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随风飞逝的一些往事

作者:政治类

孙 钿

我去宁波原是临时的逗留,想不到这一逗留竟然四十六个年头。至今,我还不会讲宁波话,甚至听宁波人讲话,有时也搞不明白讲些什么。屈指算一下,我个人在宁波的四十六年之中,一半以上时间都是在牢狱和劳动改造中蹉跎过去的。

我1917年在上海出生, 6岁开始在上海初级小学读书,中学、大学都就读于同一所学校——大同大学。1933年开始从事革命戏剧和文学活动。我发起组织“暴风雨剧团”,演出了《叛徒》、《南归》等进步剧作。当时我们几个文学青年还自筹资金,出版了文学刊物《天明》。1934年大学未毕业,受到国民党迫捕和迫害,遂流亡日本,进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读书。“七七事变”发生后,我不可能在日本继续读书, 于1937年7月20日回到上海,开始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同时也写诗和散文给巴金主编的《烽火》和胡风主编的《七月》。后来我参加了新四军。在大别山打仗、 行军的间隙,我仍坚持给《七月》和(新华日报》副刊写稿。1938年3月至全国解放,我受党组织的派遣,先后在香港、上海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主编《东江》、《东惠》半月刊。1950年来宁波,留学德国的辛亥老人张葆灵、文化进步人士翁心惠当时办学缺少师资,挽留我暂时在宁波工作,后来组织上又将我调到宁波卫生学校任职。

1955年5月18, 我参加“五一”节观摩团,赴上海欢庆国际劳动节。在这大喜的时刻,我的内心并不感到怎样欢乐。因为那时《人民日报》、《文艺报》上“揭露胡风”、“批判胡风”的报导陆续刊出。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由《文艺报》印成小册子随刊附送。一个不祥的预感在我心中涌起。因为解放前我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七月》、《希望》上发表过诗和散文。我同胡风在武汉、重庆、香港、上海多次晤聚,特别是在日寇攻打香港时,我和胡风、梅志以及他们的孩子住在一起,在登陆日军的枪炮轰击中共生死一个月。《人民日报》刊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书信,被定性为反革命材料,我过去同胡风当然也有不少书信往来,而这些往来,根本丝毫没有反党反革命行为。我在解放初,读到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他以真诚的饱满的热情歌颂祖国、歌颂共产党、歌颂领袖,难道这些都是反革命?胡风一片忠诚之心向党提出了有关文艺问题的意见,这些意见,如果是对的,则采纳之;如果是错的,不妨戒之或批评之,何罪之有?何必搞得血淋淋呢?但是,我终于受到胡风冤案的株连,在杭州乌龙巷蹲了一年牢狱。释放时,由省农工部负责人对我下了结论:“经过一年来的审查:一、你不是胡风分子;二、你在党内没有叛党行为;三、你从日本回来时,正处抗战时期,没有投敌当汉姦。现在向你本人道歉,向你家属道歉,你们都受苦了。……”

我在释放证上签了字,我意识到我总算自由了。

我拿了一张回宁波到公安局肃反三人小组报到恢复工作的证明条,急急忙忙地买了火车票赶回宁波。时已深夜,白昼暑热刚刚退去,街边豆浆店正在生炉子。我兴冲冲敲开了家中的破门, 简直是猪棚一般的小屋子住着7口人,煤炉就在床边,蚊帐已给煤烟熏得发黑,家人见到我回家,都惊骇地瞪着眼呆呆地瞧着我。我说:“我自由了!回来工作了!”此时,只有我独自在庆幸自己的团圆生活的结束,家人的反应非常迟钝,他们给生活折磨得已经没有笑没有乐了。但是不管怎样,我是回家了,我跟家人在苦难之中团聚了。我到公安局肃反三人小组报到之后,以为立即可以恢复原职。我想得太单纯了,去了一次又一次,总是推说“且待研究决定”。我在杭州释放证上签字以后听到对我的处理结论,以及写给肃反三人小组的纸条上,明明是恢复原职。何必拖延?事隔25年之后,在被平反时才知道还有一顶“胡风思想影响分子”的帽子暗中紧扣在我的脑袋之上。

