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言论摘要

作者:政治类

钱伟长

“党员灰心、失望了,共产党不懂业务,不能领导。”(在1955年民盟七中全会上)

“院系调查……工作量,一系列的改革,无非是‘行政办法’。学校领导不以学术来讲话,而以某个人是否有群众基础来讲话;我们应该找有学术水平的人讲话,不要找不学无术的人哇哇地叫,今后如不再严格地处理学术水平问题,教学工作无法提高。开展争论也应该是有学术水平的人来开展争论,升级也应以学术水平为标准。从群众基础上、能说会道上来提级是不对的。助教开课起过一定作用,但不足以作为经验。”

“高教部对高等学小吠无学术领导,连一个学术委员会都没有。我所讲的学术领导不是老头领导,年老年轻只要有学术都可以领导。学术问题与群众观点是两回事,现在有些人在争夺科学研究工作,我看是争毛厕坑不拉屎。因为他们没有吃饭,肚中空空。”(1957年在民盟中央及北京市委文委会联合座谈会上的发言)

  他认为党有意排挤老教授(内行),问题“非常严重”

在高等学小房竟依靠谁呢,应该主要依靠老教授。目前全国高等学校对老教授的作用和积极的估计不足是个普遍、严重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首先把人分成了两类,对第一类人总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先看他的缺点。这样老用‘先入为主’的眼光看人,一堵墙就造成了。清华对老教授总抱着怀疑的态度……清华大多数系和教研组主任没有真正地当家作主,最多也是陷在事务工作里。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来就是挂个空名,从未过问系的教学。而且像这样一位有声望、有才学的教授竟然连一个徒弟也没有,是令人悲哀的。我不赞成蒋校长的说法:“要注意使大家各得其所,要注意发挥老教授的作用,也要注意培养年青教师,”这话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全面,实质上这个全面是为片面而服务的。如果把教授同青年教师搁在同等地位上,即是不尊重老教授的“老把戏”。(《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见《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从我已获得的资料看,我认为目前有一个问题严重——所有工作中依靠内行不够。”

“现在有一种想法,认为领导意图是通过苏联专家培养年青的来代替老教师,但中国需要成千上万的科学人才,而苏联不可能成千万地派专家来,依靠苏联专家只能作为一部分补充。有人说:‘现在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样是很危险的。”(1957年5月27日在市委座谈会上发言)

      他说老教授不能发挥作用的原因有三

一、另外有一条线

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是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指党的工作)总是比你走得快。”

二、党的力量大,……

党的力量大,一个意图贯彻起来很容易,我们作事就完全不一样。我只参加了两头工作:事情还未作出决定前提提意见,决定以后就保征执行,姑且称它谓‘进口’和‘出口’,究竟其间是怎样讨论的、布置和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无知了。”

三、党内资料外人不知

党内有好多资料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些作教授的掌握情况少,有的看法很可能是片面的,所以有些场合就很难发言。”

   (《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见《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今后应该开门办党

学校党工作应当如何进行呢?应当公开,党的小组会也可以吸收群众参加,大开门,使党外团外的人对党团工作有监督作用。同时,对群众也是很大的教育,整风的过程就可以把门打开。现在是半开门,先讲党外人士提意见,党员有意见回去提,关门研究。应当开门整,这样才能保证党的纯洁,使党员在群众中生根,在学校内这样作是有条件的, 应当从开门整风到开门作党的工作。”(1957年5月27日在市委座谈上发言)

         要求党员揭发党内秘密

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大开大放,小开小放,不开不放”,清华的教授“鸣”“放”得不够带劲可能与此有关。过去清华党委抓得太紧,教授们大概一时还放不开。党员教授没有先“鸣”也是个问题。群众的“杠杆是很灵敏的”。党员不说话,非党员不知什么意思,因此就不敢畅“鸣”。(《钱伟长批评学校里的宗派主义》,见《北京日报》1957年5月16日)

从物理教研组“鸣”“放”的情况来看,清华还“鸣”“放”得很不够。我们可以通过物理教研组来看其他系,问题不会没有,但是今天还比较静,要使整风运动健康地开展下去。 第一, 党委首先要号召党员带头“鸣”“放”,物理教研组“鸣”“放”得好,就是因党员带头。很多事情我们只能谈表面现象,举不出具体例子,党员带头就可以更好地搞好整风。蒋校长在报告中说,党员可以采取自已认为最好的方式来“鸣”,这一句话还有保留。

第二,有些问题,党委应采取措施及时处理:如杨子远可以把他调开,不调开,群众贴大字报也还得躲躲闪闪,会妨碍整风开展的。又如在肃反中斗错,应开诚布公在公开场合进行检讨,何东昌同志作关于肃反问题的报告,不解决问题。(《进一步开展整风的关键问题在哪里?》见《新清华》1957年第195期)

