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斗争的经过

作者:政治类

胡风

1953年4月到1953年5月

一、 1952年2月,得到了暑假搬家的允许回上海。计划是,在上海参加一下工厂的民主改革(后来是参加了“三反”),整理一下自己和积存材料等,搬京后申请解决组织问题,参加工作或争取到朝鲜去一次。这时候就听到了传闻,说文艺上将有一次大论争,中央宣传部文艺处正在研究我的全部文章。当时觉得,研究我的文章,那是平常的事情,但对于所说的大论争不大明了,更没有意识到是对我的。因为,由我看来,理论是为了服务于实践的;当时正发生了一些使作家苦恼的不能解决的问题,例如赶任务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怎样表现工人阶级的问题等,正在迫切要求得到理论上的解答,对一些作品的不同看法,引起了一片混乱,也正期待着研究和分析,怎么会丢开这些去争论过去的问题呢?

二、 4月初,看到了《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15号和16号)。检查以后,觉得问题不好处理,觉得用这样不妥当的做法会发生很大的困难的。当时给彭冰山同志看过,他看了说,内容说不上什么,并说周扬同志要路过上海,那时候谈一谈看。同时看到了《胡风文艺思想研究资料》的小册子。没有出版年月和出版处的。

三、在上海和我谈话中,周扬同志斥责我是“抽象地看党”,严厉地斥责我是个人英雄主义,说我把党员作家批评“尽”了,但又指责我和重庆的“才子集团”(指乔冠华等同志)的亲密关系。不过,他的意思是说回北京商量一下,或者约我到北京谈一谈。同时,《文艺报》也准备对夏衍同志过去的作品作一总的批判,周扬同志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周扬同志走后,彭冰山同志觉得这样下去不好,提议叫我写信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请示。我考虑了两天,虽然心里总感到不安,但觉得《文艺报》那种做法要引起浪费和混乱,就贸然地写了信。

四、同时,彭冰山同志要我写一篇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表示一下态度,借此把问题了结一下。本来,我早想从《讲话》中提出几个原则来从实践情况分析一下我的体会,但解放前没有可能做,解放后我没有写理论批评文字,而且,一涉及实践情况总有许多顾虑,所以只想等安定了以后再说。但想不到这成了一个表示态度的问题。

第一,在我的工作中,总是从党底政策和毛主席的文章寻求指引,对于具体环境下的实践角度和实践态度的指引, 从来没有从正面解释过党底政策的; 我是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成和毛主席思想整体相联的部分,不能教条式地去应用,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也引用过某些论点的。

第二,在读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我也曾就蒋管区的文艺实践与民主斗争的结合问题,从思想改造这个角度上作过考虑,把我的一点体会写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逆流的日子》,19——39页)。那文章里没有明提,是因为顾虑到审查关系;就是这样,那文章还被扣了一些时,后来被删去了那里面说到新文艺底战斗任务的几句。

第三,就我所知道的,当时从事理论批评工作的同志冯雪峰、邵荃麟、以群同志等,就没有写过文章。但虽然如此,我还是马上着手写了。当然是根据实践情况,尽我能有的理解写了的。这是我解放后第一次写的理论性文字。题为《学习,为了实践》。当时据我的估计,写了也不会发表,更不会了结问题的。我也把这意思告诉了彭冰山同志。

五、文章刚刚写完,正在斟酌中,就看到了《人民日报》加上按语转载了舒芜的文章。同时,《文艺报》在广泛地动员通讯员们检讨胡风理论,写文章,开座谈会等;读者同意的就奖励,不同意的就批评,以至取消通讯员资格(这做法一直继续到林默涵何其芳同志的文章发表了以后的相当的时间内)。我的《学习,为了实践》,由彭冰山同志送北京审阅。我附一短信给周扬同志,告诉了他我看了《人民日报》按语以后的惶惑情况。彭冰山同志也觉得《人民日报》按语不妥,是“不负责任的”。周扬同志回信,说我文章没有自我批评,不宜发表(后来在会上他说我不该“大骂”了一通公式主义),但叫我到北京来讨论文艺思想问题。我开始再检查我的几本小册了。

