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刽子手——伐木日记

作者:政治类

荒 芜

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叫他刽子手,连带队的分队长都不例外。比如,工地上出了点什么工伤事故,要找个人把伤员送回营地,这时,分队长就会说:“让刽子手送他回家去吧。”这话,要让外人听了,会吓一跳,但对我们,刽子手那三个字,就象老张、老李一样平常。

不久以前,我碰见了二十多年前一道伐木的老朋友。老友重逢,免不了叙旧一番,我们谈到了往事,谈到了刽子手,朋友感叹说,那么生龙活虎一般的汉子,却给糟践死了,而象曹辛之,瘦得象根麻秸秆似的,竟也挺了过来,世界上的事,有时真叫人不可思议。

“你知道他的真名实姓么?”

“不知道。除了跟他一道从歌剧院下来的那儿位以外,知道的恐怕不会太多。”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叫他刽子手吗?”

“这我知道。因为他在一个歌剧里扮演过刽子手的角色。”

“你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的得名,更主要的是,因为他说过,要杀尽一切贪官污吏的话。”

“那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谁叫他说的不是时候呢?就是那么一句稀松的话,一经加工,就给他定了案。”

“原来还有这么一档子事。说老实话,他那副模样,可真象个刽子手。那一头乱蓬蓬的头发,那一张方脸和那一脸胡子,还有那半截铁塔似的个儿,胆小的娃娃们见了他会吓哭的。”

“其实,那也是一种形态的男性美。由于审美观点的不同,有些女同志对于小白脸还不一定很‘感冒’咧。至于说小娃娃们害怕他,那可不一定。有一次,我同他背粮往回走,走到弓背岭下,碰见一个老爷子带着个小孙子从清水镇上看病回来。那个孩子因为腿上生疮,不愿翻山过岭,正在大哭,而老爷子又实在抱不动他。刽子手问清楚了,尽管已经背了五十斤粮食,二话没说,把孩子背了起来。弓背岭一上一下,二十多里,一路上,他唱着他自己编的《动物园之歌》,学鸟叫,学猴子、大熊说话,并且把他在镇上买的冰糖(那在当时当地,简直是宝贝)分给他们爷俩。临到他们分手的时候,我亲眼看见那小家伙搂着刽子手的颈子叫大爷。”

“对于音乐,我是外行。究竟刽子手唱的怎么样?”

“我也不内行。刚进北京,我只花了很少一点钱,在东单地摊上买了一整套日本重灌的世界名歌选的唱片,那里面有几张世界歌王意大利的卡路索唱的意大利民歌,还有美国劳仑斯·提贝特唱的卡尔门的片段,每次我听到他们的歌,我什么都忘记了,好像走进了一个新奇的世界,听见一个意大利的乡村集市的闹声,一个农村妇女唱卖她的鸡蛋黄甜饼的叫卖声,或者好像走进了那个峡谷,就在那个小树林旁边,看见唐何塞为了要叫卡尔门继续爱他,用独眼龙的刀子,把她砍死。有一天,我接到我的大女儿的来信,信中说,由于大跃进,一家都在挨饿。我那个身体最棒的大孩子,首先得了浮肿病。他妈妈花了十二块钱买了一只鸡,想炖一锅鸡汤给孩子补养补养,不料鸡还没炖熟,连锅都被人从公用的大厨房里偷走了。原来,我还以为吃不饱饭的只有我们这些在边疆地区劳动改造的,现在我才知道,连北京的机关干部和家属都在受罪。我们土地那么大,人口那么多,要是全国老百姓没有饭吃,如何得了。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我一个人走向工棚后面的松树林里。夜色乌黑,寒气凛冽。天空只有稀稀疏疏的几颗星,闪闪烁烁,显得又高又远。我摸索到一个树桩坐下。就在那时,从上面远处传来了低沉的歌声,唱的正是提贝特唱的那一段,就是唐何塞砍死卡尔门之前唱的那一段。歌声完全表达了爱极反成恨的那种疯狂的感情,和提贝特唱的同样动人,但是又增加了一点狠劲。于是我马上想到了刽子手,一定是他,只能是他。我寻声找去,果然是他。我向他说的第一句就是:‘刽子手,你比提贝特唱的还要好。’他告诉我,他们歌剧院里也有那一套日本唱片,只要他有时间,他就去开留声机,这些年来,他几乎快把那些片子磨平了。我问他为什么一个人深夜跑到树林里来唱歌。他说,只有在唱歌的时候,他的心才能得到真正的平静。他不在深夜里一个人出来偷唱,难道还能期望有什么人请他举行独唱会吗?那天晚上,他几乎把一套片子里的歌曲全都唱了。听着他那抑扬顿挫的歌声,我仿佛又回到北京的小屋里了。音乐的魔力是不可思议的,一旦你爱上了它的话。”

“我总是觉得刽子手有点儿怪。有一次,他从新开的水稻田里回来,那时大概是七月里,中午天气相当热了。他头戴一顶大草帽,光着上身,右胳膊上缠了一条五尺来长的大青花蛇,蛇头就翘在他右耳朵旁边,瞪着眼,吐着舌头,他就那么向伙房门口一站,差点没把伙房里的几位大姐吓死,但他却一本正经地问她们,他到底象不象一个玩蛇的叫化子。”

