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记刘尊棋

作者:政治类

冯亦代

去年一个寥落的秋晨,我得到何老师请人打来的电话,说她挚爱的尊棋,经过长期病魔折磨之后,已经安然地走了,使我顿时全身木然,说不出半句话来,一直到话筒里传来滴滴的表轨声,才使我发现对方已挂了电话。他的去世原在我的意料之中,但想不到这样快。他在久病的时候,我没有去探问他,因为我不忍见一位顶天立地的血性汉子,陡然变为痴呆认不得人;他那微弱的眼风里,似乎还是知道你是谁,就是说不出声音来,我实在无法忍受这个惨状。人生在世,总要临到这一天,但我希望他能溘然而逝,不再留恋那曾经折磨他45年不得安生的这个无情的尘世。

平静下来之后,我就想写些文字纪念他,但是我的感情不让我这样做。每当我铺开稿纸拿起笔来的时候,他那双充满柔情的眼光,便显现在我的记忆里,使我这个自以为泪水已经流尽的老人,禁不住潸然一片,无法落笔,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地收起笔来,无言久坐在窗前。

我认识尊棋是从读他的文章开始的。我一直对国际问题有兴趣,又在香港遇到了乔冠华,在读他诗样的政论文章中,我学到了些应该知道的知识。当时在重庆读到尊棋的文章,众多的材料与精辟的分析,使我折服。我曾经多次在美国新闻处的酒会上遇到他,总要找个空隙谈几句,我发现他是个感情十分细致的人。惺惺相惜,从此结下了快半个世纪的友情。

1949年我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有天他找我到他家吃晚饭,席间他告诉我即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胡乔木希望我参加国际宣传方面的工作。我在北上开会之前,曾经得到乔冠华的口信,要我等他同我见了面,再决定我的行止。我当时便把这个意思和尊棋讲了。他答应再去和胡乔木说,同时希望我也不要拒绝。后来廖承志叫我去谈筹备国际宣传机构,这一次谈得比较具体了,他说乔冠华将来主持这一工作,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新闻总署所属国际新闻局由乔冠华、刘尊棋主持,我则在他们下面做行政工作。我觉得这一时期,是我在解放后工作最愉快的时期。从新闻总署到国际新闻局都是在解放前长期在一起工作的人,而且当时党与非党人士的界限,也没有以后划得那么泾渭分明,所以工作上很顺手。三反运动后新闻总署和国际新闻局撤销,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组织虽变,人事大致照原样,除了社长改由师哲担任外,新闻处划归新华社,其他变化不大。那时领导上要我担任办公室主任,我没有同意。我的理由是我是非党员,做行政领导工作不合适,私心里则想回到写作的老本行。尊棋同志和我作了次长谈,要说服我,但我总觉担任行政领导,既非我的初衷,而在“三反”运动中看到那些过火的行动,我也有些寒心。但是为了做到听党的话,我答应代理一时,等有了党员来接替,我就回我的业务工作。后来调来了党员做主任,我就专职做出版工作了。

过了些日子,我看到尊棋似乎有心事,社里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变,副社长也增加了人。

逐渐我才在风言风语里,知道组织上正在审查尊棋的历史,说他是个叛徒。我就十分纳闷,因为关于尊棋在解放前曾经被捕的事,我曾经和他谈过。我也曾经读过《鲁迅全集》中的文章,知道胡适曾经代表中国人权保障同盟调查过当时北平政治犯监狱,他当时曾和一个政治犯用英语对话;那个讲英语的政治犯就是尊棋。陪胡适去监狱的有王卓然,他当时正在为张学良收罗各方精英,视察回去之后,便要了张学良的一张手令把尊棋带出了监狱。至于监狱囚徒组织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决议开除尊棋的事,那完全是在仓促和不知详情中造成的误会;因为尊棋释放的经过,狱内党支部并不清楚。关于登报脱党的启事,那是国民党反动派防止共产党员重新为党工作的阴谋诡计,在白区工作过的人都是很清楚的,当然这里面也不能排除一定不出叛徒。

尊棋的事也幸而有王卓然老先生病榻上遗书,详述尊棋出狱的经过,否则时过景迁,主要的当事人王卓然又去了世,尊棋也将冤沉海底,永无翻身的日子了。他被审查之后,我们虽比邻而居,但是我非党员,所以对他们的事也不敢多问。等我再见他时,已在反右扩大化的时候了,那天宣布最后结论,我记得他和我都大哭了一场。他当然是满腹冤枉,我却觉得自己是咎由自取。谁让我心里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呢。

