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我心目中的葯眠同志

作者:政治类

白鸿

黄葯眠同志是丁易的朋友,也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我将永远怀念他。

我第一次见到葯眠同志,是1945年春天,他在成都摘民主运动的时候。那时他住在沈志远先生家里,有时在《华西日报》上发表文章。我在未见到他之前,已读过他的文章,还听丁易说过,他是黎澍同志的老朋友,是个革命作家,曾经被国民党抓去坐过几年牢,朋友们都叫他“大师”。1945年春,正是成都民主运动高涨的时候,丁易和黎澍、陈白尘同志等,都在党的领导下搞民主运动。有一次我和丁易去参加一个反蒋爱国的群众性的集会,碰见一个穿西服的个子不高的广东人。经丁易介绍,我才知道他就是我早已闻名的“黄大师”。那时,葯眠同志不过四十二三岁,但是,他两鬓已有白发,额上也有皱纹,很像五十多岁的人。也许是他生活坎坷,受过许多磨难的缘故吧。

我在和葯眠同志相识之后,才知道他爱写诗,也写散文和小说,精通英文和俄文, 也搞过翻译,是个多才的作家。因此,我对他非常钦佩。可是,1945年8月我便离开成都了,没有机会向他多请教。

葯眠同志在成都工作的时候,已和丁易结为知交,后来他在香港时,还和丁易通过信。1947年我去解放区之前,曾听丁易说他在香港达德学院教书。那时,我还写过一篇短文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向北方的读者介绍这位革命作家。

1949年北平解放后,丁易回到北平师大工作,我在师大女附中教书。我们住在石驸马大街北师大的教职员宿舍里。大约在这年的六七月间,葯眠同志带着他的夫人到我们家来玩,于是,我又见到了几年不曾见面的“黄大师”。那时,大师刚结婚不久,是从香港来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他是待解放区的特邀代表。

那天,葯眠同志穿着整洁的西服,面带笑容,特别有精神,好像比1945年我在成都见到他的时候,还年轻得多。他的夫人蔡澈同志穿着中式旗袍,身材窃宛,年轻、漂亮,在丈夫面前,显然有些娇气。我见到他们后,便想到:这位黄大师,现在可翻身了。他过去受国民党的迫害,逃亡,流浪,没有家,没有亲人,现在受到党的关怀和重视,回国参政议政,做了国家的主人,又有娇妻相伴,难怪他精神焕发,变得年轻了。我为大师的变化而感到十分高兴,即祝他们新婚幸福。

丁易那时候在北平师大任校务委员会委员,便邀请葯眠同志到北师大中文系任教。在政协会议结束后,他们夫妇搬进了石驸马大街北平师大二院的宿舍,和我们是近邻。因为他们人地生疏,我还给他们介绍了一个保姆。那个保姆帮我看过孩子,常来我家串门,还曾经提到过,葯眠夫妇喜欢跳舞,有时还在家里跳舞呢。

1952年,北师大院系调整后,葯眠同志任中文系主任。不久,他家又搬进了我们宿舍的后院。我家的后门正对着他家的前门,中间仅隔一个小小的院子。我们两家互相串门非常方便。那时候丁易和葯眠同志常用休息时间在一起品茗谈心,或对彼此都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往来很密切。可是,我和蔡澈同志都在中学里教书,还担任班主任,工作相当繁忙,所以很少串门。

葯眠同志工作异常勤奋,他书房的灯光经常深夜不灭,这是我从窗外可以常场尔到的。后来我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时候,买了一本他编辑的《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厚厚的一本书,汇集了那么多的资料,可以想见编者花了多少心血。它对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人,特别有帮助,至今我还珍藏着。

