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曲折的道路

作者:政治类

张岱年

50年代之初,中国人民大学聘请苏联专家讲授“马列主义基础”及辩证唯物论,教育部指示北大、清华各派一个教授到人民大学听苏联专家讲课,清华大学让我到人民大学听专家讲课(北大听苏联专家讲课的是郑听)。同时辅仁大学邀我到辅仁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北师大聘我为兼职教授,讲“新哲学概论”。当时北师大尚在厂甸,我旧地重游,甚感快慰。当时每周奔驰于四校之间,工作非常紧张,但精力充沛,不感疲劳。当时公共汽车不甚拥挤,乘坐比较方便。次年,在清华大学亦开讲“马列主义基础”课,照本宣讲而已。1951年在清华提为教授。当时清华大学哲学教授还有金岳霖、冯友兰、邓以蛰、沈有鼎、王宪钧、任华。周礼全任助教。金先生和冯先生都努力学习辩证唯物论哲学,思想上有重大转变。两先生在哲学上本来都已成一家之言,而今努力研读马、恩、列及毛主席的著作,他们的谦虚态度是值得钦佩的。

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清华的文、理、法学院都并入北京大学,北大亦由城内迁至燕京大学的旧址。全国各地的哲学系教师都集中到北大,由金岳霖先生任哲学系主任。金先生本来不习惯于事务工作,这时每天到系办公室上班,统筹全系工作。南方的朱谦之、宗白华、熊伟、黄子通等都来到北大,汤用彤先生任北大副校长,兼任哲学系教授, 郑昕、 贺麟本系北大教授。1953年北大也聘请了苏联专家,讲“马列主义基础”,由我和黄丹森担任辅导,讲“马恩列斯著作选读”。之后,成立了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冯友兰先生任教研室主任。教研室同仁集体准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计划开设新内容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当时北大教务长尹达同志参加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讨论会,考虑讲课教师的人选,建议由冯友兰先生和我担任课程主讲,于1954至1955年度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冯先生讲先秦至汉初,我讲汉初至明清,是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开设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当时庞朴、萧蓑父、乔长路、申正、吴乃恭等同志都来旁听。次年,我专讲宋元明清一段,编写了《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1957年至1958年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关于宋明哲学史的论著。

当时教研室规定,每人每学期都须撰写一篇有关哲学史的论文。1953年我写过关于墨子思想的论文,无甚新意。1954年撰写了《王船山的世界观》,内容比较深刻,是解放后第一篇关于船山哲学的专著,详细分析了船山的唯物论学说和辩证法思想。教研室开了讨论会,邀请贺麟同志参加评议,贺先生说:我原来认为王船山哲学是客观唯心论, 看了这篇文章, 我同意船山是唯物论。当时金岳霖先生担任《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主编,提议在哲学专刊上发表此文,因原稿较长,仅发表了其中讲唯物论的部分,题为《王船山的唯物论思想》。

1955年我又向教研室提交了论文《张横渠的哲学》,详细论述张载的气化学说,肯定了其唯物主义本质。冯友兰先生将此文推荐给即将创刊的《哲学研究》,发表于《哲学研究》1955年第一期。此文曾引起争论,我又写了两篇答辩文章。1957年春季,我又发表了《中国古代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对于气、太虚、天、道、太极、理、神、本体等八个范畴进行了分析诠释 短而又发表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几个特点》 ,对于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倾向有所阐发。1957年1月,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在讨论会上我发言谈论中国哲学史的范围与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后来发言稿收入《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中。1956年又撰写了论文《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短而又应湖北人民出版社之约,写了通俗小册《张载——中国十一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写了《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都在1957年出版。当时我的工作是紧张的,心情是愉快的。新中国成立,彻底解决了一百多年来的民族危机,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感到极大的鼓舞。50年代初期,学术界充满了新气象。我和金岳霖先生、冯友兰先生一样,都愿为新中国的学术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

