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是能说不》

第一章 丢掉幻想 准备抗争

作者:政治类

“他们”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

首先我们得扪心自问——

我们是否因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种族主义而成为拒绝谈论人类合作的人?或者说我们是否提出了尊严的概念而一夜之间变成神经质的“民族主义斗士”?

是否因我们的愤怒、我们的爆发和我们受到的责难而使得我们刻意去树立许多异端,从而使我们和持不同立场的人“断没有朋友可做”?

是否因抱定我们的观点、咬住我们的结论而成为漠视人类规律,从而成为反对世界融合的人?

是否因呈现了那些无法弥合的鸿沟,令我们领略了人类斗争的冷酷,使我们的爆发点变得倾斜、我们的“矫枉过正”变得绝对?任形势把我们推向“泛中国主义”或者“泛亚洲主义”的侠士位置?

同时我们也会扪心自问——

是否会因为我们成为世界各国新闻工作者的关注对象,成为学者、政治家们议论的话题,我们就趁势改变掉我们的颜色,就像香港传讯电视台要求的那样——变得西装革履、满口名词、乔模乔样,从此精雕细琢,不再粗糙,被那些富有经验的策划人所包围,成为对一切问题有发言权的“神州新一代”的代言人和“政治理论家”?

是否会,当时势把我们推到了更大的场面,我们因此就变得羞羞答答,东删西改,急切地把《中国可以说不》同那些规范的学术“接轨”?

前段日子,一位我所尊敬和爱戴的老师(几年来他一直关心着我的进步)打电话告诫我说:“你呀,平时为人挺厚道的,这下成了漩涡中的人物,可千万别走火,弄得乐极生悲哟。”言外之意,这事可能会因为我的糊涂而走形。我承认:我得继续学习,努力进步。我们也敢说:我们充满着正义精神的发言从未在任何一个人面前丢人现眼过。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视之为纯个人之间的斗法斗智,而是视之为民族立场与异端力量的抗衡。这种抗衡,不仅发生在外交、体育、文化、经济等交往中,而且充满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民间交往。

为什么总有对抗?

因为总有鸿沟。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一听到“对抗”这个词就鸣喧呐喊:

“不得了啦,又在逆世界潮流而动啦!”我将专门辟一个题目来讲“对抗也是人类交流的重要形式”来讲这个问题——真理是需要对抗来辩明的,谬误也需要对抗来显现。

近两个月的抗辩使作者们明了:对于美帝国主义和西方应声虫来说,他们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指责是不需要有什么对错的。我来自重庆,你来自贝尔法斯特;我的生活轨迹是饥肠辘辘的文科复习生、不可一世的大学生、成天唉声叹气的穷教师、满脸晦气的广告业务员和报纸、期刊的投稿人,年过二十八岁便过早地成为生活的奴隶,结婚生孩子,呕气吵架,喝点小酒,谈点大事。很想周游世界,但没有护照,只有床罩。而你从懂事那天接受洗礼,九岁时在大街上溜旱冰、在花园里跟邻居小女孩接吻,到海德公园搞政治抗议;作为绿党成员,你到千里之外的海域拯救鲸鱼,在拉瓦尔品第你为大街上的乞丐蹙眉,在安卡拉你为库尔德人的处境而忧虑;酒店里10点钟之后没有热水,你宽容地一笑,银行门口一群兑换外币者围注你,你无奈地叹息。这就是你和我每时每刻无所不在的差别和——分歧,那么我们干吗要费力地试图达成“一致”呢?我知道很多中国人想和你们“一致”的,做你们的公民,享受和你们一样的福利和保险,有体面的工作和优裕的收入——然后和你们一样,去关心孟加拉水灾和卢旺达战火,然后再一起高唱“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而此时当我们的历史感有冲突时,我们怎么可能一致呢。

我们心里的中国——她潜伏于我们的体内和四肢。我在辽宁省的一个谷场上剥玉米,笑看孩子们在洒满阳光的山坡上偷山楂;我在重庆市的一个单位里办辞职,汇人大街人流中去看球赛。我们为特困企业捐款,我们向肉摊收税;我们和领导吵架,我们送爱人去特区。我们沉浸、沐浴、酣酩其中的中国和你们所谓的“中国”怎么可能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之间怎么可能“一致”得起来?

