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说不》

第八章 美国对华政策的短视性

作者:政治类

1."天赋使命观"的挽歌

1994年4月18日日本《读卖新闻》刊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一篇文章,题为《在人权问题上不要强加于人》。这位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在文章中说:美国的人权政策与美国的传统一脉相承。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像美国这样明确地把拥护自由作为建国的理想,也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拥有各式各样的难民,这一点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带上了独特的使命感。另一方面,美国过于把自己看成是全世界的人权的维护者,所以我们往往忘记美国对人权的认识是美国独特的东西。其他主要大国都把外交政策看成是风险和成果并存的、给外国的行动以影响的手段。美国所提倡的人权一般都属于各国国内法制管辖之下的问题,所以人们一直不把它看成是外交对象。其他国家也不支持美国。

尽管美国国务院认为,美国并没有施加让中国改变国内各种制度的压力,美国不过是要求中国遵守普遍的人权宣言,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在这个联合国文件上签字的国家在对华政策上提出人权问题。其他签字国都不提这个问题而只有美国单方面强制性地要求中国实行联合国的所有文件,这便令人产生了这到底是不是美国的义务的疑问。

总之,美国的对华人权政策几乎没有得到其他大部分国家的支持。

中国遭受过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不断介入的屈辱,中国把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作法看成是过去西方介入的继续。

美国一味把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当作美中关系的基础,因此,这等于把最重要的两国关系和人权问题都拿来当抵押。这是不符合现实的。”

基辛格博士的批评可谓一语见的。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最大误区就在于美国人一直自以为是的"天赋使命观"。基辛格博士等美国有识之士以及其他大部分国家反对或不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唱起了"天赋使命观"的挽歌。

所谓的"天赋使命观"(mani fest destiny)的核心内容是:作为上帝最优秀选民的美国人,有一种宗教上、道义上和文化上的"义不容辞"的使命,要将美式文明从最初的13个殖民地传播到整个美洲大陆,乃至于整个世界。

这种"天赋使命观"在美国建国初期的对外殖民扩张中占有重要的思想地位。随着时代的发展,"天赋使命观"也揉进美国的外交政策之中,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道德基础。冷战时期,美国以抵御"共产主义的扩张",宣扬美式的"民主"与"自由"为由,与原苏联争夺全球霸权。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天赋使命观"又发展为向全球输出"民主","维护人权"。

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就提出了冷战后的美国"扩展战略"以取代"遏制战略",而这项新战略的核心就是把"民主制扩大到全球"。按照该战略的设计者安东尼·莱克的解释,扩展战略可分为四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同心圆:即加强现存的民主国家;促进和巩固新兴的民主国家;保护所有这些民主国家免遭独裁国家的侵略;在那些未民主化的国家中支持人权运动。中国被列入第四层结构之中,成为被"扩展"的主要对象。

克林顿政府的一个重要官员沃顿在阐述其政府的外交政策时强调说:"人权是我们政策的核心,美国将想方设法用其援助和影响力帮助这些国家促进人权和强化巩固法制的民主制度。"沃顿这番话如实地道出了美国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时的一种道德价值取向,即向外输出美国的"民主与人权"。

克林顿总统竞选时,就大谈上台后将比前任更加重视在国外促进民主和人权,执政后这方面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他宣称,"本届政府的对外政策将以民主原则和民主制度为根基","促进世界的民主革命是美国的一项首要战略原则"等等。冷战的结束尽管难以判定谁是真正的赢家,但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使美国朝野更加意识到向外传播美国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性。克林顿就职演说中不无所指地说,美国最大实力就是它的思想力量。他提出了把"市场制民主国家的大家庭"推广到全世界的"扩大战略",以取代冷战时期的全球"遏制战略"。这一战略在1994年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中特别予以强调,把促成国外民主与美国安全和经济发展视为同等重要,并列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克林顿上述报告的"总统声明"中宣称,"民主国家不大可能威胁我们的利益,而更加有可能与我们合作,以对付安全方面的威胁,并促进持续的发展,安全的国家更加有可能维护民主结构并支持自由贸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说得更具体,“民主的传播将帮助解决所有其他的美国外交政策问题"。穆拉夫契克也认为:"民主或民主运动的扩散必然有利于美国"。

克林顿在出席1994年于印尼召开的第二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前,在美国乔治敦大学发表讲话说,美国不必在人权与亚洲的贸易之间作出选择,“促进人权和民主价值也要求政府与政府之间加强联系,所以我将毫不后悔地在亚洲和全世界推动这些权利和价值。"他到雅加达后又说:"我们仍然深信,加强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能有助于砸碎专制的锁链,随着各国在经济上变得更加开放,它们在政治上也会变得更加开放",他强调,美国在争取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的斗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背离这一事业,我们今后也不会背离这一事业。”

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克林顿政府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力量,把对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技术转让与民主和人权挂钩,动辄以最惠国待遇、经济制裁等要挟亚洲一些国家,试图迫使它们接受美国提出的一些附加条件。抵制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要中国接受美国的人权标准,强其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在劳工及知识产权等问题上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试图以西方的标准和价值观来主导东盟地区论坛,将其变成干涉亚太事务的一个工具……凡此种种,无不表现出了美国的强权政治,也成为美国与亚洲国家发生争执的主要原因之一。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东亚国家确立人权和民主制度,是不希望亚洲国家强大并成为其对手。”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接受美国《外交》季刊总编辑扎克雷采访时语气坚定地说:“告诉美国人民他们的制度存在什么问题,这不是我们的事情。我要对他们说的是,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自己的制度强加给那些无法适应这套东西的社会。"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亚洲人权问题只能由各自国家解决,西方国家国内同样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无权对亚洲的人权问题横加指责。