1953年丁易去苏联后,有一段时间我在家里学习俄文。那时,葯眠同志常来我家转一转,问问我和孩子的生活情况,非常关心我们。有时他也坐下来和我聊聊天。有一次,因为我提到入党的问题,他便将他过去在上海入党,后来被捕入狱,以及出狱后失掉组织关系的一段经历告诉了我。我听了之后,既同情他的遭遇,也很钦佩他。我认为像他那样在1927年就倾向革命,潜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仰共产主义,并且在中国革命受到很大挫折之后的1928年要求入党,入党后放弃了个人的一切,一心一意地为党工作,实在是难得。他在被捕之后,不管敌人怎样威胁、利诱,都不向敌人屈服,不出卖组织,不出卖同志,宁肯判刑坐牢,这也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同时,我又想到葯眠同志比我大20来岁,他的学识和革命资历都应该是我的前辈、老师,但他却把我作为他的朋友,对我如此诚恳、坦率。我觉得这种友情十分可贵,所以至今不忘。

1957年反右运动后,葯眠同志不幸被划为右派分子,我始终不知道所谓“六教授上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根据他和我接触中的种种表现,实在难于相信他是阴谋反党夺权谋利的人,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地去看过他几次。在会见他的时候,他从不对我谈他被划为右派的事,我也没有问过他。1961年,他摘掉右派帽子后,我又去看他,我提到我看见了报纸上发表的消息,但他仍然不谈这件事,只是说他现在可以写点文章了,也要做好分配给他的工作。他不像有的同志那样,总是没完没了地对人诉冤诉苦。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葯眠同志在北师大即被点名批斗,我在文学研究所也因为与被批斗的某某关系比较好,要“接受审查”,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去看他。后来我被解放了,但他还是北师大的斗争对象,随时都有可能被叫去开斗争会,而我却并不了解他的处境。我记得在1969年的一天下午,我到葯眠同志家去,刚走进他的书房门,还没有和他说上两句话,就听见外面有人气势汹汹地大声叫喊:“黄葯眠!黄葯眠!”葯眠同志立刻大声答应:“来了!来了!”又对我说:“他们来叫我开斗争会了。”我当时有点紧张,怕来人看见我,又会引起麻烦,就躲在门背后了。而葯眠同志则很机灵地迎出去,并随手带上了门。大约他们刚走出黄家的大门,我听见葯眠同志说:“哎呀,我忘了带手巾,让我回去拿吧!”他很快跑回书房,小声对我说:“等我们走远了,你再出去,把房门带上就行了。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说完这两句话,没等我回答;他就走了。——原来他并不是来拿手巾的。葯眠同志做过地下工作,有“应变”的经验,在这件小事上也表现了他的机智。

不久,我们单位在河南建立了“五七干校”,我便离开北京到河南干校去了,直到1972年夏天才又回到北京。这时候北京各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揪斗对象,差不多都已经作了结论,恢复工作了,我去北师大看葯眠夫妇,才知道葯眠同志的问题还未作结论。他们两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已经没有书房,生活条件很差,葯眠同志完全无法工作。我对他的处境有些愤愤不平,但他对此并无怨言,只是说,因为他的关系,孩子不能分配工作,觉得对不起孩子。——唉!他这样内疚,难道这是他的错?!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北师大给葯眠同志重新作了结论,肯定了他在北师大和民盟所做的各种工作,推翻了罗织在他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特别是纠正了因“六教授上书”而划为右派分子的错误。因此,他非常高兴,特地约我和袁翰青先生和他们夫妇俩一同聚餐,还给我们看了他的“结论”。那天,我和翰青先生都为葯眠同志的彻底平反感到十分高兴,也曾向他俩敬酒,表示祝贺。

葯眠同志释去精神上的重负,北师大又给他调整了宿舍,他有了比较好的工作条件,又积极地投入工作。他除了仍旧在北师大任教之外,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尤其难得的是,他重新拿起了搁置多年的智慧之笔,潜心写作,在几年之内,完成了好几部书。

葯眠同志是个诗人,我爱读他的诗,也爱读他的散文,因为他的诗和散文热情地歌颂了党,歌颂了革命,歌颂了祖国,歌颂了人民,既给人以教诲,又给人以美的享受。可惜这位诗人,多灾多难,因为政治上的各种磨难,他的才华无法充分表现,特别是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到“文化大革命”的20多年中,他的才华竟完全被淹没了!

