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蒲梢沧桑(节录)

作者:政治类

傅振伦

          错划“右派”前后

1957年5月初, 中央发动党的整风运动。21日,中共北京市委邀请各界民主人士座谈,征求对共产党的意见;27日,又广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批评和建议,以帮助进行党的整风。中国农工民主党李振球在中山公园纪念堂主持文物界座谈会。我因在去年9月22日向党组织递过入党申请书, 也响应党的号召,应叶恭绰、齐念衡之邀,本着“知无不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继王雪涛之后,慷慨陈词,作了10分钟的发言,事后如实汇报了历史博物馆党组。不料有人添油加醋,报告了文物局整党小组(据徐彬如透露)。后来这个人不但邀功入了党,还越级提升了官。

1956年5月26日, 我曾在中南海怀仁堂聆听陆定一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报告,至8月11日,文物局又布置学习这一重要材料。在这次鸣放之时,5月19日,马非百应邀到文物局发言,次日邀我和沈从文发言,都由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主持座谈。沈从文说了一番肯定成绩的话,我也接着说了正面的话,夏衍插话说:“今天我是只带耳朵来听逆耳之言的,正面的话不必说,昨天马非百的发言就很好!”我才接着说: “文物局把一批收到的古印玺600多件,本来该拨给历史博物馆,不应拨给故宫博物院。领导要尊重专家。马衡先生办博物馆多年,在生前,因事调到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死后才受到重视,组织人力,整理他的遗稿。考古发掘出土的残砖瓦、五铢钱等物很多,当该和国外博物馆交换或处理。”并建议“恢复中国博物馆协会”。

此后, 在大小批判会上,我因此作了几次违心的检查。9月20日,在文化部大礼堂召开大规模的批判会。王冶秋批判我“对领导不满,妄想篡夺领导权,想与组织平起平坐;参加文物工作而不知爱护古物”等,还说我集右派言论之大成来传播,是个“文抄公”。并妄说我收藏着12件成化彩碗,想出让谋利(按非事实,我无力购这些珍品),斥为第三类右派,当降为副研究员。

1958年3月对我作结论时, 王冶秋说:“自1936年以来我就认识了傅振伦。他是个有正义感的人,就是解放后不重视学习,说了些过头的话,倒不必划右派吧!”可是康生, 这个对党怀有野心与江青同流合污的大坏蛋,1942年7月15日在延安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后,就大搞逼供信,扩大“反特”。1945年中共七大开会之际,清算彭德怀同志历史问题,又是他。这次他又唯恐天下不乱,搞极左主义,胡说:“历博傅振伦和马非百,知识最大,待遇最高,若不划为右派,岂有此理。”便给我戴上“右派”的帽子,从此着凉倒不患感冒了 饭把我降级又降级,从研究员降为助理员,王冶秋不敢得罪他,乃默而不再说话,于是划马非百为右派三级,把我划为五级。在宣布结论时,陈列部书记王镜如用一口清丰土腔土调说:“你傅振伦号称专家,我们是‘大年初一捡个兔子——有你也过年,没你也过年’,你有什么不得了的?”

1957年9月, 我们就被赶出天安门“红区”,调到中华书局整理古籍。在历博陈列部书记王镜如倡议下, 单位迫令我让出阜成门内宿舍北房4间,迁到外院原军委托儿所浴室阴暗的小屋里, 一家5口局促于一间之内,馆长任行健来自山沟里的老婆和邻居呼我为“老右派”,呼我老伴为“女右派”,呼小儿永光为“小右派”,时加凌辱。1964年,又迫令迁出阜城门大街51号宿舍,乃在东总部胡同42号中华书局宿舍里住了20多年。

中华书局本是1958年7月27日与同列40多单位从文化部下放到北京市管理的。在周扬倡议组建40万大军整理中国古籍时, 又回到文化部来。1958年9月。党组把马非百和我从中国历史博物馆调到中华书局,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分配我在古代史组工作,曾出版了我旧作《刘知几年谱》;这是第四次再版校定本。又整理印行了马衡先生《凡将斋金石丛稿》;郭沫若写了序文。更负责编审了何竹淇、马长寿等著作。但人事室主张右派分子应以劳动锻炼改造为主,所以我经常被派去服杂役,如帮厨、种菜、割麦、养鸡、开荒。

