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王造时冤狱侧记

作者:政治类

夏高阳

王造时冤死已经20年了,抚今视昔,缅怀易已,爰草此文,用志拳拳。

            人间冤狱

王造时先生于我为前辈,谊兼师友。30年代,他是我崇拜的偶像之一。建国后,我们成为忘年交、患难友。

1957年,我们同时被错划为“右派”,嗣又一同下乡改造。迨“文革”狱兴,我二人先后被捕,同囚于“四人帮”的集中营一名为看守所,可那是真正的地狱!有的人不堪折磨,便瘐毙在那里。王造时亦未能逃过“四人帮”精心策划的那种变相的肉体消灭之厄,我有幸被囚禁在那鬼地方达6年6个月又一个星期,是合格的历史见证人。

“文革”那阵子,全国形成一个大囚笼。“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主要集中营,先后拘禁过好几千人。其中包括:“走资派”、民主人士、专家学者、文艺界人士、倒楣的造反派头头、大量党与非党干群,并旁及工、农、兵和少数外国人。

“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们,对“囚犯”实行饥饿政策:不让“囚犯”吃饱,使之长期处在痛苦的饥饿状态,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着!因此,入狱不要很久,好端端的人便形销骨立,随之慢慢变成另外一个人。

入夜,则成为一座阴森可怖的阎罗殿。镣铐声与呵叱声并作,皮肉与哀号呼救声交响,令人毛骨悚然!

在如此残酷的环境下,仍不乏犯人起而争取活命及有意义的生存而斗争。

            狱中相逢

一天午后,刚刚吞下砂石饭就烂菜皮,我蹲的班房门突然打开,几个狱卒出现在门口,他们叫出一连串囚犯号码,我被叫到了,杨仲池等也被叫到了。

基于长期牢狱生活的经验,我判断这不是绑赴刑场,也不像提审,更不像是宣布释放,而是调班房。

这是我们这个班房的难友所共同担心的。我同杨同志等调到这个关着30个人左右的大班房时, 发现这里难友们闹不团结,互相告讦成风,遭到狱方的不断镇压翻过深入工作,依靠全体难友的觉醒和共同努力,整个班房转变成团结互助、政治情绪高昂的集体。人人抓紧锻炼,认真学习,深入研讨国际国内形势,取得了:黑夜终将过去,光明必将来临的共识。凭这一点思想闪光,大伙保持着旺盛斗志,免于精神崩溃。我们的口号是“活着就是胜利!”“为了祖国,顽强地活下去!”我们的物质匮乏已极,然而我们精神世界是富足的。

现在眼看就要分散了,大家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既有对斗争得来的硕果的留恋,又有对未来命运不可预料的顾虑。

一个狱卒要我提着简单的行李,跟着他一起下楼,他打开底层一个班房的门,让我进去后,加锁。

这是一个阴暗潮湿、让人窒息的房间。四壁和承尘的白垩已经剥落,地板凹凸不平,一盏昏昏然打瞌睡似的电灯,泛照着四个囚犯的身影。

倚靠在铺上的是一个戴眼镜的,衣服褴褛,极度衰弱的老者:1845(囚犯的代号,下同),是一个30出头,右颧骨上有一块黑斑的造反派头头;1646,一位原检察官,操着浓重的胶东口音,40多岁,身体憔悴且带着伤;一个60岁出头,浓眉凹目, 讲着不纯正上海活的矮个儿, 是在中国工作的日本工程师渡边。他的囚号是1753。

我的眼光停留在老者身上,他的囚号是1416,白发萧疏,一脸胡子,瘦得皮包骨。这人好生面熟,但怎么想不起来了。我发现他也在上上下下打量我。会不会是王造时?一个意念在脑子里闪过。不,不,不可能,王造时白白胖胖,平时腆着滚圆的大肚子, 足足有178磅光景;而且王造时很爱修边幅,胡子剃得精光,头发梳得熨熨贴贴……而眼前的人怎么能是他?继而转念一想,王造时在这里呆得很久了,体貌不可能不起很大的变化……