1987年9月初, 我刚从外地回北京不久,突然传来葯眠同志去世的消息,使我极为震惊,也觉难于相信,因为我还不知道他早已生病住进医院了。我到北师大见到蔡澈同志时,她还沉浸在悲痛之中。我无法安慰她。只能劝她节哀,注意身体。她含着眼泪对我叙述了葯眠同志生病期间的一些情况,又拿出葯眠同志在病床上和她一起照的相片给我看。那已是葯眠同志垂危时的留影了,我看了心里非常难受,这才意识到葯眠同志真的走了,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多年相知的良师益友!后来蔡澈同志对我说,她感到最遗憾的是葯眠同志原希望能够恢复党籍,但是他的愿望没有实现。他在一年前写过一份材料,送给北师大的党组织。据说他的问题要由中央解决。葯眠同志在生病期间,还抱着希望等待中央解决他的问题,但是他没有等到这一天!这真是令人遗憾的事。

我离开蔡澈同志回家以后,葯眠同志希望恢复党籍的问题,总在我心头萦绕,使我感到困惑。根据多年来我对他的了解,我认为他是一个好同志,即使他没有入党,也是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他入党以后,为党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他之所以被捕入狱,是由于他的上级“领导人”在被捕后投降敌人出卖了他。他在狱中不管敌人怎样折磨他,都没有向敌人投降,结果判处10年徒刑。如果不是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联合抗日,政治形势起了变化,八路军办事处将他保释出狱,说不定他会死在狱中……。他出狱之后,又千里迢迢地到延安去找党。没有恢复组织关系也还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做革命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在政治上、生活上都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浩劫中,也是受害的“揪斗对象”,他都毫无怨言,始终忠于党,忠于革命。然而,忠于党的葯眠同志,却没有恢复党籍:这是为什么?

过了几天,我收到“黄葯眠同志治丧委员会”印发的《黄葯眠同志生平》和关于举行葯眠同志遗体告别仪式的通知。我仔细地反复地阅读了那份《黄葯眠同志生平》之后,慢慢地我的问题也似乎解决了。

我觉得《生平》对葯眠同志的历史所作的概括的介绍,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公正的。如说:“1933年冬回国,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不久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判处10年徒刑。1937年由八路军办事处保释出狱。他虽然失去了党的关系,但仍然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民主运动和革命文化工作。”还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中国民主同盟长期负责宣传工作,每当爱国民主运动的紧要关头,总是挺身而出,为贯彻党的方针和民盟的正确主张,不懈地进行斗争。他善于团结知识分子,不畏艰险, 不怕牺牲, 勤奋工作, 以革命实践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并且说:“1949年5月, 黄葯眠同志从香港来到北平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和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以来,……他热爱社会主义,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积极参加各项运动。他在民盟工作中努力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满腔热情地团结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7年,他代表民盟中央起草了《我们对高校领导体制的意见》,论述中肯,不幸被错划为右派,为此受不公正待遇达20余年。10年动乱期间,他在遭受迫害最严重的日子里,仍然顽强地生活着,坚信党的阳光将重新普照大地。”

我认为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是不是共产党员,而在于他是否作了对于革命事业,对于祖国,对于人民有益的事。葯眠同志以革命实践写下了他的历史,《生平》说:

黄葯眠同志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坚强的民主革命战士。他一生始终不

渝地追求光明与真理,热爱党、坚信马列主义,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人

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不息。他的一生

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因此,我认为他虽然没有恢复党籍,他在我心目中也堪称布尔什维克。

      ※   ※   ※   ※   ※

1987年9月18日, 我去向葯眠同志的遗体告别,我看见他闭着眼睛好像已经熟睡了。我站在他的面前,深深地向他鞠躬致敬,并在心里对他说:“葯眠同志,你安息吧!你的同志,你的朋友和你的亲人了解你,也将永远怀念你!”

1993年1月14日,是葯眠同志90冥寿,我特写此文,以作纪念。

                      1992年7月18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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