六、车票买好了,上车的当天看到了《文艺报》六十六期发表了两篇“读者中来”,是要求公开批评我的文艺思想的。因为《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所发表的第一篇“来信”,我作了简单分析附在给周总理的信里,这次换了另一篇;但第二篇还是在《内部通报》发表过的第二篇,只改了几个字,是专门指出我对何其芳同志的“恶劣态度”的。既然我提出了问题,周扬同志又约定了我来北京大家讨论问题,但在我来北京之前赶着发表了这来信,这就造成了一种很急迫的不能平心静气地对待问题的情势。彭冰山同志觉得这就把问题弄得更困难了,但觉得还是来北京的好,我自己更觉得有到北京来了解党的要求和同志们的意见的必要。

七、到北京后到开会前,见到过周扬同志两次,每次大约十多分钟。他的态度很严厉。关于我本人的,主要思想有几点:(一)我反对了党员底意见,但党是代表群众的, 党内人底意见总要对些。又说社会民主党最危险,这是50年3月他向干部作的报告中已经提出过的。(二)舒芜是进步了(他说不是投机取巧),舒芜说的“几个人”,实际上是指我。(三)我说的话九十九句对,但如果有一句在致命的地方错了,那就全部皆推翻了。(四)他觉得过去的事不必谈,但还有几个人受我的影响,所以,要舒芜和受我影响的青年来出席,也要茅盾来出席,大会小会轮流地开。(五)要我主动地检讨,少说或不说优点,只说缺点。(六)要打掉我的架子。……我已是罪人的身份,什么都不能说了。这以后,他说工作忙,由林默涵同志多和我谈。

八、丁玲同志见面多些,但她说不搞理论,提不出意见,只问我和香港争些什么问题。又说《文艺报》收到了一百多封信。

九、我向其他同志征求对我的文字的意见,如何其芳林默涵冯雪峰等同志,但都说没有时间看我的文字,只说些一般性的意见。冯雪峰同志接触了一些有关的实际问题,有的提得很严重,但在我看来,有的与事实不符,有的是人事问题,已无法挽救,有的只能当作理论问题去检查。托林默涵同志请过胡绳同志提意见,但因为他忙没有机会。

十、周扬同志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说不要先存一个谁错谁对的定见,平心静气地好好地谈。林默涵同志也传达过周总理的指示和胡绳同志的意见,也是说不要先存一个谁对谁错的定见。周扬同志还要我自己在会上说话,说也许是别人误解了我。我当然是需要把过去彼此的意见加以分析研究的意思。但看一看气氛和同志们的态度,听一听同志们的意见,我觉得没有这个可能,所以决定了用“依靠组织,实事求是,尽其在我”的原则对待这个问题,专门检查自己的错误,不作任何申辩,尽可能快些做一个初步的结束,写出检查来,免得多费同志们的时间。就在传达周总理的指示的时候,周扬同志依然用的是严厉的口气,现出了冷冰冰的不屑多谈的神气。

十一、但除开检查出来了对于五四当时领导思想的错误提法,违反了毛主席的分析和结论以外,在我的理解上,其余都是同志们对于一些文字上的误解或者我在文字上的缺点问题等。检查出来了这个原则错误,我就口头向林默涵同志汇报了。其余的限于水平,实在找不出来,所以只好征求同志们的意见,希望提得具体些,给我帮助。例如同志们说《论现实主义的路》里有反马列主义的东西,但我自己在关于文艺的分析中找不出原则错误,只是耽心对于政治发展情况的叙述和社会内容的分析也许有不妥之处,和强调一点因而会引起片面印象之处。

