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文艺报》与胡风冤案

作者:政治类

康濯

              一

这是1955年5月13日早晨,快八点钟了。刚要上班去,就接到了《人民日报》。我知道今天这张报纸十分重要。发表了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和《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这一《材料》是胡风写给舒芜的一批私人信件,按性质分类编列,并附有注释。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则在文前加有“《人民日报》编者按”。这是一篇八百字的按语,是毛泽东同志亲笔所写,报上排出的字体也比正文字体大一号。我翻到报纸二、三版所载这些文稿,立即把按语和《自我批判》看了一遍。按语看得仔细,《自我批判》则只浏览了一番。

不,《自我批判》浏览到近一半,我就再也不能容许自己粗略地匆匆而读了。自己作为当时《文艺报》的主要负责人,对胡风同志这篇检讨早已相当熟悉。正如编者按开头的介绍, 胡风此文是“在今年一月写好、 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就是说此文先后已有过一稿、二稿、三稿。发表的当然是三稿。然而我浏览了一阵就感到似有不对,便找出家中留有的二稿、三稿的打印件,再对照往下读 陡经反复查对,终于发现《人民日报》排错了胡风的文章。

我曾在华北农村生活了多年, 潜意识里早有个民间习俗中不祥的日子,即5月13日是关老爷磨刀的凶日。尽管这指的是农历,而34年前我面对的这一天是公历,但在我发现胡风的文章正是这天被错排之后,心里实在难过得不知所措,满脑子浮现的只是“凶日”和“不祥”。

这时来了电话。我拿起话筒,听出是周扬同志,他焦急而又意外严厉地责问我道:

“康濯,你怎么搞的?为什么把胡风的检讨登错了?”

“不是我错了!”我已经胸有成竹,便尽量从容地给周扬同志答话,“我已经查对过,是《人民日报》排错了。”

“《人民日报》?那怎么回事?”周扬仍然焦急而严厉,“刚才胡风从电话上报告了周总理,总理马上就打电话责问我哩!”

“你可不能反转来又打电话责问我哇!”我如实汇报了错排的具体情况,“刚刚查对过,我们《文艺报》送《人民日报》的胡风检讨是最后定稿,第三稿。可人家排的却是检讨第二稿再加三稿后面的《附记》。为什么会搞成这样?那只有问袁水拍了。”

袁水拍是当时《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他手上有胡风检讨的二稿和三稿,是我们编辑部先后交给的。

。九下电话我就去上班。到了编辑部,侯金镜也正在读当天《人民日报》的二、二版。他抬眼看看我说:“怎么搞的?《人民日报》登了个二稿加三稿附记!”我说:“是啊,我也查对了。”然后我就告诉了他周扬同志来电话的情况。他听到这件事周总理已经过问,便眉心打皱,苦着脸说了一句:“怎么办呐!”

当时《文艺报》具体负责编辑工作的,是我、侯金镜和秦兆阳三个常务编委,而秦兆阳正请假在写作。我和侯金镜已在前两天商量好,今天拿到《人民日报》以后开编辑部全体会议,现在当然按计划办事。关于《人民日报》登错了胡风的检讨,以及胡风向周总理反映后总理已向周扬提出责问的事,我们只给编辑部主任唐因、杨犁以及几位编辑组长唐达成、刘剑青等同志讲了一下,而没向编辑部全体宣布。我们向编辑部宣布的主要是说,现在胡风的问题已经成了“反党集团”,性质变了。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本来是由我们先发表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也早已排出了清样,但是现在已由毛主席另写了按语并决定改由《人民日报》先发表了。而我们这一期出版的日期是在后天,即5月15日,现在已赶不上再转载胡风检讨和好芜材料,因此决定这一期不出了, 而和下一期出合刊,时间仍在下一期5月30日出版。现在离发稿也只有几天,原来我们准备的批判胡风的稿件当中部没有提到“反党集团”性质的,因此现在我们必须紧急动员,全体出动组稿,主要是请党内外知名人士、包括政治方面的以及文化、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写对胡风反党集团表态的短文章。要注意找一些比较熟悉胡风的同志,请他们写写在胡风过去的言行中某些可以揭发的问题,要实事求是。总之,表态的文章不要都是干巴巴抽象地骂几句。组稿名单由编辑部拟出后,再同侯金镜同志商量决定,但是要快,今天上午就要外出,两天内希望能拿几十篇稿件回来。

我讲了这些,下面就由侯金镜同志主持会议,进行讨论并具体地落实,后来又有电话找我,于是我先离开了会场。

这一次来电话的,是《人民日报》社长邓拓同志。他在战争中的晋察冀解放区时是我的老上级,建国后也常见面。他在电话上对我说:“你看我们把胡风的检讨登错了,现在周总理要我们为这件事发表一篇检讨,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看看这个检讨怎么写呀?”我考虑了一下,答复道:“《人民日报》作为中央的党报,发检讨好吗?登错了文章,责任是在你们文艺部,却要整个党报来出面检讨,只怕不大合适吧。”他说:“那还有什么别的方式没有啊?”我说:“是不是可以由你们发表一启事,说明胡风的检讨你们登错了,责任主要是在文艺部,报社也有工作上的责任,这也就是检讨了嘛!启事最后还可说明,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以今年《文艺报》第九十期合刊的发表稿为准。”我请邓拓同志考虑我的意见,他说:“可以研究。”

。九下电话,金镜同志又同我商量了一下组稿的名单。我知道编辑部的同志们也已经分了工,马上就要出发组稿了,便一面催大家赶快行动,同时又赶着去接另一个电话。这次电话又是周扬同志来的,他告诉我:默涵、水拍二同志已在他那里,叫我赶快去共同商量一件事。这时还不到上午10点。