从哲学与政治学意义上讲,美国的"天赋使命观"与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之后所形成的国家与民族意识更是格格不入。

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和56个民族的中国自有其强大的文化同化力和向心力。中国的文化不是外向型扩张文化,却以其"亲"、"和"及"柔"之核心将其境内的多个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历史上的外族入侵不仅没有异化中华文化的核心,反而为其所同化。基于这种文化的中国外交政策历来以"和"与"安"为目标,也自以为是天下之"中央",国家主权意识长期以来较为淡薄,但自19世纪中叶起,中国开始遭受西方列强的不断欺凌。中国的现代主权意识和国家意识开始形成,并以反对外国侵略、维护国家领土及主权完整为核心。历史及现实的外部压力使中国国家及主权意识中的反霸与反强权色彩更为浓厚,同时由于"有容乃大"的大国襟怀又使中国成为愿意接收外部各类先进文明的开放型国家。这就决定了改革开放的中国一方面愿意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进行正常交往,另一方面又对任何有侵犯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行为极为敏感与反感。中国人民对外部势力干涉其内政的强烈反应并不是什么"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特别是遭受过殖民主义侵略的国家天生具有的国家与主权意识。美国的"天赋使命"如要在中国完成,那所激起的将是这个东方大国整个民族的强烈抵制。

其实,美国政府的以"天赋使命观"为基础的对外政策不仅遭到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强烈反对,甚至在其国内也没有什么市场。1993年下半年,美国times-mirror中心进行的数次民意调查,集中反映了美国各界对于当前国际事务的不同态度和观点。times-mirror中心的这项调查是苏联解体后美国国内进行的一次最为广泛的外交政策民意调查。它是由1993年7月至8月对649名舆论领袖的抽样调查、9月对2000名片通成年人和10月末对1200名成年人问询所构成的,然后将三次调查综合比较得出结论。因此这项调查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各种不同观点的比重和来源。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对舆论领袖们的调查。从被调查者的构成中可以知道,他们是美国政府决策的主要影响力量。其中外交界人士主要选自国务院以外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防务与安全界人士主要选自国防部以外的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所,众所周知,这两个机构实际上是曾经担任过高级职务的外交家和战略家所组成,他们的观点常常直接反映了美国政府外交和战略决策的要求;企业界人士是从《幸福》杂志上榜的1000间大企业和金融界行政首脑中选出,所谓政界人士则来自50个州的州长和80万以上人口城市的市长,这两类人士往往是总统的后台老板或者是未来的总统,但又经常发出与华盛顿不一致的声音;学术界是由各大学校长和各主要思想库领导人的代表构成,科学界则是来自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国家工程学院的成员,他们代表着美国政府决策的思想来源,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为总统提供可选择的政策取向;传媒界人士是由美国各大报刊、电视和广播的社论撰稿人、驻华盛顿处负责人和专栏作家所组成,由于他们对大众态度的重大影响力,可以称为"真正的舆论领导者"。此外,宗教界代表着美国各大教派,文化娱乐界则是出现在美国名人榜上的各类艺术家和文学家,这两部分人往往使政府和大众的选择上带上浓厚的感情色彩。所有这些人几乎都是成年人,2/3以上拥有较高学位,40%具有博士头衔。这些条件决定了他们中大多数人能够从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来作出政策选择,从而证明了政府分歧的深刻性。

在这次测试中,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下层民众,绝大多数都改变了传统的美国外交战略目标,认为外交政策首先应当为美国的国内议程服务,而不是为了传统的国际战略概念诸如‘地缘政治"、"遏制共产主义"等。这种大幅度的改变当然影响着对于具体外交政策目标的排列。无论是哪个集团,都肯定是把"加强美国经济竞争力"放在对外战略的最优先考虑的地位。这实际上是把外交政策从属于美国国内政策,与冷战时期大为不同。在这次调整中,美国的精英阶层对于外交政策中的传统价值观相当冷漠。在所列的11项外交政策目标中,"促进人权"所得支持率仅居第七位,"促进民主化"则居第九位。

哀钟长鸣,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天赋使命观"可以休矣!

2.冷战思维回潮

二战结束后,乔治·凯南的"遏制苏联论"奠定了美国对苏冷战的理论基础。而90年代的今天,美国又有人制造"中国威胁论",提出"遏制中国",企图挑起新的冷战。

依据美国克莱蒙研究院向骏的分析,"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基础是奥根斯基等人提出的"权力转移论"。该理论认为当两个敌对团体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等力量呈现均势时,战争的可能性便会增加。而发起战争者常为综合国力较弱又不满现状的一方。从国际社会现实分析,中国正在成为潜在的战争发起者,美国则是原有国际体系的维护者。正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下,美国国内的"中国威胁论"全盘泛起。

这种理论首先宣扬中国正在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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