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大民主和小民主

作者:政治类

李慎之

《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第313页载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第四节的开头有这么一段话:

有几位司局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

他们要搞的“大民主” 就是采用西方的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 学西方的

“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

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

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

我要在这里坦白交代一个在当年虽然不算秘密而现在却鲜为人知的事实:讲这个“主张要大民主”的话的人就是我。说是“几个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其实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当时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一个是我的上级——新华社国际部主任王飞。

我们这番话是在1956年波匈事件闹得不可开交以后,毛主席专门派他的秘书林克同志到新华社,向我们这两个当时接触有关情况最多的人征求意见的时候讲的。林克本人自1949年北京解放时起就在我手下工作,1957年秋天的参考消息选报组组长任上被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 帮助毛主席看一天几十万字的参考资料, (案:1995年3月1日以后参考消息由刊物型的十六开八版改为报纸型。另办刊物型的参考资料,版面无限制。)所以毛主席派他来征求我们的意见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当时正是苏共二十大开过半年以后,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其冲击波不断扩大,直到在波兰与匈牙利出现乱局,苏共和中共对如何处理局势也发生了意见分歧的时候。我自己在铺天盖地的外国新闻报道日日夜夜的冲击下,也是忧心忡忡,到了寝不安眠,食不甘味的程度。我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暴露出来的问题太严重了,希望只能寄托在取得胜利才七年而且领导着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中国共产党身上,寄托在为全世界革命人民众望所归、一贯提倡集体领导与群众路线而且素有宽容与开明之称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希望由他在中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一个民主的范例。

这里需要补叙的是,据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同志对我讲,自从苏共1956年3月的二十大以后中央书记处 (在那年九月结束的八大以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几乎每天都要开会,为我党有史以来所未有。会议的内容主要是讨论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我们的因应之道。仿照苏共的规定,党内的本来只有《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一人,但是,第一、邓拓同志虽然是新闻界的老前辈,可是从未涉猎国际问题;第二、从江西时代起我党国际消息的来源就完全集中在新华社手里,《人民日报》到那时在这方面还毫无任何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每天开会要问到国际上的最新情况时,邓拓同志实在是心中无数,不免受到不满与批评。毛主席因此特别提名要吴冷西同志代替邓拓同志列席中央会议。冷西同志不但领导着当时掌握全部国际消息来源的新华社,而且从延安时代起就是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国际部主任,因此在中央会议上能够做到有问必答,应付自如,而为冷西同志做后勤工作的就是新华社的国际部。今天的新华社有国际部与参编部两个部门,但是历史上两者有过分合,50年代中期是合的时期。收集所谓外国资产阶级新闻的选报、翻译、编辑的工作全在我个人的分工范围之内。为了执行乔木同志要把新华社办成“消息总汇” 的方针,为了要追求时效,我规定参考资料一天要出3本,上午版64页,中午版24页, 晚上版32页,而且要求一定得在早上8点、中午1点、晚上7点送到中南海的办公桌上。 这样“一日三参”、120块十六开的版面,虽然是老五号字,大致算起来每天也要二十三四万字左右。数量是很大的,我虽然做不到字字过目,但是大部分内容,尤其是重要的内容是必须知道的。冷西同志去中南海开会前后经常要到国际部了解最新情况。大部分时候就是找我去汇报。与此同时,他也当然要把中央讨论的情况,特别是毛主席所讲的,在我听来是闻所未闻的话向我吹风,以作为我们搜罗材料翻译上报的依据。

现在回忆起我当时心情,大概只能用反右派运动开始以后毛主席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里的话来说,是头脑里“充满着”资产阶级思想。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也学过一点心理学,知道人的视听能力是有选择性的,即所谓selective eyes或selective ears。毛主席当时讲的话大概是两面都有,但是我只听得进,也只记得住毛主席批评斯大林,批评苏联的话,认为苏联东欧之所以出问题全是因为没有实行民主,而是一味强调专政,终致循着(当时世界上唯一与共产党合作的)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南尼的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走向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必然走向个人专政(即独裁)”的结果。因此当毛主席看到波匈大乱而派林克同志到新华社来向王飞和我征求意见的时候,我们就大谈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冷西同志向我说过,“毛主席说我们现在还是在训政时期”;我就说“请毛主席除了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之外, 还要制订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 。冷西同志还向我说过“毛主席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我就向林克说“我们也要开放新闻自由”。冷西同志又告诉我“毛主席说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我就说“我们应当实行大民主”。如此等等,不下几十条,我因此还明确提出“革命胜利以后就要搞点改良主义”的主张。现在看来我当时的思想与毛主席的思想真是南辕北辙。但是当由于我这个有选择性的脑袋居然懵懂到自以为是想毛主席之所想,好毛主席之所好的地步,当然支持我这样想的,不但有冷西同志那里来的“言者无意”的传达也还有别的刺激源,例如,那时我每星期都要到外交部去参加一次张闻天同志主持的汇报会,闻天同志是我最崇敬的我党元老之一,他那时还是政治局委员,至少能参加政治局会议,我还记得他有一次讲过“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大家都可以发展,不要只靠他一个人发展”。就是这些话当时竟使我狂妄到了以为自己在毛主席面前没有什么不可以想,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讲的地步。

