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在第一次领导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作者:政治类

傅种孙

           一、党群关系

我以为我们学校内党群关系比以前有了进步,但是还是不够的。

以前党外人士对党团员存着戒心,伯他们挑碴儿,说话不敢随便说,一定要想好才敢说。有些党团员假装进步获得组织的信任,在他们的报告之下许多教授丧失了威信,许多系的教研组也因此而垮台,如当时的英文系就这样的垮台了,许多教授走了。教授的威望是靠学术建立起来的,而学术上的威望是“百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毁之而有作”,我所知道的党团员的报告和许多非党团员的报告是相反的。我曾经提醒过浩川说:“你听到的只是党团员的报告,至于非党团员的话,你是听不到的。”我知道有许多党外人士的本心话不愿跟他说,而愿意跟我说。

现在党群关系,比过去好多了,但是还是不好的。我们学校好像是形成了两个党:党内的党和党外的党,这就很明显的说明了党群之间的关系。造成党内、外的界限首先党员要负责,当然党外人士也有责任的。有些党外人也不好,借党团员的话来打击别人。

有人提议教授治校,我认为这在师大是行不通的,因为没有基本队伍,没有组织,没有底子。

         二、师大没有了基本队伍

师大最令人伤心的是老同事、老同学间几乎不敢来往,像一盘散砂,没有粘性,只靠党来联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党怕大家彼此来往熟了会造反的原因吧。要改变这种情况只有靠党。

我常常说:现在我们师大的人,无论教员、职员都不是真心实意的爱师大。后来的人恨不得把师大看个透,好像以前一点好处也没有,只有他来了师大才好了似的,这样可以显示自己的功劳。平常在闲谈中没有一个人说师大好,这可看出大家对师大是否有感情。而现在就靠这些人来办师大,这怎能办得好呢?

我们的校刊,每当来了一个新的主持人,就要改一次名,从《校刊》到《新师大》再到《师大教学》,好像过去皇帝改元一样,要把过去的一切都否定。

          三、发展党的问题

关于师大的党群关系我很早以前就提过意见(在中央提出知识分子政策以前)。我也曾批评过师大党组织对高级知识分子关门。后来有了些改变,吸收了一些教授入党。前几天听见有人对党的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工作不满,说有些同志入了党以后就变得严肃,不像以前那样与群众接近了:被吸收进党的人也并不是众望所归的。希望党好好检查一下为什么这样。

           四、职权问题

对这个问题多方面都有呼声,并且非常厉害。本来,照道理说职、责、权三者该是合而为一的。韩愈说:“官以谏为名,诚有以奉其职。”其实不但谏官,任何职位都应该名副其实,职名义和实权应该一致。我们学校怎样呢?也许我们学校要好一点:就我个人来说,也许是最好的。但是我对此也不无感想。前几天陈校长在市委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说:要不是党委领导,何校长帮忙,我的校长也就无法当了。我听了这些话,不免想及古人所说“垂拱而治”,但也觉得他的话有道理,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呢?比方教师的评级工作,我们学校要评张三是几级必须和别的学校李四比比,那就要去了解李四的情况,如果用我傅某的名义去了解,别人就不会告诉,会用保密呀,没有评出呀等等言辞来回绝,要是人事部门去了,他们就会尽其所有的告诉你。可见离开了党是办不了事的。还有像毕业生分配,支援外校等等,假如由校长、系主任分配不服从怎么办?党分配的话,不服从的就会少些,不服从的话也有办法进行善后工作。

我们学校党委的威信很好,何副校长的威信也很好。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建立威信,而是如何爱护威信,如果威信利用得太多了,管的太多了,就难免会有失检点的地方,如果我傅某做错了事,只是放在我个人身上就行了,可是何副校长做错了事,人家就把它的行动放在党的身上;我如此渺小,尚且爱惜羽毛,那么何副校长就更应该谨慎了。