这囚室有二张高铺:一张是老者的铺位,另一张空着。我就把行李放在空铺上面,继续观察。

此时,狱卒来通知“放风”,我决定在“放风”时,看个清楚。

到了放风场,我故意靠近老者谛视他,而他也用目光逼视我,目光碰在一起,我确认老者就是王造时。但鉴于处在如此严酷的环境,我还希望能找到直接证据,以免误认。

回到班房,一份报纸递了进来。

1845用命令的口吻,指定老者读报。当老者打开报纸读了一句,我发现那是地道的江西腔,“他确是王造时!”我极力隐藏自己的感情,并提醒自己:对此必须绝对保密。依据监规,绝对不允许熟人呆在一个班房,狱方把我们二人调在一起,显然是工作上的疏忽。我一定要等适当机会向王表白。

在这个班房才呆了不过半天,我已经发现1845的专横作风,和他对王造时不逊的态度。这一动向,引起我的注意。

在别人不注意的一刹那,我靠拢王,并偷偷地握住他的手,耳语似的轻轻告诉他:“我是××,请注意保密。”他也同样激动,颤声说:“我吃不准,不敢认你……那真是太好了……”

            饥饿难忍

这个班房曾经先后送出两个巍侗病人到提篮桥监狱医院去抢救:一个就是王造时,一个是渡边。

正是由于饥饿,监狱里常常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早上发粥,遇桶底有一点剩余,狱卒照例向阴沟一倒。有一位苏北籍女炊事员,出于好心,碰到有剩余的粥,就收集拢来装在小面盆里,排日轮流递到班房里去,让犯人分而食之,这原是德政,那位苏北阿姨成为犯人心目中的观音大士。

别的班房把送进的剩粥由犯人分而食之,这个班房却是轮流由一个犯人独享,那一次,轮到王造时,由于实在饿得慌,他端起小面盆,一口气喝了下去,饿瘪了的肠胃哪里承受得了两三千cc的薄粥汤的涨力,于是酿成胃壁穿孔的惨剧,鲜血咯了一地,立即被送往提篮桥监狱医院去了。第二天轮到渡边享用薄粥汤,当小面盆递进来时,尽管有王造时的前车之鉴,但他顶不住饥饿感的压迫和薄粥汤的诱惑,竟也一口气灌了下去,随之倒在自己咯出来的一汪血泊中……他们住院个把月才回来,渡边身体较好,恢复得快一些,王造时则委顿不振了。

这种悲惨场景的酿成,绝不能责怪犯人们缺乏自制力,要看到“四人帮”饥饿政策的残酷性。

            蔑视霸头

这个班房里的1845毕业于华南某大学经济系,是该校造反派头头,因武斗死了人,被对立方面造反派揪了出来,一肚子委屈。他是那个特殊时代背景产生的特殊材料,尽管造反已经彻底失败,落到这个地步,仍不失造反派本色,想在班房里称王称霸,企图以打击王造时为突破口来确立“霸业”。

他对待王的态度十分无理,常常出言不逊。一会儿嘲笑王笨手笨脚,不会自己料理生活;一会儿又无端攻讦王读报读了“错别字”;一会儿又嫌王睡眠打鼾,妨碍了他。而王造时出于对他的蔑视,则一味忍让。我既气愤,又怕1845的胡闹还会继续升级,伤害王造时,我想保护王,但不知道如何着手。

我也曾企图说服1845,向他指出大家都是难友,谁也不能歧视谁。可他却说:“我就是这个脾气,我看不惯就要说!”我说:“1416的年龄可以做你我的长辈,论资历,他可以做你我的师长,我们应该尊重他。”“尊重个屁,他连读报都读不好,读了不少错字。”“你说1416读错别字,那是你的误解,他发的是江西语音,如果一定要以纯正的普通话读音才算读对,那么你的苏北口音和我的浙江口音,读出来的字,有多少不是错别字?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应该讲道理,应该懂得起码的礼貌。听说,孙大雨关在楼上的一个班房,难友们让他讲莎士比亚,大伙听得津津有味,我们何不让1416跟我们讲讲国际政治,该有多好呢?”……可是这些话,1845都嗤之以鼻。

渡边和“检察官”都是正派人,他们看不惯1845,但也不愿意招惹他。

            铁骨铮铮

这一段时间里,1845提审频繁,我有机会同王造时深谈。

王造时,留美法学博士,早年成为上海的名律师。他看问题更多的是从法的角度来考虑。他说:“社会主义国家重视经济建设,忽略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很可惜的。后果严重,苏联肃反严重扩大化,中国反右的失误,都是从冲决法的藩篱为其特征的一种毁灭性打击!”

