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说不》

第三章 政治:推行人权还是强权?

作者:政治类

1.人权外交及其历史演变

1996年4月23日。联合国第二十五届人权会议日内瓦会场。会议秘书在会场进行唱名表决后宣布:"这项不采取行动的动议表决结果如下:27票赞成,20票反对、6票弃权,此动议获通过!"。会场上立即响起掌声,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大使吴健民面露笑容地表示,这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实际上,这次中国代表团关于对西方14国"中国境内人权状况"提案不采取行动的动议获得通过,是我国连续第六次挫败西方国家的人权挑战。

人权问题是当今国际政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大国都允诺要尊重和保护人的基本权利。然而由于社会制度和国情上的差异,各国对人权概念的解释和实施人权保护的过程都有所不同。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往往打着保护人权的旗帜,试图将自己的人权理论国际化,并且将它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这就是美国的人权外交。其中心思想是以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将对别国人权状况的判断作为是否与其维持良好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准,将人权作为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并竭力向别的国家输出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人权"思想。近几年来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旗繁施加压力,不公正地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这里面除了对中国的误解外,我们仍有理由相信美国对中国的人权外交怀有别的目的。

美国人权外交至少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时期。威尔逊时代的美国,经过内战后的重建和上升阶段,已经开始步入世界政治舞台。它虽有经济大国之称,并有称霸世界的野心,但在政治和军事上还难以与欧洲老牌强国英法一争高低。于是,威尔逊就利用美国的经济优势,提出"理想主义"人权外交来与欧洲诸强进行政治竞争。在当时,威尔逊被"公认为世界各地人权的保卫者"。作为美国人权外交的开拓者,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人权外交对后来的美国外交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视社会主义国家为其统治世界的主要威胁,加紧从军事上进行包围、遏制,在经济上进行封锁和限制,同时,在政治上和思想意识上竭力利用人权问题进行攻击和煽动。人权问题成了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斗争的一个焦点。尽管随着国际形势不断变化,人权问题在这一竞争中的作用和地位受到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但这一斗争却从未停止过。美国第33任总统杜鲁门在1947年3月发表的全球霸权主义宣言书——"杜鲁门主义"中,极力吹捧"自由制度、议会制政府、自由选举、对个人自由之保障",并公然号召向所谓的"极权政权"即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作斗争。其继任者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1953年宣布推行"解放政策",后来又多次公开宣称,通过"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促使社会主义国家"从内部解体"。1961年肯尼迪就任总统时宣称要通过"和气竞赛",依靠制度的"逐步演变"以及成立"争取进步联盟"派遣"和平队"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等,来实现其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70年代末,美国第39任总统卡特首创人权外交,强调把人权置于外交政策的中心地位,使之成为"对外政策的灵魂"。卡特在其就职演说中宣称:"我们对维护人权的承诺必须是绝对的,……在今天做出新的开端的时候,对美国来说,最崇高和最有雄心的任务就是帮助建立一个真正人道的正义和和气的世界"。此后,他又多次表示:"对于人权所负有的义务‘是’美国对外政策中一项原则","强调人权原则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灵魂中确定美国同其它国家保持什么关系的一个因素"。不仅卡特本人,而且当时的国务卿万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高级政府官员,甚至总统夫人罗莎琳也在各种场合大谈人权外交,宣称人权外交是美国外交的新阶段。

卡特入主白宫时,正是美国政府内外形象极为糟糕、处境极为困难的时期。"二战"以后的美国内外政策的失误和后遗症似乎都集中在卡特任内暴露出来。在国内,水门事件、持续的经济衰退及能源危机,既引发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冲突,又造成人民不满,政治信用危机严重;在国外,由于美国政府长期支持世界许多地区的反动、独裁的政治势力,尤其是侵略战争失败,使美国的国际形象蒙上了无法洗去的污点。面对这种局面,卡特打出了人权外交这一旗号,目的在于:给处于守势的美国外交加上"人权"这一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成份,以扭转美国的国际形象,以及利用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普遍关注的人权问题来争取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和国际舆论的支持。美国学者劳伦斯·肖普评论说:"人权运动给美国对外政策增添了道义方面的内容。这有助于树立一种为美国在越战后重建霸权所迫切需要的仁慈、正直和正义的形象,有助于使美国卷入和干涉世界各地的政治斗争合法化"。简言之,人权外交可以使美国摆脱越战后处于守势的地位,开始再次采取进攻性姿态。

自卡特、里根、布什以至现任总统克林顿,人权外交被作为一个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行之有效的武器在全世界到处挥舞。1981年美国第40任总统罗纳德·里根上台后,在外交上强调美苏对抗,在实施"星球大战"计划以遏制苏联的同时,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起了更为猛烈的,"人权"攻势。1985年2月7日的《纽约时报》登载的里根的一篇讲话中说:"……我们已经重新担负起自由世界领袖的历史作用,而所有这些合起来就成为维护和气的伟大力量……我们的任务是促进并捍卫自由与民主,并且尽可能向各地传播这些思想。”

