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说不》

第七章 谁误导了美国公众?

作者:政治类

1.透过墨镜看中国

近几年来,大部分在美国的中国人都有这种感觉,美国新闻媒体,包括电视、报纸、杂志和广播上有关中国的报道几乎是清一色的负面宣传。美国的新闻制造机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它在世界上其它国家中的驻外记者人数也是最多的。美国新闻界早就有两句用滥的术语,一是"没有消息是好消息",二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我在美国两年的生活经历告诉我对美国的新闻界可以再加上这样一句:"有关中国的消息不是好消息"。

美国建国200余年来,其本土从未遭到任何国家的侵略,和其它国家相比,美国在地理位置上和自然资源上都有着得天独厚、无可比拟的优势。在欧洲移民到达前,北美大陆的土著印第安人主要靠狩猎和捕鱼为生。美国将印第安人的家园攫取为己有之后,接管的是北美大陆一大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今天,初次去美国的中国人往往时美国无处不见的草坪、草原和森林发出惊叹,这是因为美国许多地方的可耕地至今仍然没有动用过,这些未开垦的处女地面积约为美国全国已耕地的一倍还多。本世纪内的两次世界大战,尽管美国都参加了,但战争一开始,美国总是袖手旁观,并向交战双方都出售军火,结果是欧、亚、非洲的一系列国家的坛坛罐罐都被打的稀巴烂,而美国却大发战争财,聚敛了巨量财富。

在上述各种优势的基础上,美国经过100多年和启发展和对外扩张造就了它今天以强大的经济力量、先进的科学技术、逐渐完善的政治体制和日渐流行的大众文化为标志的世界第一形象。二战以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普通的美国人从孩童时代就习惯于听说他们的国家是最富有的、最强大的、最成功的,当然还少不了"最民主的,最自由的"。特别是80年代以来,美国人称为"二流演员"出身的里根上台后,推行"里根主义"的政治信条,让美国人放心,相信美国会把60年代蒙受的耻辱和挫折置于脑后。1981年1月20日里根在其首任就职演说中号召美国人:"让我们重新拿出决心、勇气和力量,让我们重新建立起我们的信念和愿望吧。我们完全有权去做英雄式的梦"。四年后他在连任就职演说中又慷慨激昂地说道:“一个在上帝指引下的民族,致力于实现上帝深植于人类心中的自由理想,现在已应召把这种理想传送到一个正在等待和充满希望的世界"。这种自封的"救世主"精神使美国人在里根年代养成了一种习惯,一方面他们深信他们事事都干得十分出色,以至于他们不再看一看他们实际上干得怎样。另一方面,美国人(包括许多知识分子)习惯于以蔑视的态度对任何一个——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敢于对帝国的优越性提出疑问的人表示气愤。

笔者在美国时,就有这样的一次亲身经历。有这么一对美国老夫妻,他们都曾在我所在的学校任教几十年,退休后曾于80年代两次来中国。他们对中国问题很感兴趣,对一些初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也很友好,比如邀请周末聚餐之类。有一次我应邀去他们家吃一顿便饭,当时美国国会正在讨论是否要延长给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饭桌上自然地中美关系成为最大的话题。记得当时我这样讲:"国会的议员们认为中国老是占美国的便宜。其实,如果没有贸易最惠国待遇,中国的商品进不到美国市场,你们就买不到这么多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这对你们也是一种损失"。这对老教授环顾一下他们的餐厅和客厅,微笑着不言。我这时又加上了一句:"从历史上看,你们美国还侵略过中国。"一听到侵略这个词教授脸色马上严肃下来,加重语气问我,"你说我们侵略过中国,美国从来没有侵略过任何国家!你说美国什么时候侵略过你们?"我当时想了一下说:"再远的不提,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美国有一份吧?""那是因为你们侵略了我们,义和团先包围了我们的公使馆。"我对这回答惊呆了。因为我还从未听过这样的逻辑,但是既然辩论开始了,就接着来吧:那你认为义和团为什么要包围公使馆呢?难道不是你们侵略在先吗?”无论什么原因包围一个国家的外交机构都是不对的那么朝鲜战争呢?”朝鲜战争我们是为了保护南朝鲜不受北朝鲜的侵犯如此说,那越南战争就是保护吴庭艳的南越了?”对,我们并没有侵略过任何国家,我们每次出兵都是为了保护受到威胁的国家,为和平、为民主而战。”

对此我突然认识到我们是站在相反的方向看同一个问题,一个看正面,一个看背面,所以结论正相反。话不投机半句多,我为了不使这场不愉快的争论变得更糟,便起身告辞。自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邀请过我进他们家的门槛。后来在其它一些场合遇到过几次也仅是寒喧几句而已。

这是我在美国的两年时间里记忆最深的一次辩论。随着与美国人交往层扩大,我感觉到这对老教授的这种观点绝对不是仅有的,持类似观点的美国人大有人在。尤其是曾被美国过分夸大了的昔日敌人——前苏联垮台之后,美国人认为他们成了绝对的第一。这种第一的感觉使美国人往往过于自以为是,以为美国的社会模式是各国都应该效法的"样板",美式的价值观念更是衡量其它国家民主程度的绝对标准。另外,再加上一种深深地扎根于美国宗教文化背景之中的所谓的"美国例外论"。即认为美国在道德上胜过其它国家,这种偏见的倾向在美国"客观"的新闻报道以至"自由"的学术著作中随处可见。

