇丰,是为《新月》写稿最多的作者之一,而所做文章都在政治学范围内产生很大影响。他的言论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以自己深厚的专业知识,介绍英美的政治学理论:二是以自己对政治学原理的理解,来批评政府行为的不合法性。

1929年,罗隆基在《新月》发表《专家政治》一文。这篇文章是罗隆基一生思想的重要代表。罗隆基热衷现实政治,不仅是性格使然,也有很强的理性支配。他信奉“最好的政府是最好的行政”的原则,并明确宣称,要说政治,我的座右铭是:只问行政,不管主义。”[7] 罗隆基对中国政治结构的评价是行政比政体要紧,有了好的行政,无论在哪重政体下,人民总可以得到幸福,反之,如果没有很好的行政,无论在何种政体下,人民都会遭殃[8]。罗隆基关于专家政治的想法来自美国,他当时已经注意到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必然导致行政上的专家政治 愤体说,就是行政人员的选拔制度很落后,罗隆基回国不久,即介绍美国的吏治法与吏治院,其着眼点即在如何能将真正有才干的人选出来。罗隆基认为,中国当时的行政处在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这两种恶势力的夹攻下。他又认为,不经过选举、考试而靠推荐、援引、璘缘,苟且产生出来的全国官吏,是一种分赃制度,所以他力主“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最要紧的是专家政治”。要实现专家政治,消极方面是要先除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积极方面,则是先实行选举制度和考试制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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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 《新月》,第2卷,第2期。

《新月》时期,罗隆基发表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论人权》。他指出,人权简单说就是做人的权利。不过罗隆基的人权观却不止于此,他认为衣食住行、温饱小康固然是人权,但他特别强调言论自由是人权的应有之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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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新月),第2卷,第5期。

言论自由是人权。言论自由所以成为人权,不因为他可以满足人的慾

望,不因为他是天赋于人,不因为他是法律所许,根本原因是他的功用。

他是做人所必须的条件。

是一个人,就有想法。有思想就要表现他的思想。要表现他的思想,

他非要说话不可。他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说旁人要他说的话,这就是

发展个性,培养人格的道路。

除此以外,罗隆基还分析了人权与国家的关系。他引述一位外国政治学家的话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从政治哲学上立论,国家不是一个强迫人民服从其意志的团体。国民之所以为国民,就是他有检查政府一切行动的宗旨及性质的责任。政府的行动,不能以其出诸政府,即成为天经地义 厄单地说,国家不能产生人权,只能承认人权。国家的优劣,在任何时期,即以人权得到承认的标准为准[11]。说到人权与法律的关系,罗隆基认为法律保障人权,人权产生法律。他亦认为人权有时间性与空间性,因时因地而不同,有时偏重经济,有时偏重政治。在文章的最后,罗隆基以“我们要的人权是什么”为题,开列了35条,可以说为中国起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人权宣言,这个宣言今天读来仍然振奋人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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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新月),第2卷,第5期。

罗隆基还发表了《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甚么样的政治制度》等文章,直接批评国民党一党独裁和“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等。他认为,思想不能统一也不必统一。而且以人类的经验论,自有政党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党外无党”这回事,更没有过“党内无派”这回事。政党本来是与民主政治交相为用,相辅进行的。以民主主义治党,就不怕“党外有党”,民主的功用就在于调剂党内的派系、党外的党,使一切意见主张的纷争,走上光明正大轨道,而不趋于革命流血一条狭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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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新月》,第2卷,第8期,第12期。

此外,《论共产主义》是罗隆基在《新月》时期集中阐述对共产主义看法的一篇论文,文中对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经济到政治都给予了批评。他在援引一位英国教授的观点时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历史学家永远的疑团,这种无逻辑的、愚呆的主义,何以能在民众的心理上发生如此有力且深远的影响,并且藉由民众所受的影响而反过来影响历史自身[14]?之后,他又写了《论中国的共产》一文再次阐述自己的观点,这篇文章的副题是“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并建议他们“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15]。罗隆基在文章中集中分析共产主义何以会在中国壮大,他认为国民党应负主要责任。第一,国民党宣传共产党的主义。共产党有今日的地位,共产主义在一般青年的头脑里成了时髦,谁也不能否认这是孙中山、汪精卫以及许多国民党领袖的功劳。第二,国民党采用共产党的制度。如今国民党有党的组织,其党治的策略,由党而产生出来的政府,哪一项不是师法共产党、热衷共产党、整个的模仿共产党?第三,国民党协助共产党实际的工作。先知先觉的遗教,为共产党主义作宣传,后知后觉的组织,为共产制度造实例。同时国民党下级党员的一切工作,又直接间接的为共产势力实现制造机会。他进一步认为,政治失败、党员失德,是一党政治的必然结果。在一党专制下,人民没有组织和言论的自由,亦没有监督、指责党局及党员的机会,独裁政治的结果,自然是专政者的腐化,政治日趋腐化,人民日趋叛离,这就是如今共产党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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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新月》,第3卷,第1期。

[15] 《新月》,第3卷,第10期。

整个《新月》时期,罗隆基发表过许多文章,他还用“鲁参”、“卤”等笔名写过许多书评。综合来看,这些文章都是围绕人权、宪政、约法等政治学理论的观念有关。他接近共产党,是由于它当时的政治地位还没能将“党在国上”的观念体现出来。

          罗隆基与“党天下”

1949年,罗隆基留在新政权内,这时的罗隆基已不同于年轻时期。40年代末期,在国共两党军事、政治激烈交战的年代,他作为第三方面的代表,一直帮共产党的忙,而当时共产党为了尽快获得政权,在民主政治方面曾许下很多诺言,对于民主人士也表现出尊敬和宽容,这些因素对罗隆基的政治选择可能都有影响。

1950年,他和朋友吕孝信交谈时,曾对吕的抱怨解释说:“我怎知道国民党这样不堪一击?连大江以南也守不住?如果能守住江南,平分天下,共产党也不致有这样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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