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1957年4月27日在座谈会上的讲话

作者:政治类

傅鹰

北京大学教授傅鹰在北大化学系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质问题的座谈会上作了几次发言。

第一次(4月27日)座谈会上的发言如下:

         年轻党员如同国民党特务

党和党外人士关系不好,首先是由于“三反”时的偏差。“三反”后,教授们谈话,只要来了个党员,便都相视而笑,说些专门给党员听的话,其实教授们并非在骂毛主席,也许是在谈梅兰芳的《贵妃醉酒》。但慾加之罪,何患无辞.。斗争时,党员会说,某次我听见傅鹰在议论梅兰芳,为什么不尊重艺术家?这是什么思想?什么根源?所以我对于年轻党员的看法,就同在重庆时对国民党特务的看法一样。特别是对正在争取入党争取转正的人有戒心。他们越多打你几棍子,入党转正的机会就越大。

         没有把握不再来“三反”

现在说话虽然已无杀头的危险, 甚至也无失业的危险, 但没有把握不再来个“三反”。运动来了,给你提意见的不是毛泽东、周恩来(要是毛泽东、周恩来提意见,保证愿意接受),而是那些年轻的党员、团员。他们在大会上大骂你一通,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混蛋,这才鼓掌通过,事后说是搞错了,他只到你一个人面前道歉。为什么科学家都想到北京来?因为运动中偏差的大小与离北京的距离成正比。我相信党,但不相信个别党员不会作难。不怕官,只怕管。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可以批评人家没骨气,为什么不扛起来?这种批评不对。求生是动物的本性,吊打是“不可逆”反应。

当然不是说所有党员都坏,党员和非党员有一个共同之点:良莠不齐,

          我最讨厌思想改造

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字,和劳动改造联在一起。有了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现在所谓“改造”,就是要人在什么场合,慷慨激昂说一通时髦话,引经据典,马、恩、列、斯。何必要用任何人都听不懂的话去说人人都懂的事?化学系只我一个人没上夜大学,受不了。夜大学教员把人都当作全无文化。毛主席说一句话,本来清清楚楚,偏要左体会右体会。煤是黑的——就完了。非要说什么“煤之黑也,其不同于墨之黑也,它和皮鞋油又如何如何”,全是废话,

     把不好的思想说成资产阶级影响是不公平的

人们有什么不好的思想行为,总说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老祖宗无非是孔夫子,孔夫子几曾教人贪污,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我从小就念孔夫子那一套,不觉得有什么错。张子善、刘青山、高岗也不代表无产阶级。

        一个化学家怎么可能是唯心的

我不懂一个化学家怎么可能是唯心的。自然科学自然而然就是唯物辩证的。我看过很多哲学书,很欣赏贝克莱,但他终于搬出上帝来,我就不信他了。

前年我在《化学通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记者按:题为《高等学校的化学研究——一个三部曲》 ,载《化学通报》1955年9月号),范长江在北大演讲,说我反对党的领导,至少是对老干部没有同情心。那时我刚从石油学院来,石油学院的老干部有一条公式:我是老党员,你是群众,所以,你是错的。这还有什么可说。石油学院的年轻党员,指指点点,我应该如何如何做研究。受不了。他们要跟我谈学问,还得先学五六年,还要下苦功学呢。在石油学院我跟两个小孩子一起教普通化学,我根据多年经验,建议把某个教学次序倒转一下,那两个小孩子不听,非要照格林卡(按:是苏联教本)的讲。你不听有自由,但反过来却在校刊上批评我学习苏联不积极。其实,我一人看的苏联文献比全石油学院的教授看的还多,他们只看过一本格林卡。

    ××ד集教条主义之大成”,应作公开检讨

学苏联要一板一眼的学,这是×××的主张,他集教条主义之大成。如果这样何必还要师资,开录音机就行了。据闻,×××在党内检讨过种种错误,检讨了什么我们全不知道,不满意。(邢其毅教授后来点明说,傅鹰的意思就是要×××到北大或是别的地方作公开检讨。邢说,×在一次报告中说知识分子“三月不见英美文献,如丧考妣”,这简直是骂知识分子的祖宗;×在另一次报告中公然号召“学苏联就是要教条的学”。邢说,虽然×是中央候补委员,我对他还是有意见。他如果作个公开检讨,很有好处。)

我和党是同奔一个门,事实证明,他认路比我认得好,我自然跟着他走,并没有被领导的不愉快感。

        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摸对

党到现在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有摸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要把我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需要优待 队了薪便感激涕零,那么蒋介石给更多的钱,怎么办?岂不危险?看电影时,特别留着好位子,坐在这种特殊座位里,心里就想:还是把我当客人。用现在比过去的方法教育知识分子,根本不对头。现在比过去好,因此应该拥护现在的政府,这个逻辑用于知识分子就很危险。过去我刚回国时,住了十三间房,五个澡盆,每月六百元薪水。按这个逻辑推下去,我岂不要反对政府?

