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艾青在1956年前后

作者:政治类

程光炜

就在1956年艾青家庭发生变故的前后,一场有步骤的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运动开始了。

这年1月20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报告要求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的批判。 前一年的7月,艾青风闻胡风向中央递交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凭他对胡风性格的了解,也凭他对《人民日报》 动向的注意, 一颗心不禁为老友悬着。在那个变幻无定的年头,《人民日报》是政治的晴雨表,一旦由它做出结论,就再无挽回的可能。更令他惊愕的是, 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把胡风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之首;仅仅就在五天后,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批准, 将胡风逮捕,同时撤销他担任的一切社会职务;6月,《人民日报》接着发表第二批、第三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并有舒芜反戈一击的文章及胡风致他的若干私人信件……

然而,事情绝不会到胡风这里为止。

1955年八九月份,中国作协揭出了“丁、陈反党集团”,这成为牵连到艾青的一根导火线。因为延安文抗那段“历史”,周扬把艾青视为丁玲那边的人。批丁玲、陈企霞是因《文艺报》 “压制李希凡、蓝钥等小人物”引起的,同年4月,陈企霞写信给党中央负责同志,要求改变对《文艺报》的武断结论,结果受到进一步的批判。入夏后,中国作协奉命连续举行了十六次扩大会议,最后一致认定丁、陈二人“反党”,具体表现是:“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提倡个人崇拜,散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批丁、陈由周扬亲自指挥,结论中所谓“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的说法,显然有文外之意,影射到丁玲与艾青的关系。据知情人说,解放以后,艾青与丁玲的关系实际上已比较疏远。另有人回忆,艾青对丁玲获斯大林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颇有微辞,私下还有嘲笑,曾模仿丁的声调朗诵其中的某些章节,然后大笑不止。然而,艾青对这种完全不容对方辩驳的批判方式是不满的,这让他想到延安整风时的某些流弊。当然,对周扬等人“借今讽昔”的作风更为光火,于是,不免有些为丁、陈“打抱不平”的表现。有一段时间,艾青与李又然、朱丹往来较多,常在一起喝酒,这几位都是学美术出身,不免有点艺术家放浪不羁的气质,酒一喝多,话题自然扯到文艺界,因此有了“作协有两帮人,一帮总是被整的,一帮总是整人的”的说法,后者是暗指周杨等人,在作协圈子里,这是人所尽知的。另有一次,中国作协支部开会批判丁玲,周立波发言时口气盛气凌人,而且无限上纲,令在座的人悚然。艾青忍不住说,你周立波不要永远像一个共青团员的样子,一贯正确,比谁都革命。把周立波呛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周立波乃周扬侄儿,这话自然传到了周扬耳中,无疑开罪了他。据当时任作协机关总支书记的黎辛回忆,作协的整风是按三个阶段进行的,第一个阶段是整丁玲、陈企霞,第二个阶段整冯雪峰,第三个阶段则是整艾青、白朗、李又然等人。艾青显然没有觉察到这种山雨慾来的政治气候,他性情高傲,也没有太把作协这些人放在眼里,也许,这正是艾青的迂腐之处!

4月28日, 想借助党外人士帮助党内整风的毛泽东,以其诗人的浪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他还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可以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所谓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干涉他们。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种种意见。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久艾青听说历史学家周谷城发表的一篇文章受到许多人的围攻,周立即著文辩驳。刚开始周还有些顾虑,后来毛泽东在上海请他做客,并一起讨论了该文,又让周谷城大感欣悦,一向敏感的郭沫若特地为一百种花卉做诗,结集《百花集》出版。这些消息无疑让艾青受到了鼓舞。自胡风被批判后,他心里一直憋着气,对文艺界的某些领导飞扬跋扈的态度尤其不满。不久,他连续做散文四篇,发泄这种不满。在《画鸟的猎人》一文里,他借猎人与假猎人之间的对话,尖刻地讥讽了文艺界某些以“整人”为业的人,打飞行中的鸟不成,就打纸上的鸟,还嫌不过瘾,干脆把纸挂在树上,随便打一枪,然后在中枪处画一只鸟。在他看来,整人变成了一个行当,一种职业,“人必须有一技之长,在许多职业里面,我选中的是打猎。”所指再明显不过。接着,又做《偶像的话》。与前文相比,后者笔锋愈加犀利。人们塑造了“偶像”,但又畏惧之,倒是偶像自己说出了一番令人警醒的话来:“众生啊,你们做的是多么可笑的事!你们以自己的模型创造了我,把我加以扩大,想从我身上发生一种威力,借以镇压你们不安定的精神,而我却害怕你们。我敢相信:你们之所以要创造我,完全是因为你们缺乏自信——请看吧,我比之你们能多些什么呢?而我却没有你们自己所具备的。你们假如要大胆些,把我捣碎了,从我的胸廓里流不出一滴血的。当然,我也知道,你们之创造我是你们尝试着要我成为一个同谋者,让我和你们一起,能欺骗更软弱的那些人。”《养花人的梦》是应和“双百”方针所做,文字风格上多少有些鲁迅散文诗《野草》影响的痕迹,只是有点晦涩,却没有太多的沉痛罢了。末尾倒不乏尖刺, 诸如: “花本身是有意志的,而开放正是她们的权力。”又如,“我自己也越来越觉得世界太狭窄了。没有比较,就会使许多概念都模糊起来”等等。另一篇《蝉的歌》,语多涉及人格的异化,“蝉”整天唱着“同一的曲子”,居然毫无察觉。写到这里,艾青不由为自己一段时间缺乏风格的写作大发感慨了,但他又不禁借蝉之口为自己辩护:“不,人们说我能在同一的曲子里发表不同的情绪。”然而,痛苦毕竟是痛苦的,它甚至于无从说起,艾青的“牢騒”除了可以得一时之快,大约是改变不了任何现状的。