我于1956年6月底释放回家,足足在家里呆了两个月,到了9月初,才安排工作。那时候,我所属的街道办事处借给我所需的生活费,一家大小得以苦苦维持两个多月生计。

似乎厄运从此结束,我并没有回原校而是分配到机关干部学校工作,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我能够走上工作岗位为革命出力,又能够同家人生活在一起,我非常心满意足,别无他求。我每天从湖西走到解放北路上班,学校的学生都是机关干部。在晚上进行授课,我每天一直忙到晚上11时以后才拖着劳累的身体缓步回家。快要走近家门时,我已经在解掉大衣的钮扣,回家后我脱掉大衣立即伏案写作。我是多么想:往者已逝,一切从新开始,为革命事业振奋精神,努力写作,夺回无奈何损失的光阴。

1957年春节,全家团聚,过得很快乐。我利用春节期间,完成了一部20万字的小说《不幸的遭遇》,寄给人民出版社。接着机关干部学校开学,又是忙忙碌碌起来,那时我39岁,正是精力充沛为党为国出力的好时光。我非常珍惜这个好时光,上课、看书、写作,挤满了我的生活日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舞着我。一个蓬勃的生机出现于全国:真正是春天来了!每个人都可以敞开胸怀,知无不言,每个人更感到党伟大。我兴奋的心情凝成了激动的诗情,我写出了许多诗篇寄给报刊杂志发表。

1957年的春天,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春天!和煦的春风,温暖的阳光,万物都在茁长,万民都在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我向全校教师职工传达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求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帮助党整风。传达完毕,照例是小组讨论。全校沸沸扬扬,大家敞开肺腑,畅谈所见所闻所思,发言极为热烈,充分显示了每个人对共产党的赤诚爱戴,真正达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要求。宁波市副市长翁心惠在市府小会议室召集了文化人士的座谈会,参加者抢着发言,副市长聚精会神地记录着大家的发言,并不时地点头称好。记得我的发言第一句话是:“如果没有党的英明领导,我今天不可能坐在这里讲话,我早已变成幽灵了。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让历史去评定,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而我坐了一年牢,终于搞清楚了。反正我过去不是反革命,现在当然不是,将来也决不是反革命。谁是反革命?时间老人会作公正的结论。决不是由谁说了算数。”

这次座谈会以后,我接连参加了各种各样的会议。我只知道诚心诚意地帮助党指出当时存在的各种问题,帮助党整好风,以求得我们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全国人民生活幸福。

在1957年春夏之交那段时间内,我在各种会议大鸣大放中的发言,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反对不分国情、不分气候条件,什么都学习苏联。我说学习苏联应该取长补短,不可媚,也不能迷;二是说农民生活并没有富裕,而是相当贫穷;三是新闻报道千篇一律,没有特色;四是不懂专业知识的人,怎么能够到专业性很强的单位担任领导?领导者应当钻研业务。

万万想不到这几条论点,却变成了“毒草”!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 》,6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我对自己嘀咕:“收了!不放了!”我又觉得自己说的话,都是从党的利益出发,总不会再陷入泥坑吧。但是,风向确实是变了。

