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是能说不》

第二章 天朝与弹丸

作者:政治类

遏制日本

“遏制中国”这一短语的策源地据说是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有些长期呆在国外的朋友告诉我,该杂志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有很多谋划,而这些谋划总会被拿到美国去进行现实操作。看来,英国人一边在哀叹自己每况愈下,但也认为自己的脑子还行。

也无须太过指责西方的这种举动。他们的反应确实神经质,但也不能说怎么虚伪——让我们回想一下当年美国是如何挣脱英国的桎梏而崛起的吧,英国那时候内心的屈辱和痛苦也是可想而知的。面临着要把自己在海外的最后一块殖民地——香港——归还给中国这样一个不可逆转的现实时,撒切尔夫人步出人民大会堂时不也一个踉跄、猝然倒地吗?

有很多书籍都在谈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会在哪一个时间段内成为世界第一。虽然很多夸饰之词可能出于某种战略意图,但它们毕竟描绘了一种可能的前景。面对如此可能,西方国家痛苦、怨愤、甚至产生“遏制”念头都是自然的。问题在于,这种遏制会有效吗?如果这种遏制使中国民众同仇敌忾,并且在某些领域反过来遏制对方(也许会付出某种代价,但必要的付出我们将在所不惜),那样的后果有多少人能准确、深刻地估计到呢?

比如,从地缘政治的意义看,日本出于自己的长远战略意图,在日美安保体制重新定义之后,已经急不可耐地要把中国作为其在本地区最大的潜在敌人予以关注和遏制,并且借中国大陆与台湾目前的分离现实这一机会,以某种“民间行为”(当然是有军舰护航的)在钓鱼岛上又是竖灯塔又是插国旗——以此来试水温。日本的此等行为既有象征意义又有现实意义,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在上一本书里(按:《中国可以说不》),我提醒日本应该“韬光养晦”,但在不少日本人(特别是那些右翼政客)心中肯定会生发这样的愤怒:韬光养晦,韬光养晦,我们韬光养晦的时间够长的了。难道还不让我们坐上主宾席?

《星期日泰晤士报》曾这样讥讽我们,说《中国可以说不》从书名看是对《日本能够说不》一书的知识产权的侵犯。这种攻讦实在没有打中我们的穴位,貌似辛辣实则显示了该记者那种婴儿般可笑的思维。日本可以说不?中国为什么不能?中国也可以说不——“中国可以说不”里面就包含了对“日本说不”的某些观点“说不”。这是一个智慧的、技巧的、具有反讽意味的命名。所以毫不自夸地说,《中国可以说不》这个书名好,比《日本能够说不》更好。这叫借力打力。别弄得什么都是侵犯知识产权——如此下去,假使将来中国出现了疯牛病,你英国是不是也要控告我们侵犯了你的知识产权?而且,我现在又要剽窃了——你们不是一直在鼓吹“遏制中国”吗?我在这里也毫不含糊地提出,中国(包括亚洲其他国家)应首先遏制日本。

一、日本不是一只益鸟

“中国威胁论”是一种虚拟的、有深刻的种族主义烙印的理论。它的出笼既蓄谋已久又很突兀,其目的是为“遏制中国”乃至分裂中国提供依据。而日本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则有案可稽。中国有些学者指出,自十九世纪以来,日本从来就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其早巳确立的世界性战略目标——先建立自己在亚洲的霸主地位,进而取代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谋求霸权。二战期间,作为轴心国的德国和日本都抱有同样的野心。我曾对朋友笑谈,如果当时是德国和日本取得了二战的胜利;那么紧接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又要开始了,那就是德国对日本。

国土、资源、人口等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日本,并令其自卑自怨、自怜自艾(我们都还记得一部名叫《日本沉没》的影片,典型反映了日本民族心理上的孤独和焦虑),但它的技术优势及资金优势又使其具有了足可傲世的资本——这种矛盾的解决可能有多种方法。但对日本来说,由于该民族心理上的结构性缺陷,它极可能会选择最便捷的也就是武化的手段去达到目的。在我的小学时代,老师经常告诉我们日本学校是如何对他们的孩子进行“征服支那”的教育的:老师在黑板上画一只苹果,然后’向孩子提问:“这是什么?”下面齐声回答:“苹——果。”“你们知道最大、最好吃的苹果在哪里吗?不知道吧。我来告诉你们,在支那。如果你们想吃最好吃的苹果,将来就到支那去。”

日本的教育应该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既不空洞又不枯燥,真正的因材施教。小孩都馋嘴,从苹果入手才能使军国主义毒素事半功倍地注人他们的心灵。