1956年党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非常高兴,更加欢欣鼓舞。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曾发言说,先秦时代曾经出现百家争鸣,达到学术的繁荣,现在又要实行百家争鸣,这是令人鼓舞的。现在的百家争鸣应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的百家争鸣。这是我当时的认识。嗣后,我访问熊十力先生,熊先生却告诫我说:你要注意,情况是复杂的;你如不在意,可能有人以最坏的污名加在你的头上。当时我以为,我坚持唯物论,又拥护社会主义,不会有什么问题。不想1957年秋季,我遭受了平生第一次严重的厄运。1957年党号召群众给党提意见, 我很感动,觉得党如此信任群众,应将平日感恩说出来。5月17日在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会小组会上,我发言说:三反肃反,我都积极参加,但觉得也有问题。清华搞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完全是正确的;但让一些老教授作思想检查,如冯友兰先生、潘光旦先生等,检查了三次才通过,未免伤了老知识分子的感情。肃反运动我也拥护,本系开了批判王锦第的批判会,后来宣布,据调查,王锦第的问题早在解放初期已经交代过,没有新的问题。为什么不先调查后讨论呢?不先调查却先开批判会,这不合适。我又盛赞“双百”方针的英明。当时也无人反驳。经过了暑假, 到9月初,系里忽然开会对我进行批判,认为我反对三反,反对肃反,宣扬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于是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当时我完全陷入迷惘之中。在批判会上,一些人深文周纳,给我加上很多的罪名,剥夺了我的教学权利。一些熟人睹面如不相识。但是公道自在人心,前辈中如金岳霖先生、朱谦之先生、唐钺先生,仍以常礼相待。老友如张恒寿、潘炳皋、王维诚、孙楷第等,仍能维持友谊。 周礼全同志知我受诬, 给我以慰藉。教研室派给我的工作是参加《中国哲学史资料汇编》 的资料选注工作。迟至1962年7月14日,宣布摘帽,可以参加教学工作了, 但仍难以发表文章。至1979年1月,党拨乱反正,重新审查,宣布1957年实属错划,完全恢复了我的名誉和待遇。

1958年8月下放到北京郊区黄村参加劳动, 有些农民知道我划为右派后,私下对我说: 你不就是说了几句真话吗? 对我表示同情。农民同志的纯朴令我感动。“五十而知天命”,我年近五十竟遭此大厄,才知道人生确实有命存焉,实亦由自己狂傲不慎所致。在1957年至1979年的20年中,我完全放弃了对于哲学理论问题思考,正在精力比较旺盛的时间,却完全钻入故纸堆中,枉费了光阴,这是深感痛惜的。

1963年秋季,为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从上古讲到近代,讲了两个学期。1965年参加北京近郊区“四清”运动,到朝阳区王四营公社白鹿司村参加“四清”工作组,与任华同志同组,和农民同吃同住。农村生活比较艰苦,颇受农民的热情接待。当时到王四营参加“四清”的还有郑昕、周先庚、周辅成、熊伟、桑灿南等。

1966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受命回校。北大东南门旁贴了一个纸条:“资产阶级教授靠边站。”我们一回小吠靠边站了。

一开始,哲学系老教师在一起开会学习,不久就分为两组,一组是据说有问题的,如我和冯先生、洪谦、熊伟、沈履、周先庚、周辅成、黄丹森、朱蒙、吴天敏、桑灿南等;一组是据说没有问题的,有郑昕、王宪钧、任华、宗白华、齐良骥、黄子通等。有问题的一组由黄丹森任组长,每天清晨到校园内扫地一小时,然后开会学习,写检查,抄大字报。没有问题的一组,后来黄子通也被揪出来了,原来他曾参加国民党,曾任区党部的委员,在外调中发现了,他冒充进步,终于被发觉了。宗白华也受到批判。我每天早晨到校内“一院”扫地,然后学习。不久冯友兰先生病了,住进医院,两月后出院,仍参加原组学习。我向冯先生表示慰问,但也有人对冯先生冷眼相看,如不相识。当时哲学系揪出所谓“黑帮”,共十几个人,以冯定及王庆淑为首。他们每天拔草,接受批斗。当时很多学生到老教师家搜查,称为抄家。 9月初的一天,哲学系五年级的一帮学生由助教庄印带队到我家搜查,闹了一上午,抄走了日记及笔记卡片等,而没有抄去我的著作手稿,这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冯先生被抄的次数更多了,但未动他的藏书。到1967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一周年,哲学系文革领导小组宣布:张岱年、黄丹森、汤侠声、叶朗、吴天敏五人检查得较好,予以解放,从此我们五个人不扫地不抄大字报了。我遵命参加王宪钧、任华、曼成书等的小组学习,每天看大字报,听大喇叭广播,读《毛选》。1968年8月初, 哲学系文革小组令我换房子,从原住房迁出,换住一间半的小房间。我不敢违抗,遵命以大换小(其实原来也不大),于是卖掉四平板三轮车的旧书,又卖掉沙发。当时家具店不愿收沙发,必须搭上一个书桌,总算勉强安置下来。

