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我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感到遗憾

作者:政治类

傅种孙

(傅种孙在5月27日校党委邀请党外负责人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看学生放得差不多了,差多少也难说。现在他们想说,可就是没有话可说了,而到处去访问,应当适可而止,不必要像牙膏那样硬挤。我观察同仁们放得极不够。我是消息极不灵通的人,油印报一张也没有见到,大字报也没有看。我的观察不一定对。我们要想法让同仁们都能放。在三反的时候,有些学生还在中学里读书,没有进师大,我们的旧冤他们一点也不知道 飞冤不算,别说党外的做不到,党员也怕做不到,我个人侥幸在两次运动中不仅不是受害者,而还是受照顾的,没有什么旧冤。然而我所看到的有很多痛心的事,比如张佩湖先生,西北大学来公事要他去,我是送他上汽车的,我是代表学校把罪犯交出去,他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我把他送上汽车,好比是送上杀场。过去这些事,不算旧账,人情上做不到,群众做不到,党员也怕做不到。这须要允许群众算旧账。

对于学生不要鼓动太多,本来他们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但硬要他们说,他们不是在当新闻记者,访问先生,就是要在编造一些,做小说家,如果是身受的,当然可以说。没有话说,而要在拜访老师,找一些材料,这又何必?老师有意见,他自己不知道提吗?何必要转一道手呢。对于学生要适可而止。还可能有一个偏差,就是走向罢课罢考。大字报贴得很多,但没有打中要害。

我有一层意思,还没有漏出来。学生找我,问我为什么不说话,害得我好苦。我说我是说了话的,因为记录记得不够好,自己开会很忙,没有时间修改,还未登出来。同志们也可以了解这一点。中文系的学生要访问我,要录音,这也好,可以说一次,让他们都能听到。

党委对知识分子的心情不够了解。我对党的政策都拥护,唯独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感到婉惜,我看不怎么高明。知识分子能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他能在这里工作,并不是党的威力压服了他,也并不是德性感化了他,而是看到解放后,大放光明,看到民族的幸福前途,在这样的鼓舞之下,所以才肯忍辱负重,任劳任怨,是为了顾全大体,不是佩服这些个党委。要把这种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党员。不然的话,都以监工的态度出现,自己还觉得怪不错的,这是非常错误的。

有一种治标的办法:就是搞运动,主张发动群众,但不主张锣鼓喧天。

再就是治本的办法:我对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始终感到遗憾,在知识分子上面必须要加上“旧”字或者是“资产阶级”,叫旧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农民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为什么偏偏给知识分子加上个“旧”字?这又何苦?你把人家当雇佣看,当奴隶看,甚至当敌人看这怎能使人家有主人翁态度。

运动搞完了,究竟怎么办?师大做事常是有始无终,肃反是什么时候结束的,现在还不知道。今天这个运动,将来党打算怎么办,是不是有个结束,是不是只在党内处理,是不是也让党外知道,大家的意见对不对,党至少要加个可否。跟党走,过去有时就走糊涂了,在三反、肃反的时候,就走糊涂了。不要虎头蛇尾、烟消云散,没有结果。我们要跟党走,要告诉我们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不能含含糊糊。

              (原载《师大教学》1957年第1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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