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我的思考

作者:政治类

左言东

    一、强调党的所谓阴暗面,主张减弱党的领导

1.全国解放后党的许多好传统都大大减色了。 不如胜利以前,胜利前干部生活很苦,军民关系很好,政府与人民关系很好,干部与群众差别主要是工作上的。全国胜利后,贫富悬殊越来越大。

2.党是否经得起胜利的考验? 李自成的惨痛教训今天对我们还是有现实意义的。党执政后内部的保守势力就可能滋长起来,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在解放后,党有些僵化的趋势,不能提不同的意见,提了就是落后,反动。所以有些团员说:“做团员与自己的良心有矛盾”又有个同学说“如做了积极分子,想说的话就不能说。自己宁可做个落后群众。”这些话反映了人们不敢说出自心底的话。

3.在政治生活上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冤案, 上次西语系的控诉会对我影响极大。我很同情这两个人,同时又感到恐怖,为什么在党内会这样残暴的对待人?江校长反对控诉会,我听了很反感。他们受尽了冤枉,而我们还在诉苦的方式上来苛求,这太冷酷了!我认为控诉会可使人们对党有全面的看法,除光荣的一面外,也认识阴暗的一面。

4.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当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党的作用应该加强;现在阶级斗争减弱了,党的作用也应相对地削弱。

5.党内懂业务的人很少。 很多学者都集中在“民盟”和“九三”。可以让民主党派轮流治校,这样,还可以在各个党派之间展开竞争。在学校以外,也不妨拿出一个省或一个市,让民主党派去管理,像印度共产党在一个邦执政,并没有改变印度的社会性质。

6.我们的党团工作是“徒劳无益” 的,我们不妨把党团工作停止一年,也不会出什么乱子。

    二、马克思主义作为领导思想必然产生教条主义

1.苏联的自然科学, 因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不直接,发展的很快,而社会科学则只是给马、恩、列、斯的著作作注解,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发展。

2, 过去人们都以作马克思主义教员而骄傲。现在恰恰相反,认为作马克思主义教员没有前途,纷纷要求转业。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一生都读不完,而这些人又没有实际资料,只能背背教条。在我们的宣传工作里,只谈优点,不提缺点,马克思主义教员就不可能了解社会的全面的真实的情况,也就不可能提出现阶段社会发展的规律。而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死的条文。

3.有人说: 教条主义的严重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缘故,我同意这种看法,马克思主义一旦规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人们就得按照这种思想来思想。就是写文章也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观点,必须引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才会被登出来。这是对人们思想的限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有唯物辩证法是万岁的,其他一切结论都可以改变。如果体会不到这一点,就会发生僵化,应该让人们自觉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政治课应改为选修不应带有强制性。

    三、党执政后有了钱和权就会脱离群众导致三害

三害的根源不能从人的思想上去找而应从社会存在中去找。

1.经济原因——党成为统治阶级后多了权和钱。 过去党员和群众共甘苦,解放后党掌握了经济命脉。人民生活提高较少,干部生活提高太多,和人民悬殊太大。特别是高级干部,家属也过着贵族生活。这样就无法体会农民的甘苦,以毛主席为例,每月工资加上其他照雇折合现款一共有两千元,而一个灾区农民一年只有十九元,相差太远了。

2.政治原因:

①过去在革命斗争中,需要高度集权,但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如仍保持高度集权,对国家发展就会造成很多障碍。多党制可以防止一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过去各党未能发挥作用,他们的意见干篇一律。变成了党的附庸。

②人事制度有问题:对党员的提拔比别人快。如不真正按德才提拔干部,就会使党员变得不学无术,而使有德才称职的人不能为人民作事。这样就产生了宗派主义。

3.思想原因——马克思主义作为领导思想这一事实使得人们只能引马、 恩、列、斯、毛的东西。只要引经据典,对方就哑口无言。至于普通人正确的话也不能得到重视和信任。

马克思主义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别的思想不能与之势均力敌,而马克思主义也就不能在斗争中前进,因此革命胜利后思想发展较慢,甚至可以说是停滞。

