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胡风的回答——1948年9月

作者:政治类

钱理群

1948年9月17日午夜3时,近三个月来一直在赶写《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的胡风,终于写完了最后一个字。——即使在这一刻,他也没有想到今夕正是中秋之夜。他停笔默想了一会儿,又在书稿的扉叶上,写下了两段题辞:

谁知道哪一方面有较平坦的山坡,可以不用双翼而攀登上去么?

我跑到一个沼泽里面,芦苇和污泥绊住我,我跌倒了,我看见我的血

在地上流成了一个湖。

——但丁:《净界》

(以后,《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初版时,胡风又选一幅墨西哥版画《背菜的人》作封面。)

除注明他是写在“上海蚓楼”里,胡风再没有多写一个字。

但在两个多月以后, 当胡风即将离开上海去香港, 为这几年所写的杂文结成《为了明天》一书写“前记”时,却谈到了这些年他时有“走在无物之阵里面”的感觉,时有要“摆脱出来”、“突围出去”的冲动;但他“毫无怨言”,因为“并没有忘记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的古训” ,如果真没遭到反感与反对,他还会觉得“空虚”[1] 。文章谈到了他的“自慰式的信仰”:他甚至感受到那“明天的太阳已经火球一样地,放出万道的彩色光带高高地升到了地平线上面,连这个只能算是‘泥沼’的阴暗的角落都沐着了光照”,而他(及他的若干读者和朋友)正是要在“泥沼”里面“一颠一扑地向这就要成为今天了的明天走去”。他们想:“大海不择细流”,“明天”该是属于自己的吧。——但那“我的血在地上流成了一个湖”的意象会不会又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呢?

--------

[1] (为了明天·前记),收《胡风杂文集》,三联书店1987年版,282-283页,285—286页。

这一年,胡风的心绪显得格外的焦躁。作为敏感而热情的诗人,他整个的心为日益临近的“明天”所吸引,一股大气磅磅的诗情奔突着,激荡着,几慾冲决而出——直到新中国成立,写出了《时间开始了》一组长诗,才算是得到了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淋漓尽致的发泄。而此刻——生活在1948年的现实时空中,胡风却处处感到有一种他所不能把握的无形、有形的力量纠缠,阻挡着他(及整个民族)通往“明天”之路。这自然只能唤起他的搏战的激情:他决心要“为了明天”而拼一死战,即使血流成湖也在所不惜!——1948年中秋之夜,支配着他的,恐怕就是这样一种历史的悲壮感。

这一年年初,胡风(和他的年轻朋友们)曾有过一次巨大的欢乐:因为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下册几经曲折而终于出版。胡风早在该书上册出版时即已预言:“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胡风至死也没有改变他的这一论断,他坚持说:“即使到1955年为止,路翎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作家”,风烛残年的胡风甚至表示,“只要给我起码的条件,我要为四个冤案用去生命”,曹雪芹、鲁迅之外就是路翎[2] 。对于胡风,路翎以及他的《财主底儿女们》不仅仅是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而是他作为一个理论家的追求、或者说是他对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理解、把握的一种共同实践,从而构成了他自己的文学生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胡风曾这样对他的朋友们说:“别人都说路翎的文艺创作,受我的文艺理论的影响,岂不知我的文艺理论,正有不少地方受路翎文艺创作的影响呢,正是从他的创作中,形成了我的一些理论观点。”[3] 据路翎回忆, 胡风也对他说过类似的话: 他认为,我赞成他的理论;而他,在遇到我(而我一直在努力从事创作)之后,就找到了创作实践上的依据,我也支持了他。”[4] 而支持他们(胡风与路翎)共同创造的,正是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路翎在创作《财主底儿女们》第一稿(当时尚取名为《财主底儿子》)时,即在给胡风的信中表示支持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的观点,认为“对于五四传统和现实主义的肯定,对于民间形式的拜物情绪的批判,这是绝对需要的”[5] 。胡风在与路翎讨论《财主底儿女们》等创作时,也多次谈到“五四以来,左联以来,现实主义传统的新文学历经沧桑”,是到了应该结出更多的果实来的时候了”[6] 。在胡风看来,《财主底儿女们》就是这期待已久、终于结出的“果实”;而对于胡风,五四早已成为他的生命的一个基本“情结”,这样,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版,引起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应,就是不难理解的了。而胡风对《财主底儿女们》的评价,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他对五四新文学传统及今天应有的发展的一种理解与追求。人们于是注意到胡风强调了《财主底儿女们》彻底的反封建的主题;强调了路翎小说体现的鲁迅所开创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以及路翎“学习世界文学的战斗经验”的自觉性。所着意突出的正是路翎创作所体现的五四新文学对于传统文学所进行的变革,由此产生的文学的新质(特异性)。而在私下的谈话中,胡风则对这部极富创造性的小说的命运,表示了极大的忧虑。据路翎回忆,他最初看到这部作品时,“带着沉重的缓慢,忧愁似的沉默了一下”,一两个月以后,才说道:“这是一场沉重的战争,意识形态的和文学形象的战争。”以后,他又这样解释说:这部小说提出了“美学上的新课题”,“提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内容与精神动向问题。对于一般读者以及习惯于比较简单地看事物的人们,会认为是描写复杂了”,甚至是对中国民族精神的挑战。胡风警告说,我们民族过于“祟尚理智、冷静”,“不重视这种心理描写与内心剧烈纠葛的揭露,不重视这种狂热热情”的描写,会“说你买大饼给老虎吃,扰乱了民族精神”,“人是不可以做特异的行动的”[7] 。胡风说这番话时,大概是想起了当年鲁迅笔下的狂人的,但他也正是从这里看到了鲁迅“改造国民性”(也即向传统大胆挑战)的精神得到了历史的传承,而感到欣慰的吧[8]。