十二、周扬同志交来了周总理的信,除文艺理论以外还提到应该检查“生活态度”。读过以后我反复地思索过,感动地发现了这是给我很大的帮助。以我这个追随党的事业的人说,首先应该澄清对于组织的错误态度,那以后,才能够顺利地检查理论问题。周总理是把我当作阶级事业的一个追随者看待,所以才指示了这一点的。冯雪峰同志还说这对我不一定有必要。但周总理指示我多和周扬、丁玲同志洽商,由于前面说过的情况(周扬同志说他忙,由林默涵同志和我接头;丁玲同志说不搞理论,没有具体意见,后来她又不在北京),没有可能做到。

十三、怀着感激和自愧的心情,写完了《对我的错误态度的检查》以后,我的情绪上得到了很大的澄清。 我是尽可能体会了周扬同志所说的“抽象地看党” 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意思写的。于是又重新检查我的几本小册子,一面尽可能征求各方面同志们的意见,并等待开会听意见。

十四、9月6日开第一次会。开会前一天,林默涵同志一定要我先说话,但我因为抓不住问题到底在哪里,觉得困难得很。得到林默涵同志底同意,就《文艺报》发表的“读者中来”所提的理论问题说明了一下,并且申明这是初步的检查,似乎得不出那里面所下的结论, 希望同志们帮助。 接着同志们发言,有的责备我不该“强辩”,主要发言人胡绳、何其芳、林默涵、冯雪峰、周扬等同志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问题和要求,有的同志口气非常严厉,有的同志口气充满了嘲笑,冯雪峰同志开始是带有讨论问题的口气,并说《文艺报》底按语不对,读者断章取义,但一听到周扬同志底严厉口气就又马上改成了完全不容讨论的口气。这样的情况是完全出乎我的想象的。但因为已经确定了“依靠组织”的原则,我没有在情绪上受到一点影响。但最使我奇怪的是,主要发言人好像并没有看过我的文字,只是随便抓一两句来任意解释,有的还好像是临时从《胡风文艺思想研究资料》那小册子抓来的。周扬同志是主持会的,他连后一句都没看就用前一句来斥骂了一阵。我已经是罪人的身份,当然什么都不能说。林默涵同志归纳,要我就“现实主义”,“生活”,“主观精神”,“民族形式”,“五四”五个内容进行检查。

十五、我详细慎重地考虑了同志们底发言内容,分门别类地进行了检查以后,感到困难得很。困难之一是,无法确定同志们底要求目标。例如冯雪峰同志在一次个别谈话中说过不是算旧账,但林默涵同志在一次个别谈话中又说“本来就是要算旧账”。于是一面再检查,一面等待同志们进一步提意见。因为周扬同志在会上又说过要大会小会轮流地开的。

十六\9月25日, 《文艺报》发表了舒芜底《致路翎的公开信》,前面加上了“编者按”。这封信在开第一次会的前一天,我收到了打印本。看了以后,觉得意外,在我的理解上,他所说的理论问题不但混乱得很,而且也是和我连不上的。对路翎同志的批评,在我看也是和路知同志连不上的。路翎同志为了对党负责,他写了和舒芜的关系的报告,送呈中央宣传部文艺处。但舒芜底《公开信》还是公开发表了,只不过删去了几处太明显了是捏造的事实。

十七、就是《文艺报》出版的这一天下午,林默涵同志来我我,一道到中山公园谈了几小时的话。这是一次最长最亲切的谈话。除了一些政治情况,胡乔木因病休假和习仲勋同志来主持中央宣传部的事情以外,主要的内容有这些:(一)路翎提供关于舒芜的材料,他相信是真实的。(二)这以前对舒芜底情况不大了解,只听到他从刘邓大军占领过的家乡跑出来的事情,也对他有些揣测;广西也没有送来材料。大概舒芜没有政治问题,否则不会给他当中学校长。(三)路翎是有贡献的,舒芜一开始就犯错误。(四)路翎过去作品解放后都不能出版发行,那是下面不理解,过了这件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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