总之,三害是与我们社会制度的不完善和有缺陷有关的。如:干部脱离生产实践,分配制度不合理,行政机构庞大等,这就必然脱离群众,不能不产生官僚主义。

       四、我们社会出现了新的特权阶层

1.在我们社会里有一个阶层, 处处享受特权。建筑工人盖了那么多楼房,可是他们自己只能住茅屋,享受特权的都是些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吃得很好,与一般人民相差太远。现在没有人敢大胆地来写反映这些现象的诗,因此我产生感慨和怀疑。我也知道党照雇高级知识分子是为了长远利益,但在感情上却接受不了。这是使我和右派分子的言论共鸣的原因之一。谈论的文章“阶级社会里的等级制度”,我觉得很有道理,说出了我不敢说的话。当然我在本质上是和他不同的。

2.我对资产阶级民主方式有模糊的好感, 特别欣赏法国议会上的激烈辩论,不满我们今天的人代会。在人代会上很多人发言都和共产党一样,没有自己所代表的阶层的特点,他们的发言是“千篇一律”的,没有说出自己心里的话。在我们国家现在说话还有限制。

   五、解放以来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犯了路线性错误

解放以来党犯了一些较大的错误,(在另一次会上说是路线上的错误。)使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起来。

①思想改造偏差很大,如南开一教授因而精神失常(按此事已经南开大学来信澄清)。有人说:“老知识分子在历史上都是肮脏的,三反时揭露的东西听起来都可怕”。而高级知识分子的自尊心特别强,思想改造时把他们的家底子都抖出来,这种作法是有问题的。同时这种改造的方法也是不对的,效果也是不好的。

②三反是对待人民干部的问题,方式上的错误也很大,好多人没有贪污;而因领导上的大胆怀疑和肉刑,有人被逼承认贪污达一亿元之多,自杀的人也很多。

③肃反没有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伤了很多好人,使很多人的心灵受到了创伤,甚至被关进了监牢(按:此指刘奇弟等)。

④农业合作化于一年内便组织起来,搞得太快条件是否成熟值得怀疑,毛主席说:“水到渠成”其实其中有一部分是人为的号召和推推拥拥,干部的压力也很大,这是不巩固的,如徐通乡将家的两个合作社在收获时便都解散了,合作化工作究竟做得好不好,还要几年后才能做结论,现在便有人说:“灾情与合作化是互为因果的”。

这些全国性的错误党中央应当承认,如中央不承认,下面干部所受压力便太大。搞错的不都是下级干部,而把责任都推到了下级干部身上,容易挫伤下级干部的积极性。

   六、对右派向党的进攻一直采取同情,赞助的态度

①大字报出现以来,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但有两种不好的倾向:一种是小资产阶级的偏激情绪,想把运动搞到大街上去,还有一种倾向来自党内的教条主义和保守势力,他们总要把人打回去。如法律系,哲四好象忠心耿耿保卫马列主义,可是作了很坏的事,以教条主义对待群众。这两股逆流,后者的危险更大,而我们对它的斗争不够。

②这次运动破除了迷信、教条、权威,对党员是最好的教育。大字报揭露了几年来积累而不敢说的话。同学们企图自己解决问题,光靠党委领导是不行的。我们过去对人大粗暴、侮辱了人的人格和尊严,人家出来喊冤叫屈是可以理解的。人家叫叫苦也是应该的。党委就受不了,有对立情绪,对群众情绪不太体会,如果对人体贴关怀就会好一些。党如果不能代表群众利益,群众就会把你抛在一边。

③西语系控诉会开得很好,得到全体到会者的支持和同情,很多老教授都流了泪。江校长的报告等于给这二人打了两个耳光。党委应该和控诉的同志站在一起,支持他们进行斗争,事实上只有很少人同意江校长意见。江校长报告过很多人不敢说话,运动走向低潮,是一个不好的收场。

④《广场》是反三害,扩大民主。他们不要登卫道者的文章:就有人怀疑他们目的何在,很无理。其实有很多人拥护他们。

对张元动、沈泽宜等人,不应忽略,他们受三害最深是事实,他们揭露的东西更能打中要害,比较深刻,情绪很大并不是反对共产党,更多是由于我们对他们长期采取了错误的态度,不应抓住某些字句说他们反动。他们说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有问题,要研究、认为他们是反动言论加以围剿就会犯错误。我们党员一直没有和他们拉起手来,应与他们合作,不应与他们对立。

⑤林希翎第二次发言有很多辩证法思想,人本来都是好的,变坏往往是不得已的。林希翎这个小女孩,很早就参加革命,但是被逼上梁山,走上不得已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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