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让伐木者醒来

作者:政治类

舒 芜

荒芜去了。我得到噩耗时,第一个念头是,荒芜一生著译甚多,皆足传世,但是他没有写完《伐木日记》,这与《广陵散》一曲未终一样,只能成为终古遗憾了,尽管荒芜是八十高龄得保首领以没,比嵇康幸运得多。

但《伐木日记》是用血写的。荒芜曾以“右派”的身分,与其他“右派”一起,于1958年9月至1959年3月间,在黑龙江东陲完达山原始森林中伐木,记下了约10万字的日记。这部日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文革”后意外地复得。荒芜便根据日记,整理成一篇一篇的《伐木日记》,自1983年起陆续发表。其《小序)有云:

旧稿失而复得,喜出望外。朝雪斧声,夕灯人语。认烛泪于行间,觅

松针于页里。缅怀往事,感慨万千。爰加整理,以志雪泥鸿爪云尔。

我非常喜欢这些文章,几次向荒芜表示我的欢喜之意,希望他一定要将日记里可写的材料尽量都写出来,出一本专书。他当时也很有兴致,说可写的确实不少,既有人要看,他就一篇一篇地来写。可是,《伐木日记》只发表到第十篇便停止了,后来荒芜出版了散文集《麻花堂外集》,便把这十篇《伐木日记》收在里面。这已经写出的十篇之外,可写而未写的究竟还有多少呢?永远无法知道了。于是,我只能找出《麻花全外集》,重读其中的《伐木日记》十篇,并且写这篇文章将他这未完成的血写的书向读者作个介绍。

《伐木日记》 写一个129人的伐木队,主要写了住同一工房的56个人中的几个人, 以及全队仅有的3个女的,他(她)们都是“右派”。所谓“右派”,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的产物。那一场空前的大运动,像一场大冰雹,横扫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园林, 一时落红狼藉, 干折枝摧。(《伐木日记》里没有说到全国被打成“右派” 的总人数。后来官方宣布是55万人,另一说实际上为102万人。)接着是一个霜封冰裹、严寒肃杀的时期,“右派”们(及其家属)在中国大地的东西南北受到各式各样的惩罚,这流放到完达山森林中的一百来人,当然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他们被安置在穷边绝塞,不许家属来探亲,亲戚朋友更不敢沾边,完全与世界隔绝。他们自嘲为“虎队”,不是老虎的虎,而是“虎列拉”的虎,意思是像患了虎列拉(霍乱病)的病人一样成为“不可接触者”了。那里是酷寒之地,冬季平均温度在零下30余摄氏度。山高林深,荒无人烟,日惟与狼、罴、野猪、黑熊为伍。伐木是险活儿,稍一不慎,便容易发生伤亡事故。食物供应更差,只能以高粱米、棒子面、干白菜果腹。总之,他们是在屈辱中,在酷寒、饥饿、劳顿中,在死亡线上过日子。

这些“右派”是什么样的人呢?这里有多种人才,各门专家都有。孙二姐,大学一毕业就当上了编辑,写一手好剧评。毕三姐,学高能物理的拔尖的研究生,中文功底也很结实。王大化,学数学的,中国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小杨,学气象的,又酷好文学,古今中外诗歌名篇,很多他都能背诵。“刽子手”,歌剧演员,他在这完达山林中一个夜晚,唱的《卡尔门》片段,和劳仑斯·提贝特同样动人,又增加了一点狠劲。他写的《森林曲》,把森林里各种各样的声音,连伐木者唱的号子,熊瞎子的吼叫声,都写出来了。……还有荒芜自己,工余时间还捧着一本《惠特曼全集》在看,下山背粮回来二三十里的路上同马回回畅谈了一路的清诗。

这些人为什么成了“右派”的呢?许多人是因为写了文章。许多人是在再三动员当中,响应号召,提了批评意见。其中有的是反对外行领导内行,有的是指出上司的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被批评的上司有的当场就面色铁青如冷月,接着风向一转就一个个地来算账,全都算成“向党猖狂进攻”。也有的只是因为说了一句“杀尽贪官污吏”,有的只是因为编辑一部书稿时删掉了几句陈词滥调,还有一位张老头儿,他在“整风”中一句话都没有说,也打成了“右派”,他说:“可见我更罪大恶极,说不说都一样。”