最早的欧洲移民者飘洋过海前往美洲时,其主要原因有二——不是为了逃避宗教压迫,就是为了到新世界去发财致富。自从移居美洲的英国清教徒在科德角登陆时期,宗教就一直是美国政治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宗教对美国的社会以及美国人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北美大陆被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认为是实现他们的宗教理想的"理想之地"。随着北美大陆的逐渐开拓,这里成为追求自由者躲避旧大陆迫害的"净土",逐渐成为多数白人移民的潜意识,他们认为上帝赋予他们一个"特殊使命",那就是把他们的基于基督教文明的价值体系作为普遍真理而推行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在世界上履行特殊使命的意识深深扎根于美国白人文化中,成为美国白人把美国与世界其它地区区别开来的主要标准之一。这种几乎是与生俱有的"美国道德优越感"和后天形成的"美国制度优越感",使美国人在看待和对待其它民族时容易采取一种深藏于内心的傲慢的态度。换言之,美国社会的确崇尚民主、人权,不过,一旦涉及到美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时,这些观念就会沾染上强烈的强权政治色彩。

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美国国内某些人士的需要,一方面是基于媒体本身的立场,近几年来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极力夸大中国与美国在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以及其它问题上的分歧,连篇累牍地指责中国,诋毁中国的国际形象,甚至鼓动美国国会和政府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对华政策。这种不公正的新闻报道不但引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愤慨,同时也受到了在美华人的谴责。在美国的很多中国学者和留学生都认为近几年来中美关系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媒体的片面的不公正的报道造成的。

美国《纽约时报》1988年至1993年驻北京记者纪思道和吴洁芳夫妇曾对中国做过大量的报道,对中国的了解应该比多数美国人要深得多。1994年他们合写了一本长达500页的有关中国的书,题目为《中国觉醒了》。在书中吴洁芳讲述了一个她在中国的5年间仅遭遇一次的故事,在一次舞会上,一个与她跳舞的中国官员"搂得她很紧"。在书中她对这个故事极尽紧张,然而,在该书的简介中,这个故事被高度概括为通过这个故事"吴洁芳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政府官员们对当地女性有不轨行为的中国"。不知作者对此以气概全的错误是由于作者应有的疏忽,还是故意给读者以什么别的印象?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过去4年内至少已涉及到两次"桃色事件",他的高级竞选助手默里斯最近因"绯闻"而被迫辞职,没有中国记者试图让中国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即美国政府官员都是"不能控制力比多的人"。这种明显的舆论误导大概是作者对"新闻自由"的超高水启发挥。在书中作者还通过起同仁之口指责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j.stapletonroy),说他"有一种沙坑意识",因为芮效俭认为他们对中国持过于批评的态度,并且不公正地突出中国的不足之处。唯一可取的是作者在最后表现出了很大的自知之明,告诉读者不要认为他们"自己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

可以说,新闻自由这个神圣的字眼在美国正在被越来越严重的庸俗新闻自由所取代,其表现是新闻从业人员日益丧失道义气判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为提高收视率、发行量、金钱、地位和名声而追逐丑闻和新闻的轰动效应,有时甚至在功利主义驱动下不惜编造新闻。尤其是对于与美国文化不同的社会,美国的新闻媒体往往随意妄加批判,有时又因以讹传讹、道听途说而错上加错。1995年9月美国主要新闻媒体在报道在中国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注意力大大超过了他们对世妇会议程本身的注意力。他们不顾事实,把他们所看到的一个点当成反映整个中国妇女状况的论据,编造中国妇女"不平等"的故事,给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当时美国的《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都曾提到在中国每年大约有几十万妇女做人工流产手术。且不说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但却被美国依阿华大学的一名教授拿来并做一番夸张之后用来攻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1995年10月18日,这个名叫文恩的教授应邀在另一所美国大学作题为《在新的历史时期联合国应该怎样迎接新的挑战》的"学术报告"时极力指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说什么由于中国的"一对夫起一个孩子"的政策,在中国每年有几百万婴儿无辜"消失";以及很多家庭把刚出生的女婴弃之荒野,等等。更有甚者,还说什么在中国有很多地方立有这样的牌子:"不要把狗和女婴扔进河内!"。该报告还被当地报纸进行了渲染性的报道,自然引起了当地中国留学生的不满和抗议。

即使在美国国内,人们对传媒和新闻记者的看法也越来越倾向于否定态度。大部分美国人对当今的美国新闻媒体和记者也啧啧烦言。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电影塑造的记者形象的逐步变化也足以说明,记者及新闻媒介的信誉在大众心目中已日趋低落。

30年代的电影塑造的记者形象是具有勇敢、坚毅个性的普通人;70年代,在《总统身边的人们》的电影里,罗伯特·雷德福和卡尔·伯恩斯坦仍属于收入较丰厚但又不畏权势、正直、敢讲真话的记者。

80年代以来,银幕中的新闻记者却被刻画成了比律师、政治家及商界大腕更令人讨厌的人物,这几种人在反映白领阶层的电影里一向是反面人物形象。在1981年制作的《不存恶意》这部电影里,野心勃勃的新闻记者萨利·费尔德居然轻率而不负责任地发表文章指控商人鲍尔·纽曼犯了杀人罪;1987年发行的名为《广播新闻》的电影中的新闻广播员威廉·赫尔特也是一名风流人物,他排斥一切事物而只追求个人利益;在从1988年开始播出的《死难历程》系列节目中,电视记者威廉·艾瑟顿是一个油腔滑调、令人厌恶的小丑形象,为了上电视、出风头,他宁愿以谎言来骗取观众;1993年上映的《升起的太阳》则把新闻记者描绘成了十足的罪犯。

在现实生活中,华盛顿记者圈里千方百计想挤进银幕演电影的大有人在,而他们在故事中的形象往往如同演滑稽戏的小丑:如此快速轻率地下结论而不顾后果;如此热衷于猜测预料时局的变化,而不去关注、报道与大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实际、有价值的事物;如此惯于片面、偏激地批判某一焦点问题,而不清楚所发生的一切……尽管他们事先已知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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