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王造时传(节录)

作者:政治类

何碧辉 赵寿龙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解放了,胜利了,王壬造时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十分高兴。他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

解放初,王造时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文教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上海市各界代表会议特邀代表,上海法学会理事。另外,王造时还担任下列职务:

上海诚明文学院董事长(约1950年4月至1952年7月)原诚明文学院长董事冷螕辞职,院长蒋维乔请王造时担任。蒋去香港后,王又兼代理院长三四月,该校后来并入当时的上海大学。

上海前进中学董事长(约1949年至1954年7月) 。解放后,《前线日报》所办的前进中学被查封,由孙晓村等出面改组校董会,与教育局接洽继续开办,推王造时任董事长,孔大充任校长,因经济困难,房屋又发生问题,孔不久辞职而停办。

上海正平补习学校董事长(约1951年至1953年)。该校由薛迪清(原光华大学商学院教授)创办,推王造时为董事长。后由教育局接办,改为中学。

王造时担任这些学校的董事长,至少对于当时减少教职员失业、学生失学这一点来讲,是有益的。

1951年8月, 王造时担任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他又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近代史教研组主任。

解放初,王造时对党领导的各项政治运动,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等等,都是积极参加的。他自己认为,他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九一八”事变以后,更是一步步跟共产党走的,积极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6年“救国会”工作是在党领导和影响下进行的。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是有贡献的。一般人也认为他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七君子”之一。因此他在民主人士中间有一定威信,常常代表民主人士发言。王造时对新中国也确实是热爱的,这从他的言论中可以得到证明的。

1950年5月28日, 上海解放一周年时,王造时在《几点感想》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确是我们人民的军队”;“人民政府是廉洁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1951年12月,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上,王造时代表特邀代表小组发言,他说:“我们在这里特别指出:我们政府的各部门基本上是廉洁的、勤苦的、奉公守法的,是中国政治生活上空前未有的廉洁政府。”[1]1954年8日,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普选时,王造时是上海四川北路选区选出的代表。他在普选时说:“解放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就有了普选的权利,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我个人曾参加过争取民主的运动,但在解放前,始终没有获得真正选举的权利。我没有选过别人,当然也没被人选举过。现在我领到了选民证,我特别感到愉快,感到兴奋,感到骄傲。”他还说:“这次选举是最平等、最普通、最民主的。再度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正确和伟大。 ”1955年10月1日国庆时,王造时又发表了《我们今天庆祝国庆要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努力》的文章,他说:“在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的阶段,中国革命不可能由资产阶级领导成功,而只能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进行新民主义革命方能成功。并且只有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才能完成中国革命:我们一定要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出大量忠于祖国、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技术人员和专门人才。”他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不仅指示着我们6亿人口的中国大步走向社会主义,并且是具有巨大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件。如果20年后我们来写世界史,这将是可以大书特书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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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造时《我们决定开步走》,《解放日报》,1951年12月14日。

王造时50年代初发表的上述言论,与他30年至40年代发表的言论对比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当年的王造时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而现在的王造时则是歌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的。

但是,总的来说,王造时解放后不如解放前活跃,相对讲是沉默了,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从解放后才开始的。前面已经谈到,还在抗日战争后期,他就开始感到苦闷和孤独,这种消极情绪,王造时本人感到了,解放初,他听人说,共产党对他有点误会,但又不知什么事,心里忐忑不安,疑惑不解。后来,他向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谈了自己的政见,提了关于先解放台湾,后解放西南的建议,结果潘汉年没有给他回话,他更以为这是共产党对他的意见置之不理,对他有误会,不够信任。因此,王造时决定采取消极态度,不加入民主党派,不担任行政工作,少说话,少发表意见。并且自以为有的人只能做政治工作,不能教书,而他则既能搞政治工作,又能教书,有两套本事而引以自豪。还认为革命成功了,专搞学问,同样可以为人民服务。因为王造时有这样的思想,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试探他是否愿意担任行政工作时,他婉言谢绝了,说:我有自由散漫作风不能胜任。九三学社、民盟劝他出任工作,他也托故推辞。1956年,无党派民主人士想组成一派,设立一个办公室,黎照寰为此和他商量,他认为无此必要。凡此种种,都证明他有消极情绪。

这种情况,旁观者也看出来了。解放后,特别是1957年初,王造时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潘大逵曾对他说:“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据王造时说,张孟闻也对他讲过类似的话。

