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牧丁和我

作者:政治类

魏荒弩

听说,诗人牧丁死于十年浩劫。他是怎样离开人间的,我至今仍然一无所知。又不便多去打问。其实,自50年代中期断绝来往以后,我就再也听不到有关他的任何消息了。但每一忆及,便为一种怅惘之情所困扰。

最后,偶然翻阅《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诗歌卷第二集,像久别重逢的故人,我又惊喜地读到了牧丁的诗篇。从此,牧丁早年的身影总是闪现在我的目前。往事历历,一时引起了我对他的深切怀念。

我与牧丁结识(其实是建立通信联系),大约在1940年前后他在成都主编《诗星》的时候,距今已超过了半个世纪。起初是给《诗星》写稿,这是一个篇幅不多的32开小型诗刊。撰稿者间或有一二位名家,其余多半是一些崭露头角的年轻人,虎虎有生气。后来,他得知我译的长诗《爱底高歌》(德·蒂奥·蓉格世界语原作)在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发表,便写信征求我的意见,要把长诗列入他主编的《诗星丛书》出版,并声明不付稿酬,仅赠样书二十册。为了支持他的事业,我当即去信表示同意。从此便书信不断,建立了友谊。继而他又把蒂克的诗集《小兰花》列入《诗星丛书》(1942年),蒂克当时的在昆明,经常与我谈起牧丁,对他也颇具好感。1943年,我与晓崧合编《枫林文艺》,他曾不断寄稿来,给予了我们热情的支持。我们虽未谋面,但他给我的印象是好的:对工作认真负责,对朋友热诚坦率,是一个颇为相得的朋友。

1945年,抗战胜利了。这是中华民族又一次大流动、大迁徒,犹如八年前。从此,千千万万的亲朋好友失掉了联系,纷纷奔赴自己向往的地方。我与牧丁也天各一方,音信全无。待到我们相见时,已经是十年以后的事了。

那是1954年春天,苏联专家伊·萨·毕达阔夫来北京大学讲授《文艺学引论》,在中文系开设进修班。授课教师中,还有中文系主任杨晦教授和钱学熙教授。参加进修的,除本校有关教师、研究生外,还有全国十几所重点大学派来的文学理论教师和研究生,总共也不过二十来人。而在这些人当中,就有南开大学的顾牧丁。真是意外的巧遇!我们这两个长久通信的老朋友,终于在北京大学见面了。更巧的是,我当时的寓所在旃坛寺后面的府藏胡同,而他的家则安在地处地安门西大街的妇女干部职业学校——他爱人所在的工作单位。两地不过几分钟的路程。因此只要彼此得闲,便时有往来,谈天说地,颇以为乐。如此过从,大约持续了一年光景。

牧丁,苏北人。中等身材,架一副近视眼镜,眉宇间总洋溢着笑意,生活简单朴素。第一次接触,我便发现他十分健谈,心直口快,有话从不藏藏掖掖,比我想象的还要率直,遇事爱发议论,爱作不平之鸣。他自幼家道贫寒,放过牛,所以后来取名“牧丁”,偶而也用笔名“朱实”。他只读过小学,但一生刻苦自修,发愤读书,矻矻孜孜,终于学有所成,跻身于大学教师的行列。抗战时期,他一直在成都的一些中学教书。1947年参加民盟,解放后曾到华北革大学习。1952年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曾开设“文学理论”、“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诗选”等课,颇得系主任李何林的赏识;同时由于工作上积极肯干、政治上要求进步,曾被评为“模范教师”。他一生不嗜烟酒,酷爱读书、买书,以至广为搜集。这一习惯,就是在他一生苦学中逐渐养成的。比如,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曾不遗余力地搜求保存了大后方出版的大量文艺书刊,一种种一套套,应有尽有,几乎是完整无缺。他曾经自豪地对我说, 他拥有的抗战文艺书刊,整整塞满了他南开寓斋中的6个大书架子。并表示有朝一日要利用它写一部中国抗日战争文学概况或新文学史。