--------

[2] 牛汉:《重逢》,收(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626页,627页。

[3] 李离:《五十年代初期的胡风》,收《我与胡风》,803页。

[4][6][7] 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与导师——我与胡风》,收(我和胡风》,481页,483页、482页,478-480页,492-493页。

[5] 《致胡风》 (1941年2月27日),收《胡风路翎文学书简》,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9页。在这封信里,路翎还谈到了一个问题:“中国底民族战争是资产阶级的,它的本质是不是正在改变或是将要改变呢?在这一变质过程里,是不是对五四传统底蜕变呢?(这就是:在民族战争这一范围内的变化,它底变质是否将突破民族战争这一形态?)。”

[8] 路翎小说的“异质性”与“挑战性”是十分突出的。在胡风与路翎的谈话与通信中,还谈到这样一些问题:“文句上的毛病,那起源是由于对熟悉的字句的暖昧的反感:常场孵得它们不适合国情”((胡风路翎文学书简》,68页);“叙述底摒弃等等,则生根于近来的某些倾向里:以为要尊重读者底想象力,以为作者不需多说话,以为作者要宽大,使读者自己去明白那些未显露的内容,等等。现在想了一想,觉得这也是偏颇的;精神深邃高远的人当不会意识这些问题”(同上,68-69页),等等。coc1

还应该谈及的是,小说出版的当时——在1948年的中国读书界所引起的反响。1981年《读书》 发表了一篇读者来稿, 对路翎这位“熟悉的陌生人”致以迟来的“问候”。文章回忆说,1948年的上海,“一部分青年沉溺于‘百乐门’的舞曲,流连在徐讦、无名氏的小说情节,热衷于《晶报》、《罗宾汉》等黄色小报”,但也还有相当一部分青年不甘沦落, 处于“迷茫、 烦恼而有所冀求”的饥渴之中,“我们读到了两本书:一部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部就是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我们几乎是怀着圣徒般的虔诚,一下子拜倒在约翰·克利斯朵夫和蒋纯祖这两个光辉形象的脚下”。蒋纯祖“以其更加具体、亲切而毫不矫情的音容笑貌,唤醒我们的自觉,使我们引为知已。他那坎坷的道路、痛苦的异化过程、对于庸俗市侩主义的鄙弃和不屈于邪恶势力迫害的正直与坚毅,在那个时候,具有特别的昭示作用,使我们敢于否定自己而求取新的精神的解脱”,我们几十个同学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确定了我们此后一生的新起点”[9] 。尽管这是事后的追忆,却也反映了路翎小说在国统区的巨大影响;但对路翎本人,却是祸福难定:他至少因此而难逃“争夺青年”的罪名。

--------

[9] 野艾: 《对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的问候——向路翎致敬》 ,原载《读书》1981年2期,收《路翎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1月版,144页。

于是,路翎的小说被批判,就这样因为它的异质性、挑战性,因为它的影响巨大,而在1948年的中国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宿命”。,应该说路翎本人,以及胡风,都是有思想准备的[10]。但由权威理论家出面,在《大众文艺丛刊》上的“批判”仍引起了愤怒。胡风当然明白,批判路翎只是一个由头,矛头是对着自己来的,他也因此而感到痛苦:即使有“罪”也应一人承担,为什么总要连累这些很有才华的、急需保护的年轻人呢?他决定自己出面答辩(在此之前,路翎已在《泥土》上以“余林”的笔名写了反驳文章),有些话也可以说得更清楚些,以免发生误会。——他竭力想使自己平和些:他实在不愿意在“明天”即将来临之际,和这些“朋友”论战。但一提起笔,胡风就立刻进入“状态”,他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异端”性,处于“四面包围”之中,——朋友们至今还记得当年那“在屋内急步走动、目光炯炯的、浑身冒火的胡风”[11],他说他“时常有一种冲锋的感情”,于是,他的湖北口音很响地在他家楼上滚动了:“冲击……我们是他们的异端,要从这开辟革命文学的道路,从尽冬中踏过去!”[12]……正像诗人绿原所说的那样,“那时濒于崩溃而趋于疯狂的国统区,真不啻一座失火的森林:济慈的夜莺和雪莱的云雀早已飞走了,也见不到布莱克的虎和里乐克的豹,只剩下‘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13]

--------

[10] 路翎多次对胡风谈到他与“别人” 的不同,认为他的写法,“教条家不会愿意这样的——我准备挨打”,见《胡风路翎文学书简》,62页。

[11] 牛汉:《重逢》,收(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626页,627页。

[12] 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与导师——我与胡风》,收(我和胡风》,481页,483页、482页,478-480页,492-493页。

[13] 绿原:《胡风和我》,收《我与胡风》,518页,536页。

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突围”,而且又是“四面出击”:在第一章“从实际出发”即对抗战十年文艺思想发展道路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中,胡风明确指出,以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为标志的“含有伟大的革命意义的思想再出发运动”,要求展开全面的思想斗争。这首先是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法西斯文艺”的斗争,其在文学上的表现包括宣扬“忠君爱国的封建道德” 、 “间谍加色情的堕落趣味”,“利用社会关系的日常生活化这个特点,完全离开了战争

..(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 阅读胡风的回答——1948年9月第[2]节

还没有读完?>>点这里设置下次自动从这里继续阅读《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或者>>点这里把本页面地址加入到您的本地收藏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