何副校长常常爱开空头支票,却让我来兑现,或推给下级,常常使我和下级为难。何副校长开会要开空头支票时,我常常在他旁边扯他的袖子,要他不要随便开空头支票。何副校长威信很高,我望尘莫及。比方我到员工食堂买菜,月底还钱,收条上却写上何副校长的名字,你说可笑不可笑?职工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虽然这是小事,但这的确是我们学校的小照。现在我校在所有人的心目中只有何副校长一人。前几天在座谈会上陈秋帆先生向领导提意见时,首先声明傅副校长、钟主任不包括在内。我听到时很惭愧,也很难过,因为学校领导工作没做好,我也有责任。现在我不能畅所慾言。我的话不能发生效力,责任就难负了 洞使能发生效力,也不是靠我的副校长的职位,而是因为私人情感。

平时有很多事我总是这样想:如果一切事都需要由何副校长批示,那何副校长也未免太不胜其烦了。所以我想要帮帮忙,分工负责。但是有许多事情我是不同意他的做法的,比方把附中(女附中)、附小交出去,我很不同意,但别人都说管不了,我也不好说我来管,那只好算了。

         五、部、党对附校的领导

前几年两附小的校长都是党员,不得人心,我曾提过几次意见,但党有党的看法。党只是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他们的威信,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如果党员工作做不好就别让他当校长。为了维持一两个人的地位而损失党的威信那就不合算了。

去年教育部把附中、附小拿过去,我认为是很不对的。现在附中、附小固然办得不错,但不是党员校长的功劳,而是几十年老教师的心血办好的。教育部收为已有是为了什么?为了给国内外各方面人士参观访问以壮观瞻,事实上,这种做法是“贪人之功以为己力”。二附小的党员校长王静自以为了不起,认为学校办得好是自己的功。事实上,我认为二附小现在之所以办得好,完全是因为原来的底子好,但党却不是这样看的。我在师大几十年,也是附中的老教员。对附中所以办得好我是了解的。因为她是师大的附中,师大的人来来往往的很多,大家都是内行,办不好的就提意见,所以才办得好。

我们对附校一定要爱护。听说前几天附中为廿年以上教龄的老教师举行庆祝会,现在这样的教师只剩下六个人了,这是很令人伤心的事,我认为一个学校所以成为老学校,是因为有老教员。可是附中老教员解放后被逐渐分散了。这种情形师大也有。我们总是想学校老教员多一些好。但是党过去的政策却不是这样,总是想把旧的打垮。如果旧的教员有作用,为什么一定要打垮呢?党员校长曹运昌初到一附小时汇报说,教员彼此之间一团和气没有批评。实际上他所指的是他们之间没有互相攻击,没有互相攻击就不好,只有把他们调走一些,他的校长职位才能站得更稳。

         六、师大教授的痛心事

师大教授名声,在校外比在校内高,在系外比在系内高,在系内又比在助教嘴里高。这谁吃亏呢。当然老教授也吃亏,但最吃亏的还是助教学不到东西。一个人如果永远只看到别人的短处,就永远学不到东西,党对青年教师说:向老教师接受知识要批判的吸收。我对这句话非常反感,我们安排小孩子上学的时候,总是叫他好好向老师学,听老师的话,难道有谁叫自己的小孩子批判地学习老师,批判地听老师的话吗。我认为党要注意这件事情。党是年青教师的家长,就要尽家长之道,要很好动员他们向老教授学习。可是这几年党叫年轻教师学习老教师总是附带条件,批判地吸收。何必同时说这样的话呢?这样老教授怎么能毫无顾虑地拿出知识来呢?这使者教授感到年轻教师好像不是来学习知识,而是来监督他的。

学校对老教师是不够重视的。近几年来我看见许多老同事退休了。我有“兔死狐悲”之感。我所以没有养老退休,能够幸免,是因为我学的是数学;因为数学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数学和资本主义的数学之分。比方学校对夏宇众先生就看得无足轻重,请他退休,可是现在很多人又要去请教他,这不是矛盾吗?