向毛主席提意见的是王飞同志和我两个人,他为人远远比我谨慎。在林克来电话说要找我们以后,他还特意先同我一起向冷西同志作了一次汇报(这在我本来是认为并无必要的)。谈话开始以后,虽然我们对彼此的意见都是互相支持的,但是话还是我讲的多得多。而“大民主和小民主”的话又是我讲得忘乎所以时的临时发明。我这样说不是要维护我的版权,而是不敢逃避我的责任。但是我确实没有说过“小民主不过瘾要搞大民主”的话,我的原话是说“我们的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而且我还对这两个词儿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作了解释。一方面。我感到虽然当时的政治大体上可称清明社会也可算安定,却又痛感人民群众没有多少议政参政的权利,认为这都是从苏联模式学来的,现在苏联既然出了问题,中国也必须改弦更张,实行大民主,以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另一方面,当时正是建国七年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调资定级工作刚过,那次调资的过程中,我一方面坚决反对领导上对我个人提级,另一方面又对几乎天天都有人到我的办公室,甚至到我家里来诉苦的现象十分反感。来的人无例外地都是说自己什么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现在的级别是多少多少,别的什么什么人跟他同时或者比他还晚参加工作,而现在的级别又是多少多少。我以为一个人自己到上级面前伸手要求提级是岂有此理的事情,而且这样一闹的结果,几乎人人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一次调整,半年不得太平。此外,如分房子,调工作……一概都是如此,更不用说上班迟到早退,办公拖拖拉拉了。我虽然几乎没有在旧社会工作的经验,却硬是断定这是自古以来闻所未闻的荒唐事。我认为这都是共产党太讲人情,不讲法治的结果,这就是我所厌恶的小民主,我自以为所见甚是,却不料过不了几天毛主席就在二中全会上对我不点名地提出了批评。而且据冷西同志会后向我讲,毛主席的原话是说:“大民主就是要上大街,是对敌人的。我们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这样,我觉得毛主席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但是我虽然想不通,心里倒并不害怕,甚至没有委屈感,因为我心目中的毛主席决不是像斯大林那样会整人的领袖,批评也并不是整人。另外,冷西同志还专门找王飞和我传达:“主席说这两个人是好同志,回去不要批评他们。又说这不仅是一两个人的思想问题,而且是一个思潮问题。”我猜想毛主席虽然误解了我的意思,但是他既然提出这是一个思潮的问题,想必有解决的办法,我只须静待就是了。不过林克同志大概是听到了毛主席讲的全部内容的,心里很有点紧张,又来找我,问我是不是他把我的话传错了,颇有歉意。我倒是觉得没有什么,只是向他再次声明,我根本没有上大街的想法。我的大民主是对小民主而说的,而且正是因为敌人打倒了,我们才可以搞大民主。他听了我的话去又向毛主席解释了一遍,主席说“他们主张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有什么不同”。家就住新华社大院里的林克同志又回来向我传达了一遍。我虽然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心情还是并不紧张。过不了几天,我就随周总理出访亚欧11国去了(原定是访问亚洲八国,但是新年前后因为波匈局势愈演愈烈,总理在访问印度的中途,临时奉召回京,受命访问苏波匈三国然后再从莫斯科完成对阿(富汗) 印(度) 巴(基斯坦)锡(兰)的访问。回国以后没有几天就听到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了。

因为我发明了“大民主”这个词,又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所以在我被划为右派以后,有些人就传言我是“钦犯”,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右派。这是极大的误解。毛主席是以大手笔写大文章的人,不会把区区一个李慎之放在心上。我是真诚相信他说的“他们是好同志”的话的,要解决他心目中的“思潮”问题,他的一贯做法是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如果我在反右派运动所涉及的时段里出国去了或者没有鸣放,我就不可能成为右派,无奈我“秉性难改”,也就只有“在劫难逃”了,事实上,我随总理出访中途回京的时候,王飞还跟我讲:“你走了以后,林克又来传达主席的指示,要我们同他一起读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被我婉拒了”。我当时还不理解,以为能同毛主席这样的天才理论家一起读书是莫大的荣幸,一定可以得益匪浅,结果未能如愿,颇有惋惜之急。但是王飞对我说“已经犯了错误,挨了批评了,不要再惹事了”。我是末代延安人,没有经历过整风、审干、抢救这样一些运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的,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以后,心头越来越热,还是不改故态,放言无忌,终于被划为右派分子。王飞则从此谨言慎行,只是最后还是不免受我之累,受到降级处分,丢掉了新华社编委委员(即党组成员)兼国际部主任的乌纱帽。他虽然从不怨我,我却是感到永远愧对老友的。

我终于被划为极右分子,受到四类处理,但是最后定案的罪状中却并没有“大民主”这一条。这大概是因为按照政策,向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进言不能算是错误的缘故。出我意料的是,我的第一条罪状居然是“企图利用内参影响中央”。而我本来还自以为是我的功劳。在批斗时也没有人提到过这一点。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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