乔治·布什是在冷战结束之际当选为美国总统的,他在手持大棒的同时,把在国外促进民主更加明显地注入美国外交中。1990年4月布什在接受采访时称,他希望成为帮助促进全世界出现的民主变革的总统,宣布美国在全球的"新作用"是继续向世界提出民主与人权的标准。布什1992年9月10日在《美国复兴日程》计划中又写到"我们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由于美国文化对全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这是一种新的我们可以利用的"软力量"。

克林顿在向外输出美国式的民主方面丝毫不比前任逊色,他在竞选总统时,就大谈上台后将比前任更加重视在国外促进民主和人权,执政后这方面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他宣称,‘我已要求采取一项战略,美国应参与鼓励在国外传播和巩固民主。不能有选择地或半心半意地推行这样一种战略"。其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提出7种因素是美国出兵海外的指导原则,其中之一是"维护,促进并捍卫民主,这反过来又会加强我们的安全,并传播我们的价值观"。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美国政府借助其强大原经济力量,把对其它国家的贸易、投资、技术转让与民主和人权挂钩,动辄以最惠国待遇、经济制裁等加以威胁,试图迫使其它国家接受美国提出的一些附加条件。尤其是对中国,美国抵制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要中国接受美国的人权标准,强其中国在劳工和知识产权问题上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以及美国国务院历年的人权报告,都要按照美国的人权理论和标准对中国和气它国家的人权状况作一番评论,凡此种种,无不表现出了美国的强权政治。同时也由此使人权问题成为中美之间发生争执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以上可以看到,美国的人权外交深深植根于其经济利益、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之中。它开始于一战以后,正式提出于70年代,80年代得到了完善和发展。从本质上讲,人权外交是美国用和气方式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重要手段。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在美苏冷战结束之后,"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气演变。"这个问题,美国一些政界要人也是直言不讳的。前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他所著的《大失败》中说:"倡导人权,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可以加速共产主义衰亡的过程。”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中国重视人权,并且积极参与国际人权问题的讨论,欢迎在国际人权领域开展对话和合作,为国际人权事业做贡献。中国反对的是以人权外交干涉别国内政。

2."输出民主"遭抵制

向外传播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始终存在于美国对外政策之中,输出美国政治发展模式便是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即以美国的民主制为原型,强迫与美国文化不同的国家的政治制度向着美国愿望的方向发展。以自己的政治制度为模式而要求或强迫其它国家接受尽管也存在于别的大国或强国的外交中,但其持续性和侵略性莫过于美国对不同文化国家的外交。早在19世纪中期,一大批美国的传教士就随着美国的炮舰外交来到中国,试图把中国人民基督教化。和来自其它国家的传教士一样,他们随着清政府被迫签订的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由中国的沿海城市逐渐渗透到中国内陆,在城镇和乡村购房产,建教堂,做起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文化急先锋。传教士们认为唯有《圣经》才是世上唯一的真理,所有不信仰基督教的人都是"异教徒",他们来中国的特殊使命就是"拯救中国人民于邪恶和无知之中"。为吸引教徒,许多传教士往往包揽词讼,直接干预中国的司法过程,以求获得对教民有利的判决。

作为列强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侵略的一部分,传教士们以"救世主"的态度来到中国,极力输出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宗教,依靠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来华传播上帝"福音",试图奴化中国人民。事实上,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从近代传教士来华之日期就开始了,并且随着教会势力的扩张而壮大,直到最后一个外国传教士离开中国,中国的基督教走向"三自"的爱国道路。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早已变化的世界并没有改变美国这种"救世主"的思想倾向,尤其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之后,一些美国学者和政府官员认为美国是靠着其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赢得了冷战。然而冷战结束后,世界并未进入太平盛世,与美国不同的意识形态并没有从世界上完全消失,恰恰相反,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正在稳步前进。美国的决策者认为美国的文化武器有无坚不摧的力量,是演变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国家的有力工具。于是近几年来美国政府把传播美国价值观念和促进国外民主在其全球战略中提到非常高度,试图把一个意识多元化的世界用美国的价值标准统一起来。克林顿政府拨款3000万美元筹建"自由亚洲广播电台"就是其"输出民主"战略的内容之一。

从文化传播学上讲,各国之间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文化交流有利于相互取长补短,互利进步。对不发达国家来说,吸取发达国家文化的精华,借鉴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教训,能够使本国的传统文化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平等的文化交流能够有助于文化传统相异的国家在许多问题上求同存异,达成共识,同时文化交流也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美国政府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并不是平等基础上的彼此互惠的文化交流,而是一种带有强权性质的文化渗透,它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与现实条件,完全以自己的标准和主观行事,其结果必然导致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文化背景与美国迥异的亚洲国家对这种文化渗透的抵制。

近些年来,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国家经济发展令世人瞩目。许多亚洲国家基于本国独特的文化走出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模式。同时,经济的快速发展激发起亚洲许多国家对本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自豪感。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在世界中文报业协会第26届年会开幕式上作主题发言时指出:"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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