他们受的是什么样的罪呢?前面已经说过,他们是在穷边绝寒,在酷寒、饥饿、劳顿中,在死亡线上过日子。他们伐木,两人一组,每组每天的定额是八个立方米,相当于双手合抱的大树五六棵。每一棵大树倒下的一刹那,都是生死存亡的一刹那。最要紧的是判断树会向哪面倒,却很不容易。首先得看它倾斜的方向和倾斜度,其次看它的枝丫伸展的情况,地形和风向也要考虑,’最使人恼火的是那种四平八稳的树,最容易夹锯的也是这种树。倒向的判断一失误,就会发生大事故。有一个故事说,两个人锯树,一个人突然叫停锯,他尿急了,马上跑开,正好树倒下来,砸在他原来站的位置上,后来他对人说,一泡尿救了他一条命。各种树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温度湿度中所起的质理变化也得注意。这个工房的老晁和小褚就是在合锯一棵树时,树忽然劈开,把老晁打死,把小褚的左腿骨打折。有时,一棵树伐了下来,却又被另一棵树架住了,叫作树挂,你要是对它没有认识,走到下面,一阵风来,说不定就会把你砸死。为了消灭树挂,把架树的那棵树放倒,叫做放挂,放挂最危险,敢于放挂的才是林场上的勇士。伐下来的树,还要截材,截材是在山坡上干活儿,一不小心就会被上面滚下来的大段木头把人压扁,叫作擀了面条。这个伐木队的老于,就是在一个月夜截材时被擀了面条的。冬天伐木,要力避一开头就弄得满身大汗,宁可穿一件单衣干活,也不让汗湿内衣,那样的话,停止活动的两分钟内,就会结冰,就只好穿着一件结了冰的衫子干活。但是,他们每天下工,都要扛一根枯木回工房来烧炕,又常常要走五六十里的山路去背粮,每人背五六十斤,诸如此类的事,都免不了出汗,又少有洗澡的机会,于是几乎人人身上都有虱子。他们住的是圆木垒成的工房,长长的像一条船,中间一条长龙似的地炉,两边沿墙两排通铺,这个工房住56个人,每人各占铺一米宽。一个大工房只有一盏煤油吊灯,冬天晚饭后那段时间最难过,除了少数几个人燃起松明子写家信,看书,下棋,绝大多数人只有躺在铺上想心思,听屋外什么地方积雪把树枝压折了,远处林中一只猫头鹰偶尔胡胡一叫,更远处隐隐有一两声狼嚎,有时工房的那一头有人拉起二胡,如泣如诉, 使人心酸。这是没有月亮的晚上,如果是大月亮,就得上山夜战,从9点干到11点,在山坡上打枝、截材,这时最容易出事故,上面说过,老于就是在夜战中被擀了面条的。那时全国都在“大跃进”,都要“超英赶美”,伐木队也得赶上去,只加两个小时的班,还是照顾伐木是强劳动的缘故。可是,事实上,已经伐倒的木材,已经够运输队运一年的了。