我再见到尊棋已在1959年冬天。有人告诉我他已从北大荒回到外文出版社,组织上决定他下放湖南,他希望和我见一面。但等到我去找他时,他已于前一日启程了,真是失之交臂。那时我们都是待罪之身,不敢自由行动,无处不有监视,尤其我所在的《中国文学》编辑部。我的一举一动那位女领导人都可随时得到小报告,向我盘问,加以批评。我未见尊棋,心里十分懊丧,因为我认为像他这样精于外文业务的人,中国又有几个?放到山野之地,不免浪费人才。果然他在乡间打了几年钟。但他是个忠诚的党员,受过“驯服工具”的教育,决不会多说话。

1976年“四人帮”倒台以后,有次在一个会上遇见了胡乔木,他询问我关于尊棋的情况,当时他听了似乎没有表示什么,只微露惋惜之意。我感到有机可乘,当晚就写信告诉尊棋,要他写信与胡乔木联系。我说眼前正需人才之际,要他抓住这个机会;不久之后,他终于回到北京。

为了弄清他的问题,他经历了中央组织部的复查,时间是久了一点,也幸而有王卓然老先生的病榻遗书,否则人证俱无,要搞清楚他的问题,就成为一件难事了。但是我想初审者如果不是戴着有色眼镜,把工作搞得更为客观,更耐心,不要一下子就扯到敌我问题,也何至于要拖45年之久。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改正,恢复了他1931年1月入党的决定。 然而毕竟尊棋还是幸运的,在他生前就平反改正了,因此还留有若干年的风光,也多做了不少工作,使他能贡献所长,心理上得到平衡。否则死后昭雪,事情虽好,但为时过晚了。

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有次我们的长谈。记得那是个漫天大雪的冬日,我和他从外交部参加一个会回国际新闻局,时已中午,便在过北海时上了白塔。我们二人在白塔旁边的餐馆里吃午饭。纷纷扬扬的大雪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我们两人要了几两酒和几个菜坐了下来。在喝过几巡之后便各诉起心曲来。那是他首次告诉我他的历史,草岚子胡同的监狱生活就是那次谈的。当然他也谈了以后为党做的工作以及在延安访问毛主席,我也讲了自己的历史和走过的路。自从那次畅谈之后,我们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了。他年纪比我大,我自此目他为老大哥;在我生活与思想有什么问题时,便向他请教帮助解决。二反运动中,我对于有些做法颇有意见,特别对于大胆怀疑不考虑实际情况,对于有错误嫌疑的人一概视之为死不悔改,有我的看法,他那时也已见到国际新闻局的运动走了弯路,对过火的行动如逼供信扩大化等,也有所觉察;但他是个忠诚的党员,认为群众运动中难免有偏差,最后党总会搞清楚的。我当时也相信他的话,不过现在看来,这过份的自以为是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这样实在太可怕了。

我不知尊棋在这样长达45年的坎坷中得到了什么教训,但我想这样的事情总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是轻信某一些人的话,而不相信甚至拒绝非党人士的证明呢,还是其他?45年不过弹指一挥间,然而代价是惨重的,冤、假、错案使我们削弱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政策,还有那个宁“左”毋右的思想,尊棋的例子只是一个不幸中之万幸,所以我说他是幸运的。可惜我没有在尊棋生前和他谈过,然而只要办理一切案件的人能够抱着客观的对党负责的态度,许多的45年便会积聚成为一种力量,这正是今日提出要祥和气氛所求的。如果我们对一些事看得更深一些,事情也就会变得更好一些。但要求每个人的头脑完全站在一个水平上,究竟也是个过份的要求。

也许我的看法完全错了,但每次想到尊棋,我总会想到这45年对他的伤害。如果以每个人的生活甚至生命作为代价,我希望另外有处理的办法。尊棋的遭遇使我想得很多,在他坎坷生活前途不明的时候,我也没少思索过,我希望现在我的想法不是白想的。

尊棋已经撒手西去了,他是可以做更多工作的人,但愿今后每个人有充足的时间,干他应干的工作。

                        1994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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