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只因我对党说了老实话

作者:政治类

刘 衡

         ——我是怎样成了“顽固右派”的

         怎么反革命越来越多了

1954年秋天,《人民日报》社要在各省建立记者站,派我和林沫去内蒙古。

1957年,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文,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来临,到处在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许多记者站发表了鸣放的消息、通讯。而内蒙古却迟迟不动,我怎么能跟上形势,闻风而动,写出“得风气之先”、“指导全国”的报道呢?不怪我没本事,只怪内蒙古工作太落后了!好容易等到5月底, 包头开始鸣放了,我好不欢喜!认为这是抓住大题材的好机会。我找了一个厚厚的大本子,准备大记一场。

鸣放中,大家对肃反的意见最多:

“斗的场面,比坐牢难受多了。”

“一搞肃反,就叮当打人。我说打人不应该,领导说可以推推搡搡,还说我右倾!”

“土改时农民对地主是真有仇,可积极分子打斗争对象是假积极。打人一耳光,他脸上很不自然。”

“问题还没搞清楚,能那样对待同志?我看现在对这些人就不能和风细雨!”

“领导肃反的人是无理、无知、无情、无能,有的还无耻:”

“肃反搞得人人自危,是社会大恐怖!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的摧残。”

“感谢党的英明伟大,最终弄清了我不是反革命分子,向我赔礼道歉。但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先弄清我的确是反革命,然后再残酷斗争,岂不更好?”

这些意见与报上登的大同小异。看来肃反引起的怨气是全国性的。我想:“是呀,以前在延安第一次整风,搞抢救运动。把好些人斗成特务。那时挨斗的不是党员,就是跟党走的进步青年。你把他斗错了,他能原谅自己的党。可肃反中,挨斗的多半是一般群众。你把他斗错了,他对党会越来越远,甚至会把不是反革命的人推向反革命。”“现在全国解放,党执政了,搞调查很方便,何必先斗一气,再去搞调查、甄别呢?”“这样做,势必会弄错许多人,可能把胡风也弄错了”。

我的笔记本没有记上几页, 突然风云骤变。6月初,《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在变调,6月8日,反右派斗争正式揭幕。《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指出“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挑战”,“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下”。社论还表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一切善意的批评”。原先口口声声说“言者无罪”,现在说成是只听“善意批评”。什么批评是善意的,什么批评是恶意的,谁能说得清呢?6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工人阶级说话了》,一时间,右派分子成了反动派、伪君子、大坏蛋。接着,农民也说话了。6月17日,黄继光的母亲在《人民日报》上说:“哪个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要和他拼命!”

报上大张旗鼓地批流沙河、林希翎、文汇报、章罗联盟……鸣放时,我并没看出他们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对的言论。现在,从批判的内容看,说服力很差。有的看不借,有的牵强附会。似是而非。我把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载《人民日报》6月19日)看了好几遍。上边说:“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但是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我想,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怎么现在又来了呢?反革命已经不多了,怎么一反右派,反革命倒越来越多呢?

我还想到:“肃反运动斗错了许多人,还未总结,接受教训,又来反右派,一错再错,越错越大。我是共产党员,有责任向党及时提醒。”

我记得1955年初夏,我正在大兴安岭林区采访。大兴安岭的白夜、木头房子、一望无边的森林……给我留下了新鲜的深刻印象。我还来不及酝酿主题,突然报上公布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记者部几次来信、来电话,要我停止工作,回北京参加肃反运动。“稿子写不成了!”我怕别人说我不关心政治,无可奈何地回到北京。

我们的记者部主任陈×是从东北《劳动报》调来的,先在国际部,我还是头一次和他见面。只见他流着热汗、满嘴惊叹号,领着大家把白原一股劲往反革命方面斗。白原是延安鲁艺的学生,与文艺部诗人徐放有些接近。徐放原来被认为是胡风派,现在由于参与了胡风的30万言意见书,被认为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我看陈×新来乍到。太主观了。又想到他当众是一副整人的面孔,可能背后会冷静一些,能心平气和地研究问题,就跑到他房里对他说:“白原比较老实,不会是反革命。你应该从另外一方面去想想!”他立刻翻了脸,训斥我:“你说他老实,他最狡猾了!你不要破坏运动!”吓得我赶忙退了出去。林沫和白原是延安鲁艺的同学,比较友好。在斗争会上,我和林沫都插不上话。记者部特地派人到我们房中,批评我们落后,对肃反不积极等等。林沫就学着大家在会上吼白原了,我仍然发不了言,对白原气不起来。陈×根据大家在会上的表现,伙同记者部副主任汪×背地里划大家为运动的积极分子、落后分子等等,我当然是落后分子了。以后我回到内蒙古,知道弄清白原不是反革命,我在内心负疚:“为了保护自己,不敢对陈×坚持正确意见,浪费大家好多时间,害得大家虚惊一场,也伤害了白原!我的情绪被破坏了,不愿再去大兴安岭,稿子也无法写。真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现在反右派,不能再这样了!我要据理力争、仗义执言。”