          知识分子就是爱国

知识分子就是爱国。我父亲从前在外交部做事,从小我就听他说,从康熙尼布楚条约到辛丑条约,每条都是中国吃亏。宣统三年我到上海,公园牌子上写着“中国人与狗不许入内”。后来到美国,过国境到加拿大看瀑布,日本人可以自出来往,中国人就不行;我到物料科领葯品,那里的人说,“你们中国人学科学干什么?”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共产主义我不了解,从书本上看的来说,意识形态方面我不见得全同意,但共产党把国家弄成现在的气派,我拥护它。

但我心里还是有不快,党还是把我当外人。我十分力气只使出六分,并不是不愿意使出全力,是没有机会,还没有和党做到知己。

第二次(4月29日)座谈会上的发言如下:

       学校里的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重

学校里至今没有建立起学术风气,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浓厚。在教学、做研究方面,教授的把握最大,教授应对学校的一切有发言权,应尊重他们的意见。解放以来,教授没有地位。留哪个毕业生做助教是由人事处决定的,全凭政治水平。入选的机会,党员比团员大,团员比群众大。什么叫政治水平?我以为,爱国,百分之百拥护政府,政治就够条件。人事处全是一帮孩子,不知大学该如何办,不懂哪能不主观?化学系一个复员军人学生,党员,去年因为侮辱女生,开除出党了,校方处分是留校察看,今年他又在实验本子上大骂教师,我们教研室教师全都认为这回该开除了,人事处不同意。不知人事处凭什么资格不同意。最好废除人事处。如果废不了,至少要他们了解自己的地位,不能掌生杀之大权。教授评级,最后也是由人事处定的。人事处的毛孩子,有没有“术”不知道,“不学”是定了的。不学的人在学校作主,何堪设想?冯新德教授太太神经有病,要求换个清静房。唐有祺教授家人多,要求换个大房。总务科就是不理,我家旁边有一幢大房子,空了一年,也不肯给他们住,现在给新上任的科学研究处副处长(指×××,新入党)住了。现在是长字辈的吃得开,后果何堪设想?当长,什么人都可以,摆一块木头在那里,它也能当长。但木头不能讲课。当长等于穿一件衣,穿了脱了都无所谓的,长与学问并不成正比,常是成反比的,做学问的人就不是当长的料。

         真进步是把意见贡献出来

也不能完全怪学校领导,教授本身也要负责。不顺眼为什么不说?宪法规定了言论自由。毛主席提出百家争鸣以后很久并不热闹,现在才热闹起来。以前没人敢说,偶尔有几个不识时务的人说了,好家伙,我几乎和胡风弄到一起去了,马列主义教研室的人就是这样说我的(按:指傅在《化学通报》上那篇文章的事),不敢说,是没肩膀。很大一部分“进步分子”是光拣领导爱听的话说,昨天还是国民党,今天又申请入共产党,这样的人不只一个,算进步我不信。真进步是把意见贡献出来,把国家办好,中国知识分子有气节传统,不会阿谀谄媚。现在“气节”两字不时新了,说是封建的。三反时,凡是1949年以前的全都要不得。自己半辈子努力培养了多少学生,也全给批判掉了,说是为蒋介石服务。

      并非主张教授治校,但应与教授商量

我并非主张教授治校,虽然有人这样提了。工作应该与教授商量。这次北大校委会讨论评奖问题,尊重教授意见,决定取消了,这才是民主;但早尊重教授意见,也不必花这么多时间来讨论。校长请教授去喝咖啡等等倒不必。把教授当作自己人,遇事征求意见,教授意见错了可以和他争,如果敷衍敷衍,错了也不驳,我就感到是把我当外人。

     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是党员瞎汇报的

邢其毅教授问为什么人民日报社论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最紧张,我说,这又不知是底下的党员如何向上瞎汇报的,我就不信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比和农民和资本家的关系还紧张。党员瞎汇报的例子很多。周总理有一次说我国有机化学达到国际水平,我说没有那回事,大概又是汇报得不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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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龚育之《毛泽东与傅鹰》,载《百年潮》双月刊,1997年第l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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