           七、学生的失望

关于留助教、研究生、保送留学生的问题,诚然年年都有进步,但到现在仍有毛病。最近还听见有人说:分配出去的人甚至有可以做留下来的人的先生的。这些虽然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却是出自教授之口,总是有原因的。这种做法对学生影响很不好。它已经不能成为鼓舞的力量。这种留助教、研究生、保送留学生只看政治条件的办法已成公开的秘密,很不好,必须考虑。

           八、随风而靡

我认为学校领导的最大缺点就是没有主见,没有预见。比方学校的规模是大点好呢,还是小点好呢?房子要盖得好些呢,还是便宜些呢?附中是要呢,还是不要呢?这一年年的反复,永远没有定见。这是由于领导干部没有经验,想得少,征求意见不够,就是征求意见,也不知择善而从。今天听这个这样说就这样做,明天听那个那样说就那样办。朝令夕改,毫无主见。

学校对教育部十足的唯命是从,恭顺得很,特别是对部里的党员上级,如董部长、柳部长、李司长。服从命令当然是美德,但我永远认为不能把任何人看做超人。一件事情考虑一二天,总比只考虑三分钟好。我们学校考虑了很久的事,教育部部长或司长只考虑几分钟就批驳了。而我们学校党委却总不敢和部里争论。

我觉得部里对我们的事管得太多了。学校录取学生要管,甚至学校盖房子门窗怎样开都要管,这真是前所未闻的事。过去军阀时代,也不这样干涉学校的内政。我觉得教育部对我们的过多的管理,对我们很少好处,反带来了累赘。教育部总是拉我们的后腿。如学校盖房子,快要盖好了,部里又突然来说要节约。我们学校的房子盖得特别慢,而人家却盖得快,我认为教育部以后应少管闲事。现在部长、司长、校长都给我们指示,连科员也直接给我们学校打电话,甚至不通过校长,直接给学校各科打电话,真是婆婆太多了,真是“自乱其列”,徒增纠纷。

我认为我们学校有许多事应该向教育部反映,劝他们别太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党委也不要太恭顺了。这种过于恭顺的态度并不是爱护上级。教育部把附中、附小拿过去,拖了七八年都不批幼儿园的经费,这都是错误的。现在要教育部好好整风,看看教育部做错了改不改,有没有知过必改的气概。

教育部也是没有定见的。有时候教育部领导者下判断太轻率。比方学校是实行“二级制”好呢,还是实行“三级制”好。(二级制就是校长底下没有教务长、总务长的中间级,而直接领导系)教育部硬说要实行二级制。现在我校已经证明不能做到“二级制”只好实行“三级制”。我早就说过要实行“三级制”,他们都认为这是反动政府传下来的。其实这并不是反动政府用政治力量形成的。教育部到我们学校来检查工作,用了很长时间,但是到底检查出什么来了呢?谁也不知道。无声无息的就完了。

有时候我也觉得何副校长有自己的见解,可是往往突然改变了。不知道是自己改变了意见,还是党委的主意改了。他这样变来变去不要紧,却常常把我弄得下不了台。比如最近决定要举行校庆,何副校长叫我筹备一切。但后来突然又不举行了。他说这因为我那时病了,所以才不举行。这我当然很感激,可是这样的突然变卦,却使我很难为情。又比方和工农速成中学接头,我知道我说话不算数,本不想去,后来我和黄教务长去了。商量好了归附师大,并且也和教育局谈过。但后来何副校长却又突然不要了。这叫我怎么办?这类事过去很多,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

          九、整风究竟是整谁

有人说“有意见还是说出来的好,说出来后解释解释,误会就消除了”。我非常不同意这种看法,要大家提意见是为了改正党委会的错误,不是为了改正提意见的人的错误,难道整风是整别人的错误,不是党员的错误吗?这和整风的精神符合吗?

   (“苦葯”“底层之声”共同采访。“苦葯”编辑部整理。)

               (原载《师大教学》1957年1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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