“这个地方,解放前,解放后,原本是在法律执范下羁押未决犯的通常的看守所。三四十年代,我执行律务,经常到这里来,会见未决犯,接受委托,担任辩护。今天这里已经蜕变为无法无天的纳粹集中营。何以致此?值得深思。

我在1936年11月,被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起诉;时隔30年,1966年11月,我却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罪被起诉,这是对历史的嘲弄!”

他对1845的悖行,似乎不太在意。当我对1845表示忿忿然,并说一定要让他接受教训时,王造时反而劝我,不要为他操心,他“忍得住”,并对年轻人不要苛求。

由于我对他在30年代和解放初期那种慨当以慷,辩才纵横的风范的印象特别深,因此,对他眼前一味忍让的态度,不能理解,以为王经过反右的打击,特别是“文革”的冲击之后,可能气质上起了变化,丧失了英雄本色。

经过同他深入交淡之后,才认识自己的幼稚和肤浅。

“文革”一爆发,王造时就被投入急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的中心脏涡,在复旦大学,他是被批斗的重点对象之一,但从来没有屈服过,始终临之以凛然的浩气,使张牙舞爪的造反派束手无策。从那时候起,他就遭受“红卫兵”几次抄家的践踏,特别是第三次,那股“红卫兵”居然盘踞他家达42天之久!除了拿走他们想拿走的东西,破坏他们想破坏的东西之外,这些人还秉承“四人帮”头目的旨意,蓄意制造冤案,逼他承认组织反革命政党,反对无产级阶专政,目的是想置他于死地。他毫不含糊地同这些“红卫兵”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这些丧心病狂的家伙乞灵于非刑拷打。将他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死过去后,用冷水喷醒,继续拷打。但他的口供只有三个字:“不!不!不!”或者六个字“没有!没有!没有!”42个日日夜夜当中;这些人轮换着不停地折磨他。那个头头说:“王造时即使是钢,也要让他化为钢水。”但王造时的意志胜过钢铁,居然没有熔化点!

他说,他这样誓死不屈,既是捍卫自己,也是为了保护另一位被诬陷伙同他组织反革命政党的著名教授。他强调说,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我也不能屈服!我终于了解:他对1845的宽容,是对他们的蔑视,是对他的怜悯,从而也坚定了我必须为他做点什么的决心。

            智斗1845

1845每天总要找个理由,让王造时读报,并把王的江西话读音,作为王读错别字,加以嘲弄。我想只有找个由头,才好刹住他的狂妄。

一天,王造时感冒,我就说,1845,你来读报。

1845很自负,潇洒地读了起来。当读到“周总理出访受到热烈欢迎,欢迎人群给周总理献上花束”一句话,他把“花束”读成“花圈”。我立即打断他,并严肃地说:“你再读一遍!”1845还没有觉察他的错误重复读一遍“献上花圈”。当检查官和渡边指出他的错误时,1845紧张起来。我说:“这可是政治性质错误,它涉及到你对周总理的态度问题。”1845忙说:“我该死,我该死,不过我确实不是故意的。”“你应该主动向管理员说清楚,省得我们报告了。”1845知道,如果此事让狱方知道,够他受的。他哀求道:“1995请你网开一面,我不会忘记你的好处;1416,我过去对你太苛刻了,这是我不对,请你向1995替我说说情。”王造时说:“1845这种误读是不能容许的,但他已经承认错误,1995,是不是可以放他一马呢?”看到王出来打圆场,我就趁势收场道:“此事可大可小,看在1416和1753两位的份上,我可以暂时不报告,不过希望你今后要自重。”

经过这番折腾,1845的专横态度,特别是对王造时的态度收敛了不少。王造时的日子也好过了一些。

大约太平了一两个月,1845故态复萌,又来编派1416的不是。

要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一天,1845对王造时夜眠打鼾骂骂咧咧。我对他说:“1416已经向你再三表示歉意,并且说,如果他打鼾,把你吵醒,你可以立刻将他叫醒。他就坐到明天,不再躺下。我看,他也只能作到这一步了,打鼾是生理现象,他无法控制,我睡在他身边,都不嫌他,你就不能担待一二么?”1845回答说:“我才不管他生理、病理,他妨碍我,我就不答应。今天晚上,如果他再敢打鼾,莫怪我不客气!”

