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阳谋”——1957

作者:政治类

徐铸成

1956年5月, 《文汇报》“自动”宣布停刊,职工除一部分肃反对象(其中有党员)留沪继续检查外,其余都迁往北京参加《教师报》,我被任为总编辑。《文汇报》 所以停刊,原因有二:(1)当时上海的第一书记(有名的“一言堂”)认为上海报纸太多,不便控制,主张(文汇报》停办。根据之一,1955年刚调来的党员副总编曾对人说, “我到《文汇报》 来的使命,是改造和消灭《文汇报》”。(2) 教育部正拟模仿苏联,创立《教师报》,乃派人与我们商量,商定吸收我们全部人员。《教师报》创刊后,我们心情是平静的,以为不论从事业的前途,还是个人的前途来看,这是“社会主义改造”必然的结果。加上当时教育部负责联系和帮助《教师报》的副部长柳湜(后来也“扩大”成为右派)、叶圣陶遇事坦率商量,和我相处得很好。举例言之,上面提到的原《文汇报》副总编辑某同志,曾把自写的一篇文章送柳湜副部长审阅,立刻被批驳:“《教师报》的稿件应由徐总编辑审决,除非徐铸成同志认为另应由部里审阅的稿件,且经由他签过字的,我一律不看,特退还。”

那年夏天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曾去前门饭店看一位香港来的政协委员。在楼梯口与《人民日报》的邓拓同志相遇,他热情地问我:“铸成同志,你是哪一天到京的?”我答:“我已搬到北京了。”邓拓同志听了“哦”了一声,说:“我是听到你在主持《教师报》了。”接着他说:“我认为《文汇报》停下来很可惜,它有特色,有别的报纸不能代替的作用。”当晚我回家后反复沉思,《文汇报》究竟有哪些特色值得邓拓同志怀恋呢?人代会后不久,我去中南海听了中宣部长陆定一同志的报告,阐发中共中央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精神(以后简称“双百方针”),很令人鼓舞。他在报告中还提到批俞平伯的《新红学论》,认为这是粗暴的批判,当场表示对俞先生道歉。我听了很受感动。过了几天,又听到一位党员副总编辑传达关于刘少奇同志两次对新华社的讲话。讲话的大意是新闻工作以后不要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报纸应注重消息(新闻),创造中国特点。刘少奇同志还建议新华社不妨办一张自己的报纸,与《人民日报》比赛。又过了若干天,邓拓同志毅然把《人民日报》实行改版,贯彻中央“双百方针”,副刊上也刊了不少以前未有过的新品种,如杂文、喜剧等等。听钦本立同志说:邓拓同志已延请萧乾同志为附页顾问,帮助文艺作品的充实,还组织作家来讨论如何贯彻“双百方针”。

当时,我家住在东四十条西口。和钦本立住的人民日报集体宿舍只隔二、三家门面。他常于公余来我家谈天。原《文汇报》的北京办事处在灯市口三号一条胡同里、那时改名为《教师报》城内记者站,仍由浦熙修同志(任编委兼新闻部主任)负责。她有时也来我家,约钦本立一起交谈。对《人民日报》立新改革,以及“双百方针”提出后出现之新面貌甚为鼓舞。《教师报》一周出两期,发行数五十万份以上,我也很高兴。重要社论大都由叶圣陶先生执笔,他的文风清丽而晓畅,没有时行的教条气,深得读者的欢迎。我除每月组织两次编前会议外,多余的时间较多,除读书收报外,可在城内及四郊游览,甚觉安适。

大约在六七月间,忽然有一天,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同志前来报社访问,他向我问道:“你近来心情如何?”我答道:“我情绪甚好,安居乐业。”他哈哈笑道:“你不要讲表面的话,你这位老办报的人,在这一家一周出两张的专业报纸里泡着,能安下心吗?”接着他对我说:“现在中央为贯彻长期共存的精神,决定把《光明日报》还给民盟。原总编辑常芝青同志为中共老同志,中央决定撤出来,想请你担任总编辑,让我先来征求你的意见。”我连忙摇头说:“你知道这一台戏是不好唱的。我有我们班底,现在都在《教师报》,光把一个人调去当主角,这台戏怎么能唱?”他听了大概觉得也有道理,不再谈下去,谈了些别的就告辞而去。后来怎么请出储安平的经过,我就不知道了。