事情发展之快,却大大出乎艾青的意料。1955年春、夏之间,因离婚而在东总部胡同22号楼上“蜗居”的艾青,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当时是作协人事科干部的高瑛。他不久获知,高瑛系1933年8月出生,祖籍山东龙口,9岁时,随父母闯关东迁居佳木斯, 15岁考入松江鲁艺文工团,任舞蹈演员。1955年5月,随丈夫谭谊调入中国作协,谭被安排在组联办公室任科长,高瑛则去了人事科。据高演说,她认识艾青是很偶然的。批判胡风后,有很多文件要及时递送,作协就抽了几个人负责为艾青及其他作协支部的人送文件,她是“被抽”的几个人之一。当时,已是初夏,天气挺热,有时忙,她索性就与其他人住在作协,于是,和艾青从此就熟悉了。高瑛还说,我和艾青产生感情,与我无爱的婚姻有关。凭良心说,谭谊是个老实人,也不失为一个好干部,组织观念强,为人比较朴实,但很难说是一个好丈夫。我和他虽然已有两个孩子,作为妻子,却很少感受到他的体贴,更不要说爱情了。对此,我是很痛苦的。……但事情很快就“败露”了,先是高瑛把实情告诉了谭谊,当时作协负责人刘白羽知道后,让谭到北京市中级法院告艾青、高瑛重婚罪;接着高瑛被隔离审查,作协秘书长张僖代表组织找艾青谈话,表示事情比较严重,让他做好受处分的心理准备。据任作协机关总支书记的黎辛回忆,当时的事态是比较严重的,作协负责同志在商量处分意见时,不少人力主开除艾青的党籍。因我是机关总支书记,需要我拿意见,我主张给他留党察看的处分,当时双方有争论,没办法,只好报请上级最后决定。就在等上面“决定”的日子里,艾青非常紧张,看上去精神也垮了。一天傍晚,我正在吃饭,艾青突然来找我,我感到愕然,但并不意外,让他坐下,他嗫嗫嚅嚅了半晌才坐下来,一边不停地说,我在延安时的情况你了解,看人要看长远!眼睛里已满是泪水。我劝了他半天,他才回去。当时在东总部胡同22号,他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张天翼还悄悄问过艾青的情况,口气里虽有关心之意,却不敢明说。

上级按作协机关总支的意见,给了艾青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法院那边却不那么“领倩”,判了艾青、高瑛重婚罪,刑期一年,每人半年,监外执行。这边刘白羽还不放手,勒令艾青从二楼搬到院里的平房去住。过了一段,艾青用5000元买下北京火车站对面丰收胡同21号一处有正房、南房、东西厢房的四合院,与婚后的高度搬了过去。为此,艾青不无苦涩地揶揄说:“刘白羽想把我扫地出门,未想还成全了我,送给我一个自家的院子。”

然而,留在心上的一道阴影,艾青是再也抹不去了。1956年,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口号下,一些地方的学生和教授帮助中共整风,说话比较过激。在高楼深院的中国科学院,也传出诸多尖锐意见:罗常培指责“重理轻文,社科规划无人管”,袁翰青抱怨“分工太细”,傅承义认为“上下不通气,党内外有墙,领导接触少”,傅鹰索性说:“学委是橡皮图章”,吴正之讲“新党员有特权思想”,童弟周感到“共产党不近人情……”几位副院长,如陶孟和发表意见说,旧知识分子未尽其用,“以中国干部之缺乏,有才者不用,而无才者充数,以致酿成许多混乱”云云;竺可桢也提出,“向科学进军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特别对五十年代初“全盘苏化”,一概否定美式通才教育,院系调整如拆散浙大理学院、骤停英文教学而改学俄文,以及共产党会多等提出了批评。据说,对教授、学生们的“牢騒”,毛泽东起初是大度的。范瑞君的文章《我的蜜月·我的丈夫》在《解放日报》发表之后,收到二百余封指责信,罪名是有“小资风味”,毛泽东闻讯幽默地对人说,不能让每篇文章都讲上甘岭嘛。

上述种种对作协创作委员会诗歌组想“帮助”艾青的人,无疑是一种鼓励。在一次讨论文青创作的会议上,臧克家发言说:“对文青的诗我有一些意见。我对他的诗一向是估价很高的,但是他解放以后写的许多诗,我觉得主题的积极性和时代精神相去较远。我知道艾青写诗很慎重,不轻易拿出来发表,但也应该拿出高度的政治热情迅速反映时代的变化。”《藏枪记》、《黑鳗》和《双尖山》之所以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原因“还是思想感情的问题”,“他对新事物的感觉和心爱,没有他过去对旧社会的恨、对光明未来的追求那么强烈和敏锐”。严×认为,《双尖山》的“思想感情是陈旧的”。吕×则以为是他“政治热情不饱满”所造成的。刚刚冒尖的青年诗人邵××说话就不讲客气了,他说:“在艾青近年的诗作中,仍然使人听到他过去诗作中的旧的腔调。”曾为艾青学生、后以写政治抒情诗闻名的郭小川,虽不像前面几个人那样“不留余地”,但还是指出,“对人民常常只限于同情”,多半是艾青写作的一个局限。在五十年代,认为你和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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