“右派”不止是自己受苦受难,“右派”的家庭还要牵连一起受苦受难,哪一家都有一家难念的经。最典型的是吴大姐,夫妇都被打成“右派”,都充军到北大荒。离家前夕,吴大姐最后一次为八十多岁的老父洗脚,老父有点风瘫,十几年来洗脚都是由女儿亲自伺候,老父说今后就不必麻烦人替我洗脚了,我等着你回来再洗。到了北大荒,夫妻拆开,丈夫在另一个农场监督劳动,去年秋天病逝。他们有一个14岁的儿子,因为爸爸妈妈姑姑叔叔全是“右派”,在学校里受同学欺侮,被叫做“小右派”。这个孩子决心到北大荒来奔父亲的丧,然后又决心到伐木队来同母亲在一起生活,伐木队也为他破了不准家属探亲的例,允许他以小客人的身分住下来,可是就在全队快要完成冬伐任务下山之前的10天,这个孩子被狼群吃了。小刘的妹妹考上了大学,因为小刘是“右派”的缘故,被刷了下来,小刘愤慨地说这是“罪及妻孥”。所以不少“右派”的夫妻儿女,为了不受连累,赶紧脱离关系,也有的“右派”主动同丈夫或妻子离婚,同儿女脱离关系,使他们免受连累。其中也有“刽子手”那样的,离婚时双方密约,除非一方死亡,男不重婚,女不再嫁。“刽子手”终于在北大荒得克山病死了,死前托付难友,有朝一日回到北京,一定找到他的妻子,劝她嫁人。“刽子手”还有一位半残废的老母,被遣返原籍,因为感到孤独无靠,终于自杀。王大化的妻子早已逝世,撇下一个小女儿,父女二人相依为命。王大化来北大荒,便把读小学的孩子托给她大姨妈照管。王大化在伐木队接到一封电报,孩子在校门口给一辆卡车碾死了。睡在王大化旁边的人,听到他半夜睡梦中喃喃自语:“孩子,爸爸对不起你。”尤其令人感到说不出的难受的是,《伐木日记》中有题为《家信》的一篇,是以第一人称“我”的口气写给女儿的一封家信,详谈伐木队的生活,尽管掩饰不了那些血和泪,还是尽量往好处说,例如说到每天伐木劳动中在山上吃的饭:“主食一般是高梁米饭或窝窝头,菜是汤菜,每人一碗萝卜汤或白菜场,因为干的是体力活,加上饭菜都煨在柴火堆上,非常热火, 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特别多。我现在吃高粱米饭,一顿3大碗,你听了一定会大吃一惊。”信的结尾处忽然提到女儿所爱读的契诃夫的小说《万卡》,说自己现在也和万卡一样,深夜在写家信,但是,“他的信是写给爷爷的,我的信是给女儿的;他的信是一封诉苦信,诉说所有的人都打他,饿得要命;我的信却不是这样,我们这里不许打人,伙食虽然差点,但还是管饱的。”这都是尽量往好处说。又说:万卡不愿在城里学鞋匠,想回到乡下去,一旦冰化雪消,他就可以打赤脚走回去;“我们要想放下目前的活计,回到城市,搞各自的专业,现在看来,还不那么容易。”这也是把绝望说得缓和一点。他笑万卡太糊涂,连个地址都不知道写,这笑里面饱含着同情的泪。他希望他这封信平安到达女儿手里,希望女儿对弟弟妹妹念这封信,并且找出《万卡》一起念,问问他们,谁的信写得好些。信的最后,特别感谢女儿亲手做的棉裤。凡是读到这篇《家信》的人,心里都会画出一个大大的问号:此信为什么只能写给女儿?为什么只能由女儿对弟妹们念信?棉裤为什么只有由女儿亲手做?信中为什么只字没有提到女儿的妈妈呢?

这些“右派”及其家庭如此受苦受难,并不是因为“右派”们都是大坏蛋,活该受罪;恰好相反,吴大姐的儿子胡小鹏说:“我相信爸爸妈妈都是好人。因此,跟他们一起遭殃倒楣的也是好人。”这也不仅仅是一个14岁的孩子的盲目信赖,事实上,这里就有小朱,和别人锯树时,大树突然倒下的一刹那,他舍己救人,砸断了一条腿。有小刘,每天下工,他总是抢着独自我枯木,不让年长的那一个扛,快到住地了,才让那一个合扛着回去。有孙二姐,精明强干,冷若冰霜,又天生一张刻薄嘴,但是你给她帮厨时,如果功菜劈柴碰破了皮肉,她会把最后一瓶白葯和人参酒拿出来献给你。有毕三姐,随身带着针线包儿,随时随地把你叫住,把你身上荆棘扯破了的棉衣缝上,有人把破毛衣送给她重织,破衬衫送给她补,还有人穿的新皮坎肩是她一个晚上做成的,反正每个人身上都有她的针线。她看见小董穿得实在太破烂,不成样子,便悄悄地和几个难友凑了布票棉票和钱,买了布和棉花,由她缝了一件合身的新棉袄给小董。还有她自己并不抽烟,看见抽烟的人没有烟抽时,抽茶叶末、干树叶,把喉咙都抽肿了,她便到处搜集香烟头,重卷成一根根的卷烟,送给没烟抽的人。也是她,一被划上“右派”,便主动和丈夫离婚。后来有人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说:“很简单,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自己要自由就得首先给别人自由。”他们每人每月只发32元生活费,逢到难友们家庭有特殊困难,例如甘益生的老母要动脑内淤血清洗的大手术时,他们就慷慨捐钱出来贴补,像往年募捐贴补老赵的家属一样。还有老宋,隐姓埋名,按月把生活费的三分之一,寄给朋友的朋友的孤儿。他们并不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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