三年困难时期,党照顾知识分子,每月津贴白糖、黄豆,号称“糖豆干部”,我也受到优待。冬季下放到南口农场,挖石填土以种苹果树,还冒寒负筐到处捡粪,往往见不到马粪,步行几十里常常走到沙河边。有一天忽然接到市府通知,因生活资料缺乏, 减少干部劳动,要求提前晚饭,7时上床安眠,也停止了学习。不久,回到了书局编辑的岗位。

1964年1月, 全国农村开展“四清”运动,贯彻农村社教“二十三条”,中心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华书局干部下放到河南林县(今林州市)、1966年3月, 我则参加了文化部的四清参观团。至党中央公布《五·一六通知》,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华书局下放者回京大搞运动,抓黑帮,破四旧,批斗“公安六条”分子及当权派。打、砸、抢风行一时。9月6日,学习“十六条”(即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次年部队参加“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

1月5日,工人宣传队进入了商务、中华两出版社,工人造反夺权,2月1日成立革命公社。书局黄葵(名守义)揭发我曾到历史博物馆串连及右派事,揪出来,诬为“公安六条人员” ,都关在农业大学(今翠微路2号)的大楼里,而派我为“黑头”。我天天领着大家早晨向毛主席“请示”,晚上“汇报”,背诵“老三篇”,吃饭前,先“认罪”。开会时,唱《毛主席语录》歌曲。每开会时,他们争抢立后排,怕站在前排受到“造反派”的踢打、辱骂。因奉行“毛主席语录不过夜”的指示,接到新语录,即列队外出高呼,走到公主坟才回来,深夜亦如此。每星期六才准回家,回家期间还要向街道办事处汇报。工资也只发生活费。

两出版社的运动,一时达到了gāo cháo。其后为了恢复工作,两社联合成立业务和行政两个办公室。 5月11日,宣传队澄清我的问题,才得到解放。解放前我曾患绝症“对口疮”,医务室张丽容以为疮重口深,难以割治,乃由造反队证明“黑帮”身份,去永安大街医院诊治,因是“罪人”不打麻葯,即行割治,我疼痛难忍,抱头回出版社。

在全国“大串连” 时, 经常借衣借被招待串连人员。还经常应外地革命团体“外调”人员的要求,写些材料。

1967年4月20日, 中华书局革命委员会,奉令“抓革命,促生产”,又以10人设业务小组,毛主席号召《做好出版工作》的18周年之日开始,重整故业,继续校点二十四史(约计4500万字),计划组织社内40人及社外30人办理,派我和卞孝萱、汪某整理《唐书》,要我在每周完成9万字,限一年之内校点250万字的《旧唐书》,交卷后也未见下文。

在康生、江青乱党干政期间,无辜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者,数达45万人,我在中华书局戴“罪”工作,孜孜不息,弥补多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蒙受的损失。在“评功摆模”的运动中(这次运动不谈缺点、错误,只讲成绩与贡献),摘去我右派帽子,并由群众推选,经过“三榜定案”,提升两级。

1969年,我虽年逾花甲,中华书局仍强迫我带着锅碗瓢勺和家具,携患有精神病的爱人,下放湖北云梦泽的咸宁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在向阳湖畔围湖造田,搭棚住下,一同下放的文化部所属机关学校、剧团干部和家属有六千余人。出版口的商务和中华按军事编制编为第十六连。

1971年7月, 干校奉上级指示,一部分所谓“五类分子”迁在丹江口原文化部分校准备安顿, 6日,先遣我和文学出版社两人押运家具搭火车前往,不久全部来到。规定半日劳动,半日休息。我乘暇整理旧稿,补充修订。文学出版社赵少侯和汤浩等都有所协助。10月,与姚绍华等老人游历襄樊、隆中。

文化部五七干校分校在湖北丹江水库之北,附近有烈士墓,其纪念碑载红三军在湖北活动情况。校西北有丰碑及石兽,系“文革”时迁自均县武当山(太和山)玄岳门者。因邀70岁同仁姚绍华、姚坚由东麓同登武当山,宿紫霄宫,山高缺粮,游山者必交粮票。(按武当山即《水经注》之太和山,传系古净乐国皇太子入山修炼为仙之地;武术内家拳祖张三丰曾栖止于此。明永乐追迹建文帝,大兴土木,紫霄官即修于其时,为红三军医院,太子坡复性殿今仍有红三军十一师政治部遗址。)