次日凌晨两点钟光景,我突然被一个重物落在地下的闷响所惊醒。一看王造时已不在高铺上,我翻身起来,发现王造时连同棉被滚落在地上,一动也不动;1845站在旁边手足无措。可以断定王翻落在地上,显然是1845所为;我俯身察看躺在地上的王造时,并同1845一起,把王造时抬到高铺上。王虽有微弱呼吸声和脉搏,但处于昏睡状态。我历声呵斥道:“1845。你好大胆子,你闯了大祸了!”1845嗫嚅着说:1416打鼾将我吵醒,我只用脚轻轻一地碰了他一下,想不到他会滚落到地上。”我气得浑身发抖,说:“你是足球运动员,你这一脚,还不是要了他的命!你走开,让我报告去!”1845向我打躬作揖,苦苦哀求我不要去报告。我说:“人命关天,人都昏死过去了,你不让我报告!”检查官和渡边都说,报告找医生要紧。

此时,王造时眼微微睁开,并以微弱的声音呼唤我。我马上过去扶他,让他的头枕在我的手臂上,并用耳朵凑到他的口边。只听见他说:“我没有什么,你放心好了,原谅他吧。”我想,如果传达王的话,1845就像没事人一样,奈何他不得,他没有受到教洲,后患无穷。因此,我严肃地说:“1416对我讲,他头昏得历害,天旋地转,而且浑身疼痛,快要不行了,他要我立刻报告,请医生来。你闪开!”1845说:“1416已经能讲话了,可能会慢慢好起来,你千万不要报告!”

这时,王造时又轻轻地呼唤我。我又把耳朵凑过去,只听他说:“我好了一些了,1845太粗暴。可是我也有责任,我教了一辈子书,没有把青年教好,我内心很内疚,你再放他一马吧!”

我抬起头对1845说:“1416说他头痛得历害,你说怎么办?”

这时,检察官和渡边都说:“1416醒过来了,能说话了,可能有了好的转机,再等几分钟,看看1416的情况,再决定报告还是不报告。”我冷静地分析了情况:我想,1416说他没有什么,可能因为他身上严严实实地裹上了一条厚棉被,头上戴了一顶棉帽子,减轻了撞击的力量,因此伤势可能不重,王造时又这样好心肠,看来我这独脚戏很难唱下去,只好缓和一下。

我即对1845说:“我可以暂时不报告,但如果1416的伤势有发展,我还是要报告的。同时,你得做到三条:第一,从现在起,你要好好服待1416,三餐、大小便、睡觉擦身统统归你负责:第二,1416的衣服统统归你洗;第二,你要保证尊重他。

1845忙不迭保证做到。

            冤死狱中

约摸两三个月后,王造时调到另一个班房去了。我为此忐忑不安好一阵子,顾虑他能不能适应新环境。

关于这个谜底是在我平反出狱后,碰到杨仲池同志才揭晓的。王造时离开我后,凑巧调到杨的班房里去了。他们是清华的同学,王是清华大学第一任学生会会长,并且领导过“五四”运动,杨自然非常尊重这位老会长,把王的衣被统统洗好,缝补好,连王的破席子也补好了,他们班房很团结,大家都对王有好感。

更重要的消息——关于王造时冤死的消息,是我在提篮桥监狱医院获知的。

1972年初春,我由于长期关禁,营养不良,丧失了免疫力,感染了结核性胸膜炎。病情危重,被送到监狱医院。那里的政治空气比较宽松,病犯可以使用本名,并较无顾虑交谈,老病犯告诉我,王造时去年在病势危笃时,被送到医院来,经抢救没有起色,转送瑞金医院,也许因为病入膏肓,也许因为转院过迟,不久去世。我听了,心情十分沉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声春雷,王造时冤案才得到昭雪。

王造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品质,他捍卫原则立场的风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还没有读完?>>点这里设置下次自动从这里继续阅读《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或者>>点这里把本页面地址加入到您的本地收藏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