              二

周扬同志在这个时候找林默涵、袁水拍同志和我商量的事,我估计一定是关于胡风《我的自我批判》一文应该如何处理。当时周扬同志是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林默涵同志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艺报》的工作,特别是当时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工作就是周扬、默涵代表中宣部具体指导的。

《文艺报》这一段集中力量批胡风,是从1954年秋、冬批评胡风在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开始的。1954年刊物22期发表了胡风的发言和个别对他提出批评的文章,二十三四期合刊以及1955年一二期合刊和二月的第三期,则有多篇文章对他的发言进行了比较集中的批判。而比较全面地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从1955年一、二期合刊附发《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开始。这份《意见》即1954年胡风向党中央三十万言上书中最主要的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另一部分是《作为参考建议》。从第三期开始,每期都以好几篇文章重点批判胡风《意见》中的文艺思想,到四月底为止,已经批判了六期。而胡风本人也早已开始写关于他的文艺思想的检讨,并于1955年一月交给了我们《我的自我批判》,以后我们都称他一月交来的这篇为检讨一稿。对这一稿,我们编委会和编辑部以及周扬、林默涵、作家协会党组的同志和文艺界一些领导同志茅盾、夏衍、冯雪峰等都认为不行,认识的错误不多,解释、辩护不少,于是把稿子退给了胡风, 诚恳地向他提了意见。2月胡风改写出了《我的自我批判》的二稿,这一次我们看了以后觉得进步不小,就由编辑部打印分发给了茅盾、夏衍等同志以及《人民日报》文艺部等有关单位,说明我们认为他这份检讨基本上可以接受了,但是也还想请胡风改得更好一些,并要求接到这份打印稿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然后我们又综合了大家的意见,转告了胡风同志,希望他能再修改一下,并尽快交我们发表。 于是胡风又在3月交来了他的最后定稿,也就是第三稿。这一稿我记得是以二稿为主,前面若干段几乎没有任何修改,后面修改了一些文字,更主要地是也修改了若干实质性的内容,同时并在文后加了一个附记。现在我已记不清楚,三稿到底具体修改了二稿的哪些地方;但有一点是印象深刻而明确的,就是三稿后半部确有不止一个地方改得比二稿肯定是有重要的进步。我们决定全文发表他这一《我的自我批判》三稿。

大概在同年的二、三月,《人民日报》的一位女编辑去约舒芜同志写批判胡风的文章。这位编辑同舒芜的夫人是同学,因此互相间也较容易谈得深一点,而舒芜也就这样交给了这位女编辑一批胡风过去给他的私人信件。《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同志看了这批信件都大吃一惊,认为这些信太重要了,就和舒芜商量如何处理。舒芜便拿了这批信件亲自交给了林默涵同志。默涵、周扬和文艺界的领导同志看了以后,感到信件确实很重要,但有一些隐语和暗号不容易看懂,于是又由默涵交给舒芜,请他分类编辑和注释。舒芜这批材料编写好以后,默涵又交给了我们,我们同样大吃一惊,但也认为材料很好。于是经过商量,决定将舒芜的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 同时在《文艺报》5月份的第九期发表。中宣部并决定《文艺报》发表这两篇文章后,由《人民日报》立即转载。

经过这样一系列的酝酿和准备, 《文艺报》编辑部于5月初发稿。当时我们的打算是发了舒芜材料和胡风检讨以后,再搞一两期发几篇对胡风检讨提意见的文章,然后结束这场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这个意见并已得周扬同志同意。因此,在发这两篇文章的同时,我们还特别发了许广平同志一篇驳斥胡风的文章,同时并约夏衍同志写了一篇对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再加批判的文章。夏衍同志这篇文章在胡风检讨发表前就已写好寄来,有八千字,我们并已打印、分送党内外有关负责同志征求意见。

《文艺报》发表舒芜的材料,用的题目是《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并在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前面加了一个编者按。这个编者按是我写的,事先征求了周杨、 默涵等同志的意见。 现在已找不到这个编者按的稿样了,这些材料已在“文革”中和《文艺报》其他重要档案一起丢失,再三查找也没找到。根据记忆,我在编者按中写了这样几点是可以肯定的:一,胡风的问题按语中仍然认为是文艺思想和思想作风问题,就是说还是人民内部问题。二,按语中肯定了胡风自我批判中的进步。三,认为胡风的检讨仍然不够,有一些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实质问题还没有接触到。四,宗派小集团的问题严重,这只要对比舒芜的材料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可惜这一重要问题胡风认识很不够,而这当然极大地限制了他认识文艺思想的错误。五,希望胡风继续听取批评意见,并检查改正。我这一编者按大约四、五百字。

《文艺报》这一期排好的清样,于5月8日上午送给周扬同志。按照我们编务工作的程序是,周扬应于5月9日晚上退回清样,10日由我们修改后交工厂付印。13日就要装订好出厂,14日送到书店,15日期刊就已按时出版、发行、零售了。当时这是最快速度,是为了批判胡风的这一重要任务,经邓拓同志同意,刊物交由《人民日报》印刷厂印的。

但是这一期清样周扬同志9日晚并没及时退回。 我在编辑部等到快半夜,就打电话催问。周扬同志答复我说,清样他已看过,认为我在胡风检讨前加的编者按弱了一点,是不是还有点右?我说:“我是征求了你的意见的,你可以修改嘛。”周扬说:“我是改了两个字。”我很唐突地冲口而出:“改一两个字就不右了吗?”周扬同志很了解我的坏脾气,没有理会我的唐突,他说:“问题不在这里,我考虑批判胡风是毛主席交下来的任务,因此我想,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还是要送主席看一看才好。”我忙说:“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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