“那次在小清河畔开水田种稻,我也在。我记得,队里还请了两位朝鲜族的水稻专家,给我们作技术指导。清水桥离家太远,中午那顿饭由伙房派人送到地里。那年正闹饥荒,送给客人吃的饭是大米饭,菜是一荤一素,荤菜多是清水河里打的鱼,素菜是自己菜园里种的。送给我们吃的千篇一律,不是棒子糊糊,就是高梁米粥,外加一碗青菜场。就在这种场合里刽子手露了脸。他从小就学会捕蛇。捕蛇的工具简单极了,一个汤匙大小的小铁叉,还有一个同样大小的铁镊子。他把小铁叉绑在一根手杖上,用来叉住蛇颈,再用两个手指夹住,蛇嘴就自然而然地张开,然后拿铁镊子拔掉它的毒牙,那蛇便被缴了械,无所作为了。清水河边多蛇,他每天抓几条,象剖鱼时摘去苦胆那样,摘去毒腺(如果是毒蛇),洗干净,切成段,放进地头上烧开水的铁锅一煮,不需要任何佐料,加一把盐,就是一锅蛇段汤,浓浓的,rǔ白色,比鸡汤还要鲜美。有些从来没有领教过蛇味的人,乍上来不敢染指,过了一半天,看见大家吃得舔嘴咂舌,津津有味,便也跟着开起洋荤来。1956年底,我陪印度小说家库马尔到广州去游览,曾品尝过那里有名的龙虎斗,不时觉得不过尔尔,这次吃起蛇段汤来,却忒觉鲜美。这大约由于一个人的生活境遇的不同,味觉也随之起了变化,所以慈僖太后在逃难的路上,啃窝窝头也有栗子味。刽子手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他善于捕蛇和吃蛇,而在于他有一套理论。你当然读过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如果它讲的只是蒋氏三代如何捕蛇,那它就不会成为传诵千古的奇文。它的奇绝之处,在于它揭露了苛政毒于蛇的残酷生活现实。刽子手对我说得好,在一般人的眼中,毒蛇是一个可以致人于死命的可怕的怪物。一旦你对它有了透彻的认识,掌握了对付它的手段,那它在你眼中,只不过是枯木朽株,破布败絮。对动物界里的毒蛇是这样,对人类中的毒蛇,如贪官、污吏、军阀、官僚、霸王、暴君之类,亦复如此。他们的毒牙无非是权势、地位、钱票子、枪杆子,而拔掉他们的毒牙最有力的工具就是舆论。可惜他死早了,没有把他的高论写下来,要不然,人们就会看见一篇新的《捕蛇者说》,比旧的那一篇思想境界更高。因为永州蒋氏只不过是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可怜巴拉的人,而刽子手却戳穿了人类毒蛇的本相,并把拔掉他们毒牙的方法告诉了人们。他的气概就比蒋氏雄伟得多。”

“那么你为什么不替他写下来?”

“要写的,你放心好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要写的东西那么多,而我们的来日毕竟有限,想起来实在叫人发急。”

“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问你,那一年队部发动的,对于刽子手写日记所进行的批判,所谓‘日记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是杀鸡给猴子看,目的在于把他从群众中孤立起来。扣的大帽子是拒绝改造,妄想成名成家。有人偷看了他写的日记,向队部作了汇报,说他在日记中发泄了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其实。他不过是如实地记下了他的家庭悲剧,一件是他主动提出和妻子离婚,和女儿脱离父女关系,因为不那样做,他的妻子就要失业。另一件是他的半残废的老妈妈,被遣返原籍,因为感到孤独无靠,终于自杀。日记里还记下他和他妈妈的最后两年的七、八封通信。”

“可惜,他的日记全烧掉了。”

“没有。有人事前透露给他,队部要他上缴日记,他就扬言已经把它烧了,实际上他并没有烧,偷偷地保藏了下来。”

“现在日记呢?”

“就在我家里,如果你感兴趣,哪一天到我家里看看去。”

“怎么会落到你手里的呢?”

“说来话长。长话短说,自从他受到批判之后,许多人都避免跟他接触,但是我们暗中仍有往来。在农场上,就在那小河边;在山上,就在工棚背后的松树林里。我们总是隔两三天,趁人们晚上就寝的前后,象两个年轻的情侣似的,到老地方去谈心。我们无所不谈,越谈越发现彼此的共同点越多。比如,他喜欢京剧须生余叔岩的唱腔,我也喜欢。我们常常为他唱的某一个字的吐音和拖腔而辩论一个晚上。他接到他母亲自杀的消息不久之后,他就病了,天天发低烧。凑巧,我那时的任务是发锯,不出工,分队长就叫他作我的助手。后来热度不断上升,人也消瘦得厉害。分队长让我把他送进清水镇的医院,并让我每隔三五天去看他一次。入院不久,医生就诊断出,他得的是克山症,当地叫血热病。病人的热度,有增无已,一直到死。那是一种不治之症。死前的两天,我去看他,他已经知道他的病是好不了的了。他托付我两件事:一件是有朝一日,回到北京,一定找到他的妻子,劝她嫁人;因为他们离婚的时候,双方密约,除非一方死亡,否则男不重婚,女不再嫁。一件是要我收下他的日记,留作纪念。

“‘留下作个纪念吧!’刽子手拉着我的手有气无力地说,‘我不会写文章,但那里记的全是真事真话。如果能作为你写作的素材,我就觉得很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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