当时北大两派斗争激烈, 1968年8月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那天晚上,让我们迎候欢迎,等到深夜,一个工厂的宣传队到了,人们列队欢迎,我也参加在学生队伍中,接着开会,师生表示欢迎,我也说了两句欢迎的话,一个工人立即说,你们资产阶级教授没有发言权。我就不敢再说了。天天开会,过了几天,宣传队员又问我们,你们资产阶级教授为什么不发言呀?这令我确实不知如何是好。王宪钧同志问我,不说不行,说了也不行,这怎么办呀?这是老教师的共同感受。有一天,参加宣传队的某一工厂的领导同志魏书记找我谈话,对我说,你们老知识分子还是有前途的。这给我以莫大的安慰。当时我是参加群众学习的,还有不少老教师被关进监改大院,俗称牛棚,如冯友兰先生、冯定同志等都不能参加群众学习。后来,将哲学系教师都集中到38楼居住,每天开三段会,每天晚上要做思想汇报。1969年9月末, 宣传队号召教职工到江西部阳湖畔的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名单上有我,我就整理行装随着队伍乘火车前往江西。到鲤鱼洲之后,哲学系与历史系共组成第八连。住大草棚。初到鲤鱼洲,参加运石子、编草帘、插稻秧、修水坝等劳动。因年过六十,遂编入老年组,从事种菜劳动。同组还有王宪钧、周先庚、桑灿南、吴天敏、李长林等。鲤鱼洲土地是红土,有雨是泥,无雨如铜,泥地很滑,我经常摔跤,有一次滑倒,伤了左胫,痛了一百天才好。八连常让老年人值夜班,夜间坐在草棚外守望。我经常值夜班,夜阑人静,万籁俱寂,一片宁静,颇饶静观之趣。仰望天空,星云皎然。多年以来住在城内或近郊,房屋比栉,很难观到星斗,今一片空阔,仰望天空,北斗在目,另有一番情趣。1970年10月,八连领导宣布:石坚、张岱年、 汤侠声等回校,于10月3日起程北归,回到北京。在鲤鱼洲整整一年,冯定、王宪钧等仍留在鲤鱼洲,次年才回京。

回到学校之后,参加工农兵学员的辅导工作。1972年,毛主席指示:“要学点哲学史”,于是北大接受了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的任务,组成写作组,由冯友兰先生、楼宇烈、朱伯崑和我参加。分配工作,我负责撰写宋元明清部分。此书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

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之后,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人民都无比欢腾,我感到获得一次精神的大解放。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深感研究学术前途无望,此时研究的宿愿又复活了。

1978年《哲学研究》复刊,主编丁健生同志邀我写一篇文章,于是写了《关于中国封建时代哲学思想上的路线斗争》一文,这是我在学术刊物上重新发表论文之始。1978年12月,在太原召开了第一次中国哲学史讨论会,成立了中国哲学史学会,我被推为会长,任继愈、石峻等任副会长。在这次会上,我提出了《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理论分析方法》论文。

197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重新招收中国哲学史硕士研究生,由我主持考试,共取了程宜山、王德有、陈来、刘笑敢、吴琼、陈战国等十人。我为研究生讲了两门课程,一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二为“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当时友人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姜法曾同志随班听讲,并做了详细笔记。之后,我依据我原来的讲课提纲及姜法曾同志的笔记整理成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一书,又依据讲课提纲,参考姜法曾同志的笔记,另加增补,写成《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一书。

1978年党中央拔乱反正,重审历年的冤假错案。负责到北大审查错案的是汪小川同志。 1979年1月,北大党委宣布张岱年1957年属于错划,予以改正,于是恢复了我的名誉和待遇。我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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