1956年1月, 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党为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王造时的关心和照顾也增加了。特别是1957年2月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上海市政协推统战部部长刘述周和王造时前往出席。在北京,他不仅受到救国会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的热情款待,而且解释了多年来的误会,心情很愉快。

在北京,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了王造时。王造时向周恩来说明致斯大林公开信的起草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周恩来说,历史问题大家说清楚了就好了。周恩来还谈了关于救国会的事 啡国会是1949年12月18日结束的,发表了《中国人民救国会结束宣言》。对于这件事,王造时当时认为,如果其他民主党派不解散,救国会也不必解散,后来多数同志主张解散,王造时也就赞成了。周恩来说,抗美援朝开始时,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宣言,拥护“抗美援朝,薄兑卫国”的号召,决心为这一神圣任务而奋斗的时候,联合声明上缺少救国会,毛泽东主席感到很可惜。周恩来赞扬王造时当时反对解散救国会是对的。周恩来还征求王造时是否有意恢复救国会的意见。王造时回答说,这要问沈钧儒和其他朋友。事后王造时曾经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如顾执中就极力主张恢复,并说如果别人不干,他支持王造时一个人出来领导干,希望王造时拿出当年的气概。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支持恢复救国会的不多,不久又开始反右斗争,因此恢复救国会的事就不了了之。王造时对周恩来的真诚会见,与长时间的谈话和鼓励,十分敬佩和感谢。他感到共产党了解他,信任他了,顿时疑虑冰释,心情非常高兴。

王造时在北京还直接听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内容,由陆诒向他作了传达。

总而言之,王造时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以后,由于多方关心,由于共产党的信任,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

他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作了《扩大民主生活》的发言,并且立即得到马寅初等的赞扬。当时,王造时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把黑暗的、落后的、分裂的、被帝国主义欺侮的旧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设成光明的,促进统一的,强大的新中国,并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极其伟大的胜利,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谁都不能否认。正因为如此,为了把国家的事情办得更好,防止官僚主义的滋长,防止下情不能上达, 以至于演成严重问题, 就要按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名言向党提意见,这才是民主人士应尽的职责。如果民主人士不说,一般人更没有机会说了。所以他在全国政协会上发言里说:“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象魏征的倒还嫌其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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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造时:《在二届三次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1月)。

3月4日王造时回到上海之后,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上,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在《新闻日报》召集的座谈会上,在《光明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又多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应该扩大民主生活,加强法制。

关于加强民主法治宣传教育问题。他说,“解放以来,大家的政治水平尽管都有了提高,但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的统治,我们一般人对法治,还缺乏了解,并且在生活习惯和处事作风上,始终没有完全摆脱掉一向重人治而轻法治的残余封建传统。我们一些机关干部轻视法律的规定,甚至有一些司法工作者也有时犯了有法不依的过失——这都是人治主义的表现。过去对于法治的宣传实在做得不够,今后应该特别加以注意,作为人民基本教育的一部分,务必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宪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根本大法,大家必须按照法律行事。全国人民在法律前面是平等的。”“党团不可以党代政,也不可以党代法。这不仅对于人民是一种保障,对于党的威信也是一种保障。”

关于切实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问题。他指出:“依据宪法,我们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但是我们还没有通过普遍的立法来把它完全实现。例如宪法里面有二十几次提到‘依照法律’、‘根据法律’、‘服从法律’、‘法律的保障’等等字样,但这些有关法律大部分都没有制定出来。……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什么是犯罪,在什么范围内自由,在什么范围之外没有自由,如何审判,如何处罚,在许多地方还缺乏明确的规定。人民在享受自由之中,仍有不够安全之感。”

关于建立监督制度问题。他说:“党的领导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为了进一步保证党的领导更加健全无失,毛主席看出了民主党派的作用而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我觉得这个政策尽可以扩大到人民团体,因为人民团体所代表的群众比民主党派更多。……中国古代的御史制度享有独立和公开的弹劾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作用,也许我们可以考虑把政治协商委员会已有的视察工作扩大为类似御史的弹劾权。这不但可以具体而鲜明地充实互相监督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培养和发扬中国历来士人气节的优良传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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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造时:1957年5月在上海市一届四次政协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关于推行基层民主管理问题。他说:“民主的真义不仅仅是为广大人民谋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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