1974年1月18日, 江青一伙发起“评法批儒”运动,在清华、北大设大批判组(所谓“梁效”),还将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推为法家,由师大历史系注释他所作的《史通》,因买不到我撰著的《刘知几之史学》和《刘知几年谱》,遂找我协助注释,两年定稿,由师大交北京出版社付排,但迄今未见出版,原稿恐随“四人帮”垮台而付诸东流了。

           家乡的人民公社

1960年春,父亲、继母、妹妹等一同来到北京历史博物馆宿舍找我,声泪俱下地说:“在老家活不成了,咱县碰上百年不遇人为的大灾难。”擦擦眼泪,又慢慢地说了农村的大致情形:

“1958年8月, 中共新河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开始在全县并乡,建立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五业统一的经营管理体系的人民公社,组织书记处,设书记及公社管理委员会主任,成立组织、宣传、工业、交电、农业、水利、财贸、文教、公安、武装等10部,下辖管理区行政村;以本省徐水、安国为榜样,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集体所有制,把公社里的人民生产和生活全部包下来,统一管理、分配、计划、核算,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制定了‘百化’的十年远景规划,计划修建城市化、别墅式居民点,建立敬老院、托儿院,还要修路,建万鸡万猪场,建工农兵红专大学,并不符合实际地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深挖地、密植谷,拔白旗、放卫星 镀划以思想革命化、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等四化思想为指导,成立了公共食堂,村民吃饭不要钱,并在农村搞‘一平二调’,造更大的舆论和声势。在不切合实际的做法下,又遇上了自然灾害,闹得人困财尽,生产上不去,人们吃不饱,许多人得了浮肿病,妇女闭经,有的老弱饿得奄奄一息。一些急功好利的领导干部还打肿了脸充胖子,说:‘左比右好,大跃进不是冒进。’竟昧着良心,搞不符合科学的密植实验田,减了产、绝了产之后,仍然虚报亩产粮产数字,浮夸万亩‘棉海’、‘麦海’,以迎合上级某些领导的口味。经过1958年秋季的大炼钢铁和1959年的除四害的运动,麻雀虽是减少了,可是粮食却减了产。”

我父亲继而又说:“老家的儿子们各领自己的媳妇、子女、逃到石家庄自寻生路去了,希望上天保佑他们平安无事、幸福吧!’,说完仍叹息不已。

那时我正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印证了当时的右派言论,觉得当时农村的情况,多是事实,为什么无人敢向中央如实地反映呢?

在北京,我为了一家的温饱,变卖了沙发、大玻璃柜、藏书和珍爱的精装图书、金石、瓷器、字画。在三年困难时,我这“糖豆干部”每月发的粮(黄)豆,也不便独享了。当时粮食不够吃,便到东邻饭馆买“汽酒”(当时饮食行业出售的一种充饥安眠的冷饮)充饥。有时吃完了带鱼,子女把鱼刺放在炉子上,烤酥后果腹。回想起来,真不知当时祖孙三代一家9口是怎样度过的!

一次儿子傅永龄从粮店领粮票回家, 数了数发现多发了28.5斤。他心想粮食是宝中之宝,粮店错发了,一定很着急,这是大事,怕因此闹出人命,马上送还了粮店,锦什坊街粮店的人正在着急,一见送还的粮票,感激万分,立即报告派出所,在红公民榜上写了大幅表扬信,又贴在了阜城门内大街51号我的住所。

当时我的经济很困难,到处借贷无门。有一次迫不得已,将在中华书局才买的新印的《艺文类聚》一部书,交儿子永龄去书店卖,以济眉睫。书店以为此书尚无公开发行,怀疑是偷来的,及电询中华书局,才知道了书的来历,之后便廉价收购了。永龄叹道:“当今的知识分子,何以落到这步田地?”

父亲目睹我狼狈的生活情况,看我一人担负这么些人的生活,戚然落泪,也就忍痛回到老家,我按月邮去起码的生活费和食品。后父亲在三年困难不幸的时候,末尽天年,竟于1962年1月与世长辞了。呜呼哀哉!痛哉!

次年,我家乡又遭受了一次灾难。1963年8月河北南部连降了百年不遇的大雨,京广铁路以东尽成泽国!东至衡水县高达35米的唐代万云塔顶,也淹没在水里。到12月才下令“根治海河”,以防再次发生水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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