牧丁本身就是诗人,曾写过不少好诗在大后方报刊上发表,又是《诗星》的主编,对当时诗坛的情况了如指掌,交结了不少诗人作家,曾不厌其烦地跟我谈论艾青、田间、阿垅、鲁藜、绿原、谷风(牛汉)、蒂克的诗。可以看出,他赞赏“七月派”,而他的诗其实也酷似“七月派”。以他对诗的执著热爱和对诗的钻研理解,加以他的卓越口才,我想他的“中国现代诗选”课一定会讲得有声有色。怪不得他的这一门课曾在南开受到学生的欢迎。而在当代诗人中,他对常任侠的中文修养最为欣赏,曾一再对我称赞他文字之洗练,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因此,凡是常老的作品,不论是诗还是其他学术著作,他都一一买来阅读、珍藏。当时说着,便从案头拿过新购得的精装巨著《汉画艺术研究》,指着序言让我看,啧啧赞叹不止。凡此种种,均可见牧丁平日审美情趣之一班。

1954年的文坛风云翻卷,气氛紧张。我们对当时文艺界的现状以及对胡风日益严厉的批判,自然也在话题之内。在这方面,他比我知道得多,我多半只作为一名听众,但我们得到的共识则是,胡风作为一个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从三十年代就投身左翼文艺运动,一向信奉马克思主义,坚定地追随鲁迅先生。按说,进入新社会他理应是很愉快的。但令人困惑的是,他竟会遭到那么巨大的痛苦,陷入那么艰难的处境。但当时由于我们对新社会的信赖,便总是把这一有历史渊源的文艺上的论争,归结为某些个人之间的恩怨,如此而已。但在这里也要如实指出,即或在这种私下议论的情况下,我们对伟大的党和英明的领袖也并无任何的不逊或不敬之处,遑论其他?!

1955年5月《人民日报》 先后发表了所谓“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两批材料之后,全国立刻掀起声势浩大的声讨。等到第三批材料公布不久,牧丁和我就先后被隔离、抄家了。寻思横祸之来,主要是由于我们政治上的“幼稚”和性格上的率直。牧丁,虽对胡风的文艺理论有所理解,平日言论也较多,但就揭发的材料看,也不过是“宣传”了“到处都有生活”、“主观战斗精神”等早巳不成问题的一些学术性问题;而我,主要是与牧丁和牛汉是朋友、有联系,并于牧丁事发以后,在答复一个负有“使命”的外系学生提问时,说过一句老实话:“胡风在重庆时期,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的进步文艺理论家。”所谓的“胡风分子言论”,主要就是这些。牧丁是全校两个“要犯”之一,我则仅限在系里审查。因此他比我受的折磨更多,时间也较长。但不久都被定为“胡风分子”。我们虽被隔离,但我却能从每天清晨的高音喇叭中听到一些有关他的消息,如抗战时期他即与方然、阿战、绿原有联系,解放后仍与阿垅有来往等等,但均不足以说明牧丁有“反革命”的事实。至于说他曾在“中央干训团”任职等等,我既未听他本人说过,也未听到别人提起。何况这又出自那样狂热的喇叭,那就更是非我所能尽信的了。即使果有其事,又将如何?历史也只能说明过去。牧丁解放后的主要政治表现是“模范教师”。在那一段被隔绝的受难的日子里,记得我们也有一次巧遇:那是一个细雨霏霏的夏日早晨,在我用过早饭的归途中,只见他被人带着,头发淋湿,光着双脚,在雨水中哔哒哔哒地走着。紧蹙眉头,目不斜视,低头向食堂走去,活脱脱一个在劫难逃的“囚犯”。这一幅雨中押解图,已经铭刻在我的心中,永生难忘。

我的“问题”,经过一个多月便已审查清楚,回到了备受惊吓的家。牧丁,则拖了大约有一年之久。他不能回南开了,只好等待重新分配工作,好像等了很长时间,后来高教部让他到郑州大学中文系。他一拖再拖,终于还是到了郑州,但很不情愿。从此三十多年来,天涯睽违,形同陌路,再也不敢互通音讯了。前者,他因工作调动,一再趑趄延宕,从而侥幸躲过了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劫难:“反右”。但到了“文革”,我想这一回他是插翅难逃的了。果然,“四人帮”就擒后不久,就传来了牧丁惨死的噩耗。终年,估计也不过50开外,正是年富力壮、大有作为的时候,却被剥夺了生存和工作的权利,怎不叫人悲痛?!

我和牧丁,友情本属一般。但因同涉那一株连最广的文字狱案,又因一同“偶语”而获罪,仿佛一时成了休戚相关的患难兄弟。今天我来为文纪念他,自然也在叹惋自己的不幸遭遇。但戋戋微言,于事又有何补?:

                   1990年3月30日,北京西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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