你们眼里的中国,是机票在涨价,高层有信号,运动员在服兴奋剂,刑讯室里发生拷打,知识分子受到“监视”;你们认同的是一个形态“奇迷”的中国,一个上层“内幕”不断、底层“自由”有限、边疆人民困苦、民族风俗野蛮的“童话”般的中国。

都到这份上了,我们又怎么可能“一致”呢?

那一天,我正在抨击着“你们”的新孤立主义,美联社的记者猛然抓住我挥舞的手,恳求道:“可以提一个要求吗?——请不要说‘你们’、‘你们’——是‘他们’。”我哑口失笑,“好吧,不光如此,他们的新孤立主义甚至对美国伟大历史也是排斥的……”我继续说下去。

不管采取什么样的人称,“你们”也好,“他们”也好,反正是属“们”字规模的,人数空前,直至斥亿。《说不》已经指出:反对中国不是一两个国会议员吃饱了撑出来的举动,它来自群众性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僧厌和指斥。苏晓康说:“反美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项时髦。”我们也在《洛杉矾时报》这样反问:“你怎么没有看到反华从1989年以来在美国社会中一直是一项时髦呢?”只要大选临近,国会中的某个政治新秀或者老鹰大义凛然地站出来斥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你肯定能听到举座欢呼和掌声雷动的反应。这就是现实,得了吧,我们还能指望什么“促进友谊,增进了解”?

我们曾经指出美国民意中普遍存在的孤陋寡闻和闭关锁国倾向。两个月后,《卫报》驻香港记者赫安雷在长途电话中对我说:

“其实美国国会和美国人对中国是不感兴趣的。”

不,他们是感兴趣的。尤其是当这样的消息传出——所谓“大规模地秘密屠杀婴儿”、“人体器官移植”、“向伊朗出售导弹”、某人被捕、赈灾款项“被贪污”这样的“新闻”被炮制出来后,中华人民共和园才能够荣幸地走上美国新闻的头版。美国的新闻版面随时都可以给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好消息”腾地方——最好是惨烈的天灾人祸,“省份自治”、政权分裂、“来自内战前线的报道”、血腥的民族仇杀、大规模的阶级社会报复,这样的消息,主编们完全可以大笔一挥在头版头条位置立马儿公布,时间嘛?一两个星期都行,再长点?晤,恐怕有点太那个了……公众的胃口已经快倒了,拳击手婚变的消息还等着发布呢。不要指望中国会有更好的待遇。

也不要指望中国社会经济的进步能够在哪怕第十二版能被刊载一个比较好的特写。

因为这个正是他们“不感兴趣”的。别一厢情愿,当心碰一鼻子灰。

当我们友善而认真地关注着西方的情绪时,他们又有什么时候关心过我们的情绪?

我有一个阔别多年的朋友,他比我晚分配一年,他在市区的一所高等学校工作。而我则不幸流落到深山里的一所厂矿学校教中学语文。我们在大学里一同下馆子,摘同学会,郊游,到女生宿舍串门,在共青广场上装狼嗥——总之是非常难忘、充满着温暖感受的回忆。我脸色苍白地度过我大学后的单调的工作时光,没有人给我写信,而我在心底追忆着他们,在凋败的环境和寒冷的冬天里追忆着大学时代和朋友们,追忆着那精神上的伊甸园时代。

那一年,正流行毛阿敏的一首歌曲: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

我的门响了。打开门,我熟悉的亲切的面容出现了。可以设想我当时的心情,我张罗着到厨房给他弄吃的,眼睛眨巴着差点溢出泪水。然而很快我发现——此“蝴蝶”已非彼“蝴蝶”也,他根本不关心我这一年多在干什么、想什么。他根本不要听。他只是絮絮叨叨地谈着他自己,他大四时的恋爱史和顿悟感,他的单位福利多么好,他在新单位如何被器重。当我懵然听他讲完这些后,他心满意足打着酒嗝走了。在收拾杯盘时我突然感到莫名的愤怒!这简直比不给我写信、不来看我还要伤我!——他无意中表明:他已经对我不感兴趣了。我们终于自此以后情断义绝。