我意想不到我们的国家又开始了一个灾难时期,人心惶惶不安。那时候,暑假已经结束,正在筹备开学工作,早晨我走进办公室,便看见我的坐椅对面的墙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很大的八个毛笔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不知道为何要贴这几个字给我看?难道我又一次犯了什么“胡风案件”那样的滔天大罪了吗?等我坐在椅子里,办公室外面就听到喊声:“大家出来看大字报!”原来在院子周围已经张贴了不少大字报。对面语文组办公室里的老师们摊开了大报纸提笔写着什么,院子里的布告栏前面,也有不少老师在看着刚贴出的大字报,气氛异常严肃。原来那些大字报都是反驳我的大鸣大放的言论,大家起来铲除我这株“大毒草”。后来,周围的同事友人都不理睬我了,相见时连笑脸也没有,我再也听不到“同志”、“老师”的称呼了。前几天还在一起谈笑的友人,今天却满脸冰霜;有的人竟然扭转头同我擦身而过。我一下子变成了“人民之敌”。我下班回家,见到门口上用粉笔写着“打倒右派分子反革命”。我开始觉得事态的严重,报纸上也刊登了“痛斥”我的文章,我从街边墙上贴着的报纸上阅读所谓“批判文”,但每次读毕,我并不感到有什么“帮助”,对于那些不实之词也不感冒火,因为我很坦然,我只是芜尔笑之:这天下真妙,我们这亚洲大陆之上,无聊文痞何其多也。

在一次“批判”我的诗作的大型座谈会上,组织了整个小城里的语文教师、文化人参加,由一个组织部派来的人主持会议,他手里拿着一张发言稿,提出要批判我的“文艺思潮”,他说:“你这个右派分子,长期以来恶毒反党,你的言行是有思想根源的,今天我们来清算你,你应该坦交代你自己的文艺思潮!”我听了他这么说话,觉得奇突,有些文不对题,他要我交代什么“文艺思潮”,真把我搞糊涂了。我看到坐在第一排的几个教师手边都有一叠书本,我不知道他们带这么多书来干什么。主持人板起脸孔,严肃地说:“你这个右派分子,要老实交代,不能缩小也不要扩大!你的文艺思潮是谁主使的?”我听了这段开场白,几乎喷饭。我的眼睛向周围扫视了一下,会场内大约有一百多人。大部分是语文教师,有些人是我熟悉的,现在我成为众矢之的,本来相当知交的友人,如今彼此相见也同陌路人了。我的心情澹然,好像已经蛰居深山寺院削发为僧了。我正在独自感慨之时,会议主持人又催我说话,他说:

“你们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机会,猖狂向党进攻,一个一个右派跳出来了。你们这批牛鬼蛇神出洞了,现在你想装死吗?你想一言不发吗?老实交代谁主使你的文艺思潮?谁主使你写出诗来向党进攻的?‘’

我环顾了一下周围:有些人在翻书看,有些人像菩萨一样端坐不动。有些人以惶惑惊骇的眼神瞧着我。我不知道说什么,但是又不得不“遵命”地说些什么,我说:

“我不懂有人主使一种思潮。我认为人世之间不可能某一个人真正完全主使人的思想,即使是奴才、奴隶,他们的主子也不可能真正完全主使他们的思想,人们接受一种思想或者一种思想影响,那是可能的。我走上文学道路,根本没有人主使我。我喜欢读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他没有来主使我,他早已死了,但是他的作品永远存在于世,也流传到中国。是不是影响了我?那也不能说肯定的话。是不是一点影响也没有?也不可以一下子武断。我也读l·托尔斯泰的作品……”。

我看有些人在忙着翻阅桌子上堆着的书。翻翻这一本又翻翻那一本,并且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我也读高尔基的散文,普希金的诗,也读福楼拜和巴尔扎克的小说,我很喜欢雷马克的笔调,我还喜欢读莎士比亚的剧本,契河夫的三个剧本和莫里哀的剧本,我都爱读……”。

主持人说:“住口!谁要你背这些名字出来?他们都是出卖无产阶级的家伙,你们臭气相投!现在开始对右派分子的批判,大家要拿出打落水狗的精神来!”

于是有一个中年教师手里拿了一张油印纸,说道:“这些诗,我都仔细看了,右派分子利用诗来向党人民进攻。有一首写着‘我戴了白色口罩/在寒风中踽踽而行’……这是暗示我们的社会是白色恐怖的,多么阴险恶毒!”

我立即辩说:“不要硬扯,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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