   要青年不要“虚心听群众意见”“服从祖国需要”

“从整个社会看来,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留下的封建教育影响还是很大的。封建社会对青年的‘教育’ 有一整套, 现在我们虽然已经不用那一套‘老成持重’、‘温文典雅’的字眼,但这些字眼的某些内容却在‘服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等另外一套字眼中借尸还魂了,有许多对青年的不合理的要求,就是借助于‘服从祖国需要’这样光辉的字眼里混了进来,新名词混进了旧内容,确实迷惑了不少青年,束缚了不少青年。”(《过多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反映》,见《中国青年》1956年第15期)

          要学生发泄烦闷情绪

你们想过了没有?现在学校里揭发那么多的东西,根本问题在哪里?主要矛盾是什么?有人说是“三害”,但这是笼统的罗。有人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辅导员制度、肃反问题、教学改革、理工合校,但这虽是问题,却不是主要的,你们没有想过吧!现在是该想想的时候了,不要光是和大家哄在一起,应该冷静分析一下,为什么大家会揭发这么多的东西?青年人要独立思考嘛!”(《答学生问》见《新清华》1957年第204期)

“现在群众的情绪是烦闷的,有话讲不出,要想发泄找不到题目,你们今天来也是来找题目的。你们要知道大家轰轰烈烈搞,也有人在外面哭哭啼啼,没有关怀。我很奇怪,为什么天天在讲要团结青年,但是学校里还要造成局面,总有那么一群人想要去感染另一群人,而且态度是敌对的……

你们大胆揭发, 不要怕, 提出来讲给大家听听。你们鸣了,我再来讲。”(《访问钱伟长副校长》,见《新清华》1957年第196期)

        青年学生不应分左、中、右

钱伟长说:“我是吃过苦头的人,为什么要造成这样的气氛呢?同学本身就存在宗派情绪,硬把人分成进步、中间和落后,依我看,进步的也不过是口头说说,进步的人也不过学会说几句漂亮的话,但是他们就没想到,我们是青年,最多二十来岁,有的还只有十六十七岁,就是落后也不过是落后三四年,还会干什么坏事?孔夫子说过‘三十而立’就是说一个人到三十才成型,在30岁以前青年人都是这样活泼的,活跃的,寻找进步的,不是教条的。

“我们的青年人大不豪放了,束缚太多,我年纪比你们大得多,我不怕束缚,大家给我戴帽子,我就不戴,把它扔了。”(《访问钱伟长副校长》,见《新清华》1957年第196期)

对学生情况的估计,我同意杨人闿的意见,学生大多数是好的,清华就没有人提胡风问题,在北大也是个别的。错误意见也有人批评,不必害伯,说学生百分之八十资产阶级出身,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也是不对的,这是下了结论去找证明。”(1957年5月27日在市委座谈会上的发言)

        党、团组织是三大主义的根源

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是同一原因产生的。层层汇报制度,年纪轻轻的团文书,见了一棵芝麻大的问题就夸大,然后汇报到团总支、团委会,一直到党委会,每一层加上一些干部主观主义,到了领导上作个决议“贯彻”到团支部,团支书拿了个鹅毛当令箭,硬灌。党的威信很高,谁敢违反,当然就闷在心里。下面灌不通了,就作个大报告,点名点将把同学都点一阵,点到的就心里结个疙瘩。而一些干部越显得自己了不起了。”(《访问钱伟长副校长》,见《新清华》1957年第195期)

     他不同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说法

从各方面反映的几位党委的发言,说明对高级知识分子是不信任的。如蒋校长说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认为这样的领导思想的本身就有宗派主义情绪。”(《进一步开展整风的关键在哪里?》见《新清华》1957年第195期)

        整风运动中搞理工合校的签名

关于理工合校问题,钱伟长说:“我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理工分家的。院系调整把理工分了家,是一很大的错误。教学改革中,有人说我落后,不愿学习苏联,甚至说我有反苏情绪,要我做检讨。我是很拥护学习苏联的,而且一个人如何能反党呢?我是不做检讨的。最近有人提出理工合校,有人提议把北大的文法学院合并到人民大学去,而把北大的理学院合并到清华,这是相当理想的方案。不过北大的领导上有些是不同意的,我出面提出这个问题不方便,北大周培源就是我的老师,你们搞好一些。”

这时有同学说,科学馆前已经有人签名主张理工合校了。钱副校长问有多少人?有人回答说有六百多人。钱副校长说:“这太少,至少要搞六千人签名的名单还差不多,声势浩大,让高教部看看群众的意见。”临别时,他又向我们说,“你们去签名吧”!

……座谈后,有些同学立即成立了理工合校组,到全校发起签名……(1957年6月18日大字报:(我们访问了钱副校长》)

              (原载《北京日报》1957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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