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中共失策之一

作者:政治类

傅种孙

中国共产党近几年来究竟得计多还是失策多?自然是得计多,因为中共是胜利的党,如果失策多得计少,早就失败了。得计虽然多,有的是人歌颂,中共虽然很愿意听,恐怕也听腻了,我就不打算谈了。为了爱护中共,我倒愿意谈一谈失策的地方。

首先我愿意谈一谈对知识分子的失策,也许这是中共近几年来最大的失策之一。中共所标榜的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所感受的几乎完全相反。知识分子的心情可能中共不很了解。自从解放以来,知识分子每见中共一设施,无不额手称庆。就大体说来,知识分子是爱护中共的。中共的最终目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大多数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所谓大同世界并无二致,所以知识分子衷心趋附共产党不是偶然的。然而共产党是怎样对待知识分子的呢?在乡间,中共提倡斗争,斗争的目标是地主、富农。在城市中共提倡斗争,斗争的目标是买办,资本家。在高等学校,中共提倡斗争的目标是谁呢?自然不是工友、不是学生、不是年青的讲师、助教,所以第一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这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每一运动起来,知识分子就会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遭这么大的祸殃。自然中共所采取的是政治手段。政治手段有时候是必要的、不可否定的。譬如对土豪恶霸,如果不加以镇压,不加以斗争,那他们是会造反的。对于买办、资本家,如果不经过斗争,他们自私自利的心思是不容易改变的。知识分子就不然。既然是知识分子,那他看事就要看得明白些,看得敏捷些,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道理不会看不懂,所以用不着对他们加以什么惩戒。再说地主之所以为地主,资本家之所以为资本家,必然是有剥削行为的,有罪过。我们能够说一个知识分子必然有罪吗?我们来看看中共是怎样对知识分子的。所有的报章杂志上所写的,报告会、讨论会上所说的,只要一提到知识分子,必然带上帽子“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少单独提知识分子而不带帽子的。这很显然,如果光提知识分子而不带帽子,就不好骂了。可是听的人作何感想呢?他会不会想我不是旧知识分子而是新知识分子,我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红色知识分子呢?我想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自封。因此,每个知识分子听人谈到知识分子(总有小帽子——旧的,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时,总不免有些害臊,害怕。

我常这样想:这样骂知识分子的人,骂了两句过了什么瘾?骂了起好作用还是坏作用?我认为是坏作用,愈这样骂使知识分子愈怕接近共产党 顿如不是骂,而是假以辞色, 知识分子会欣然附和、 共济时艰。谁都知道,“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那就是说,国内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此后是建设的时代了。社会主义的建设自然很需要体力劳动,但是如果专靠体力劳动,那未免太苦了,因此我们需要靠脑力劳动者来想办法减或是免生产中的体力劳动,增进体力劳动者的文化知识。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再说明白些,这是需要知识分子做而且知识分子也做得到的。中共中央是不是见不及此呢?我想是早有先见之明,要不然为什么会有知识分子政策出来呢?我所惋惜的是,知识分子所感受的待遇与中共所标榜的知识分子政策几乎完全相反。这能怪知识分子得福不知感恩吗?中共中央可以深切反省一下。这能把责任完全委之于下级吗?下级的普遍偏差与上级的领导无关吗?中共可以检查一下,这几年来四海之内有哪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不寒心?既然处处的知识分子都寒心,那是谁造成的局面呢?我不相信知识分子对中共离心离德而中共能够达到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自然也许有人这样说,中共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需要这些旧知识分子而需要红色知识分子。但是要等到红色知识分子数目够用得等到哪一年?现在的知识分子与中共既无冤又无仇为什么不可能利用?知识分子愿为中共效劳,因为为中共效劳也就是为祖国效劳,为人民效劳。你有远大计划,现有人懂行,愿效劳,何苦不用?自然中共会说,我现在是用了,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失业呀!但打着用、骂着用,叫知识分子成天用眼泪洗脸,这是何苦来?难道这是一种政策吗?把这般知识分子打服了、骂服了,就容易驾驭了吗?这是不了解知识分子。其实解放以后的知识分子对于共产党不打不骂也是佩服的,一打骂倒是怀疑了。再这样打骂下去,仇恨就会结深,后果不堪设想。我常这样想,如果自解放以来中共的知识分子的政策不只是口里说而是实际做,那么团结知识分子的结果一定会很好,而且建设的成绩也会更好,设施上面的错误会少得多。正因为不尊重知识分子,不信任知识分子,我行我素(还想用打游击时的办法来办工厂、办大学等等),致命错误重重,亲者痛而仇者快。

就最近报章上所揭露的情形看,共产党派到厂、矿、机关、学校去的代表党的人物往往独断独行,或者偏听偏信,对那个厂、矿、机关、学校的专家的意见不加采纳,这样就用人的方面说,用知识分子同不用知识分子有什么区别?就知识分子说,养着他而不听从他的意见,这是所谓“豕交兽畜”的待遇,是知识分子所不甘受的。知识分子的气节是从古以来所鼓励的。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声色俱厉地说:“要把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打掉”,对士气毫不顾惜。我认为这是很大的隐患,无形的损失。当三反肃反的时候,共产党说得倒轻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无意中造成那些人不问事实、信口开河的坏风气,毫没有对受批评的人设身处地想一下。这样,人们学会了这一套。现在整风的时候,党员们应该会想到片面强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不十分妥当的了。

毛主席号召学习苏联以后,请来许多苏联专家,中国知识分子不论老少都虚怀若谷,参加学习。这在中国知识分子说来就算是很难得的了。因为知识分子都有自尊心,都不免有“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的想法。但是,近几年来,高等学校请求聘请苏联专家时。高教部都责成学校要有计划、有准备,其中有一条,要准备好继承人。为了学得快,有的学小吠指定教授做培养对象,做继承衣钵的人,以便苏联专家回国之后,还能传授苏联专家的学业。对这办法我曾提出过异议。我认为,我们也是一个国家,既然称这人为教授,就应该承认他有相当的知识水平。如果我们选拔教授为培养对象,那培养他的人势必要比教授高。即使这个教授非常谦恭有雅量,苏联专家也许不好意思吧!再说,在国际上往来,也要替中国教授留体面,替中国教授留体面,也就是替国家留体面。

           (原载《师大教学》1957年7月6日第1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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