又过了些时候,有一天傍晚,我应邀去波兰大使馆去参加该国国庆鸡尾酒会,我正和常芝青同志站在一起,相互交谈,他不经意地说:“中央已决定《文汇报》复刊,想必你已接到通知了。”听到我说没有,他就不谈下去了。我听到这消息,喜出望外,回到家里,立即打电话把钦本立、浦熙修约来,把这一尚待证实的消息告诉他们。大家都高兴,浦二姐在京人头颇熟,立即掏出她的小电话本,打了几个电话,向几位有关方面打听,都说毫无所闻。时已深夜,他们两位就告别回去了。第二天恰好当时任《教师报》管理主任的严宝礼来看我,得知这消息,自然也极兴奋。我们和浦熙修同志商量的结果,主张向老领导夏衍同志去打听。打电话到文化部,约他到灯市口的萃华楼便餐。夏衍同志向来关心我们,欣然赴约了。哪里知道,夏衍同志也不知道确信。只说:“听到一些有关《文汇报》的消息,也未能证实,我昨天和小姚(姚溱同志)通电话,他也不清楚。看来中央还未完全决定,你们静静地候着吧。”第二天,浦熙修同志忽然想起,说:“我有陆定一同志办公室的专用电话,不妨试试,直接问问他。”陆定一同志回答:“这事中央已有决定,但我主要抓文化思想工作,关于新闻工作主要由副部长张际春同志管,等待成熟,他会打电话通知你们。你们安心等候着吧。”这样,一块石头落了地,没有几天,张际春同志的电话果然来了。约我和浦熙修两人翌晨九时在中南海中宣部办公室面谈。翌晨,我们同到中南海,张际春同志立即出来会见,在坐的还有中宣部新闻处长。张际春同志对我们说:“中央已经决定《文汇报》复刊,所以请你们两位来,作为正式通知。请你立即写好两个方案。一,《文汇报》复刊后言论方针;二,《文汇报》复刊计划,包括房屋、机器、设备和成员搬迁以及复刊时要多少基金等,希望开列清楚。中央盼望《文汇报》早日复刊,因此希望你们抓紧送给我们转呈中央审批。”他还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说:“《文汇报》解放前有不少得力的编辑,现分散参加各机关,我希望中宣部能帮助我们夺取一部分回来。办报好像一个戏班,单靠主角是唱不好戏曲。第二,《人民日报》经济组主任钦本立是我合作有年的同志,是否可请《人民日报》还给《文汇报》。”张际春同志说:“第一点你们可以开列一名单,我们将尽力向有关单位争取。第二点,钦本立的问题,必须《人民日报》邓拓同志肯放。你们是朋友,不妨先同邓拓同志磋商。”