            自投罗网

包头的鸣放被扼杀了。我回到记者站的所在地——呼和浩特。

我是记者站的党小组长,我向小组提出我的担心,另外两个记者都有同感。钦达木尼是蒙古族人,1956年从《内蒙古日报》调来记者站。他说:“我是肃反积极分子,那个时候,领导同志说某某是反革命,我也跟着他穷追猛打,就像得了神经病,疯了一样。以后我再也不盲目跟着领导跑了。”我说:“大家对肃反意见特别大,怎么现在一对肃反有意见,就变成右派分子了呢?我们应该给支部提醒提醒,以免做事后诸葛亮!”林沫说:“那你去给支部汇报一下”。我又说:“胡风派的诗文,我看不懂,欣赏不了,但要说他是反革命,证据不足。以前跟着领导跑,他说啥是啥,不用自己的脑子。领导说他是反革命,我就盲目相信,不去深思。现在想想,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中,说他在国外干了不可告人的勾当,究竟是什么勾当,一点也不明确。又说他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并没有说他们有什么组织关系。在白区,找对方做朋友来掩护自己,是常有的事。可能把胡风也搞错了”。我还说:“最近何其芳的一篇文章中,称胡风集团,并没有称胡风反革命集团。”林沫说:“那你也去问一问。”于是,我向支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农牧部党支部)领导汇报:

“就整个肃反运动来说,成绩是大的。根据事后调查,弄清了许多人的问题。但单就肃反斗争会来说,缺点大。因为挨斗的人多,结论是反革命的少,在许多好人心上留下了伤痕。

“从公布的材料来看,胡风与美蒋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不能算是反革命。不知中央是否掌握了其他材料?”

那位领导听了我的汇报,脸色立刻变了。他很惊讶我们记者站三个人怎么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唱一样的腔调?当时到处在找右派、抓右派,许多人躲避还来不及,我却找上门去,自投罗网。

林沫见情况不妙,赶忙到牧区采访。回来后,表示立场转变。支部派他和张×(党委办公室主任)、周×(农牧部副部长)轮番对我进行教育。张×说:“你不想想,挨斗的是些什么人,他们的情况那样复杂,哪是什么好人!”我说:“不管多复杂,是不是好人,他总不是敌人吧?怎么能用对敌人的方式斗争他呢?”周×说:“挨斗有什么要紧?我就当过斗争对象!挨一下斗是有好处的。”我说:“我们党员无所谓,一般群众就受不了。”张×说:“每一次政治运动,都弄清许多人的问题,这就是成绩!”我问:“是不是每次政治运动都有一个审干的秘密目的?如果这样,成绩就大,否则成绩就小。”张×说:“审干是审干,肃反是肃反,不能混为一谈。党不会当面一套,背后又一套。”我说:“既然肃反没有审干的秘密目的,那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能种下冬瓜得扁豆。那弄清许多人的问题就是肃反的副产品,不能说是成绩很大。”我还死死咬住一个理:“你说斗得对,不是缺点,干吗以后又要向他赔礼、道歉?”

周×对林沫说,我的问题十分严重,他们和我没有共同语言,应该把我的言论向《人民日报》记者部反映一下,林沫是记者站的站长,不然对他不利。林沫对我说:“连朋友们都说和你没有共同语言,这个批评的分量是很重的,你应该好好考虑”。就把我的言论写了下来,由我在字句上加以修改,寄给记者部。信上还说他不同意我的意见,与我斗争。我十分坦然,以为中央的水平比地方要高一些,不会草木皆兵,对我大惊小怪,

不几天,支部开大会批斗我,说右派分子反对肃反,你也反对,和他们站在一起了。我说:“我不是反对肃反,我是对肃反斗争会有意见。如果斗出真的反革命分子,我拍手称快;如果斗的是自己人,那就不应该。”人们大喊小叫,一个个舌头像快刀、牙齿像枪刺,向我砍杀过来。我一点也不害怕:“你们不了解我,《人民日报》的同志们是了解我的!”钦达木尼在旁边帮腔:“你们不了解刘衡,她比较正直、稳重、水平高!有次,内蒙古党委一位领导要她在报上为他们向中央呼吁经费问题。她认为这个问题只能写内参,不好在报上发表,拒绝了。”

钦达木尼是蒙族人,以后也成了农牧部的斗争对象。因为他与林沫合写了一篇稿子,批评大汉族主义,就说钦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大家怎样批斗他,我不知道。钦达木尼对我说:“这篇稿子是我和林沫合写的,署名时他在我前面,现在他把一切责任都推在我头上!”当时,少数民族不能批评大汉族主义,一批评,就说你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林沫是汉族,又是记者站站长,在紧急的关头,他不去承担责任,于是,钦被划成右派分子。

这当间,我在湖北省人民政府作参事的父亲给我来了信,说他们参事室的主任耿伯钊是右派,他们“如梦惊雷”,正批斗他。不几天,《湖北日报》刊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揪出耿伯钊反党集团,其中就有我的父亲。说他是地主,是吴国桢的干将,他夸耀儿子在台湾当将军等。我立刻写了一封信去责问他,怎么至今还和我哥哥有联系?他回信说,报上登的好些不是事实,老家没有一分地,怎么会是地主?他在汉口市政府时曾在市长吴国桢手下当股长,谈不上是他的干将;他和我哥哥一直没有通音信。还说,他们参事室闹宗派,他曾经打过“老虎”,现在人们报复他等等。本来,我就感到反右派搞错好些人,听父亲这么一说,相信把他也搞错了。

记者部收到林沫的信,立刻把我调回北京。我住在招待所里。陕西记者站的袁良也住招待所,我和他聊天。谈到《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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