所以唠唠叨叨地坦率表明中国是如何的无害、如何纯洁无理地追求同“他们”的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基本上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他们对中国所追求的一切不感兴趣。当我们在外交中几近于“掏心”式地解释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为什么那样做,我们有什么苦衷时,他们总是半闭眼睛似听非听。只有这个时候他们才会猛然挣开眼睛——

“喂?你们想进口这种轴承?不行不行!巴黎统筹有明文规定的……”

读者切莫以为我是处在一种受虐的臆想之中,也切莫以为中国仅因为是意识形态迥异才招致这样的不公平的。“不公平”?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你国力弱,你种族差异大,你喘出的“气儿”跟他们的不一样,总之只要你的形态跟西方有所不同的话,那么,他们压你,卡你,拽你,就是最大的公平。你的一切辩解和沟通的努力,在这种前提下更像一场早已拟定好判决的法庭辩论会,除了为你增加一层令人同情的色彩和一闪而过的恻隐之外,你只会看到法官茫然、空洞、急慾下班的眼神。

所以这就可以解释,百年以来,为什么当中国的书生们目睹一切异族的欺凌,总要痛问苍天——“中国何时才能强大?”所以我们每次都要跟那些美国记者们说同样的话:“你们不要以为制裁惩罚了中国政府,我们会感到高兴。任何一个有正常感情的人,绝不会容忍别的国家来毁灭我们的经济梦想,也绝不会容忍我们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文学情感被外来文化所吞噬!”

我们应当重估分歧。

不应使“求同存异”成为‘句空话、套话,或者成为掩盖对抗本质的遮羞布。

我读过许多散文小说中描述中国人所谓“不辱使命”、“发扬国威”的拙劣片断。那些寒酸的文人们,经常把外国人想象得跟他们一样寒酸。比如一个中国人用流利的外语引用他们的文化成果来装点知识,表现出东方式的俏皮,老外们就会“泛起一阵惊叹声,然后竖起大拇指:good,good,中国,了不起,了不起”。在这些文人笔下,中国人似乎总在取胜,随之而来的是社交上的成功:资本家的女儿迷他,显赫的职位等他,伟大的事业期待着他,但是,唉,苦难的祖国却在召唤他……我不是说这种廉价的道德公式基本着眼点有什么不对。但是为什么老是产生这种廉价的思想呢?——老是用这种梦幻般的公式来*醉同胞,老是造成这种印象——海外的中国人总在理想人类精神照耀下前进,而辅佐他们、栽培他们的外国人总是纯纯的、憨憨的,可以随意被中国人所感染或驱使的。

好像只有在那里,人类合作才能毫无羁绊地实现。好像只要中国人争气一点,一条毫无痛苦的走向世界之路就展开在你的面前。如果都是这样,那怎么解释我们的同胞在那里受折磨的事实呢?

大约二十年前,成都的一个小礼堂为美国电影界人士放映了一部歌颂赤子之心、渴望中美友好的电影《第二次握手》。剧场里的美国人笑得前仰后合,不可开交。在那部令人羞愧的影片中,女科学家“丁洁琼”过着美国人都难以想象的超级生活,嘴里念着牛头不对马嘴的台词。中国小导演一厢情愿的大现形,中国人天真稚拙“美国梦”的无心流露,好像从那个时候已经显出一点意思来了。

一种说法广为流传,被报章引用了几十年,越引用越走形:五十年代美国一位将军说——愿意以十个师(一说五个师)换取一名毅然回到新中国的科学家。这种说法为什么被普遍地欣赏,也颇值得我们玩味。实质这就是一种别人哄起来的自大而已。人家就是那么一说(只是说出这么一个道理),咱们就跟着起哄,认为中国人真的就那样精明到头了,以后中美打交道我们自然有大便宜可占。这种小国寡民式的自我*醉天真到理论和现实不分的地步,实在应该让我们好好地低头思量一番的。

因为最严峻的事实是:尽管现代史上我国的杰出人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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