回到办事处,严宝礼兄已在等着,我们简单谈了会见经过,请他准备写一份复刊计划草案。他认为这好办,找几位管理部的科长谈谈可以如期写出。编辑方针怎样写,我很费踌躇,当晚把钦本立、浦熙修同志请来一起商量。大家认为中央如此英明地决定《文汇报》复刊,大概认为《文汇报》与知识分子一向有联系,应以宣传“双百方针”为重点,但如何宣传,我心中无底。正在为难之际,钦本立对我说:“邓拓同志对《文汇报》极为关切,如果你愿意,是否可与邓拓同志约期谈谈?”从1949年新政协会议以来,我对邓拓同志的品格、态度就特别钦佩,加上前面提到的他对《文汇报》评价相当高,所以极愿向他讨教,当即请钦本立约好日期地点,我决定登门拜访。第二天本立就来谈,说:“邓拓同志很高兴和你,和浦熙修同志畅谈。明晚上他已决定不去上班,特地留出充分时间,在《人民日报》金鱼胡同他们住宅里接待你们两位。”我们准时找到邓拓同志家中,邓拓同志热情地接待我们,在客厅落座后,我简单谈及《文汇报》复刊的打算。谈起编辑方针,我说:“只有一点抽象的想法,主要是宣传中央的双百方针,至于如何具体地一点点写出来,我思想还不成熟。”邓拓同志对我像极熟的朋友一样,立即滔滔不绝地谈了几点看法:“我们已千方百计鼓励知识分子鸣放,但知识分子看来还有顾虑,不能畅所慾言。你们《文汇报》历来就建立了知识分子们信任,你们要首先说服知识分子抛开顾虑,想到什么,说什么。广大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障碍消除了,他们才能尽其所长,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其力量。我看这应是《文汇报》复刊后主要言论方针。其次,我们被帝国主义封锁,也已自己封锁多年,你们应当多介绍各国科技文化发展的新情况以扩大知识分子的眼界,有利于他们研究提高水平。也要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有什么困难,你们可以反映。再如室内外环境应如何合理布置,业余生活如知识分子喜欢种花养鱼等等,你们不妨辟一个副刊,给知识分子介绍经验,谈谈这些问题。应同时注意广大农村的知识分子问题,毛主席讲过:三大改造完成后,不可避免地出现广大农村的文化gāo cháo。过去《大公报》所载的旅行通讯,这形式很受读者欢迎,你们不妨派一些记者深入各地农村采访。我一向反对由各级党委介绍下去,到合作社找人谈。这样必然报喜不报忧,只谈好的,不谈问题。你不妨直接派记者到基层了解情况,写出旅行通讯,这会有利于得到真实的新闻,有利于文化gāo cháo的来到。最后一点,我认为《文汇报》也应注意国际宣传,目前,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影响还只能偏重苏联和东欧国家,《文汇报》和《大公报》因为历史关系,更可以影响日本东南亚及西欧各国,在这方面《文汇报》有不少有利条件,比如通过香港《文汇报》多进口些最新的国际书刊,总之对这方面多发言,多报道,可以弥补我们的不足。”以上是邓拓同志对我们谈的大意,使我感到十分亲切,而切中我们的问题。他为我们设想如此之深入而周全,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真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我回到家中后,第二天一个上午,基本按邓拓同志意见写了《文汇报言论方针计划》,下午分别打电话给本立、熙修两同志,他们也完全同意。张际春同志第三天下午即与延见,我们把拟好的《文汇报》言论方针及复刊计划面交。张际春同志特别详细地看了言论方针,阅毕即对我们说:“很好,很好,你们不必等待中央批示,先照此计划,着手筹备复刊工作。”

我们回沪后,党中央的批示也下来了,除批“照准”二字,还加了一句附文,“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 , 我看了真是感激涕零,衷心感激党对我的信任。‘关于钦本立调回问题,曾一再商之于邓拓同志,他答复先借调,以后再办正式调动的手续。中宣部即将复刊的消息通知我和浦熙修。我上的副总编辑名单有下列几位:钦本立,柯灵(负责附页)、浦熙修(兼北京办事处主任)、刘火子、郭根、唐海,显然是把钦本立列为第一副总编的地位。复刊的方针规划和主要负责人选经中央核准后,地点问题曾有过一度反复,留在北京呢还是迁回上海,既然复刊后的《文汇报》以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内容以文化教育为主,自然留在首都直接受中央领导为宜,机器器材及大部分职工眷属,搬到北京就地觅址复刊,以免搬迁的耗费。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那时上海领导的一言堂早有些戒心,曾向张际春同志请示,他说:“中宣部没有直接领导一家报纸的先例,我们曾向沈雁冰部长征询归文化部业务领导的意见,他表示同意,但兹事体大,他无权决定。”正在这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同志因公来京,姚溱同志特地作了一次安排,由他约石西民、浦熙修同志及我在浦的个人客厅进行坦率交谈,姚溱同志劝我们早日搬回上海出版,说:“上海是《文汇报》的发祥地,再说在哪里出版都归中央领导。中央一打电话,上海就知道了。”西民同志先自谦地说:“我调沪不久,很多老朋友多未及一一访问,对《文汇报》我们关心不够,今后有事希望随时找我谈,我如不在可和分管报刊的副部长白彦同志谈,总之有什么问题

..(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 阅读“阳谋”——1957第[2]节

还没有读完?>>点这里设置下次自动从这里继续阅读《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 或者>>点这里把本页面地址加入到您的本地收藏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