时至今日,日本并没有完全放弃其恢复军国主义政体的努力。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日本国右翼势力对二次世界大战就一直持迥异于世人的“独到”观点。首先,他们认为,胜者王侯败者寇,什么正义战争非正义战争之说全是扯蛋;第二,既然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那么,再去反省什么战争罪行就是一种“自虐”行为了。石原号召日本国民,必须涤清自己心灵上的战败意识。在《日本就是敢说“不”》一书中,此公狂言:“假定盟国方面没有美国,那么,日本或许早就是战胜国了。”然后,他更是厚颜无耻地大谈“中途岛海战”的所谓军事学意义。虽然中途岛战役以日本惨败告终,石原还是既不无怨忿又沾沾自喜地回忆道:“海军的机动部队如此大规模地进行决战,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只有日本和美国打过。”一副活脱脱的战争贩子的嘴脸。

由此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中国可以说不》出版后,很多外国媒体在尚未了解该书所有内容的前提下,炒来炒去,甚至断章取义地拼凑什么《说不》作者“狂言录”,并对该书所表露出的“主战及赞美恐怖活动”的言论感到震惊。中国读者能看出,我们第一不是主战派,第二我们也不是无原则的和平主义者。我们只不过赞同了在台湾问题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主张。《不要忌言“准备打仗”》这样的题目使得《经济学家》及《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们以一种似乎看见了食人生番的目光盯着我们,实在矫情得可以。美国的军费开支是中国的十倍,日本的军费开支也已经占据了世界第二的位置——他们难道不是在准备打仗吗?难怪马来西亚战略研究所所长诺尔丁·索比在一篇题为《中国威胁论——不公正的状词》的文章里这样诘问:为什么对中国的告发来自那些本应对率先发难持谨慎态度的人们和政治家,来自许多应该明辨是非的新兴国家呢?为什么有的国家自己做着历史上最残忍的事情却又不断对别人指手划脚呢?为什么中国经常站在被告席上呢?原告一方把不但不适合本国标准,就连朋友、盟国以及伙伴之间都不适合的标准拿来要求中国,其用意何在?中国被排斥于人类文明之外,远离文明中心,有时还被国际社会弃之不顾又是为哪般呢?

问得好!可惜在国际舆论中,这样公正严明的质问实在太少。我们有时确会发出太多的疑惑:全副武装的美军是世界和平的需要,而现代化程度、军费开支远远落后于美日等国的中国军队却成了对现行世界秩序的威胁,这不是非常滑稽的逻辑吗?中国的本质到底哪一点是邪恶的呢?其他国家不谈,和中国的近邻日本相比,到底谁更应该被谴责呢?

《芬兰画报》社驻中国记者林达对我们如是说:“我在中国已经十年,其间也去过美国。我承认美国媒体所刊登的有关中国的报道绝大部分是负面的——这会使美国人对中国产生偏见。但你们也不要仇美——这样恨来恨去实在不好……”

我理解林达小姐的担忧。但是,对林达小姐所说的在美国民众中的仇华情绪‘难道不需要有一种说“不”的声音来抗衡一下吗?’

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所做的一档叫《日本别干蠢事》的专题节目中,我们发现北京听众对日本战后种种举动的激愤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的确如此,由于美国在日本投降后采取的新绥靖主义政策,使得日本对自己所犯下的战争罪行从来就没有能以“割尾巴”的态度认真反省过。他们的那种不痛不痒的“道歉”就像是踩了路人脚说的一声“对不起”一样。再看一下、日本有多少像奥野诚亮那样的阁僚扮演了先胡说八道再道歉再辞职的角色?前仆后继,很有点神风特攻队的精神。究其原因,首先是要想在国民中使军国主义火种再现燎原之势;其二,想使其他国家对日本的翻案言行造成视觉上的疲倦。用心委实良苦,却又无比险恶。

1996年8月15日是日本投降五十一周年纪念日。但是,《日本经济新闻》在当日社论中担忧道:“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的青年之多令人吃惊。”不过,这种局面应该是日本的右翼政客非常希望看到的。曾出任过日本遗族会会长的桥本龙太郎在当上首相后,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獗程度已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

我们可以看一看在自民党党内成立的“历史研究会”所编纂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中的主要观点:否定东京审判、把日中的侵略行为说成是“自卫战争”、“解放亚洲的战争”。在《日本就是敢说“不”》一书中,渡边升一将“南京大屠杀”一笔抹消,认定在南京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屠杀行为,而且推算南京顶多死亡四千人,这四千人中还包括阵亡军人及遭到枪杀的暴动俘虏。渡边总结道:“在一个大国的首都因战争而陷落时,出现那么一点牺牲者,不是很平常的事情吗?”全国姑且不论,不知南京人听到这样的宏论,眼中是否会流出血来?所以才有了日本的一位中学生在作文中这样写道:“日本军挽救了亚洲,他们是英雄。”

二、中国也应该“反省历史”

日本的极右势力——他们死不悔改的调门已越来越高——如今终于恼羞成怒地高叫起来:“再纠缠历史,休想得到日元贷款。”石原慎太郎在攻击《中国可以说不》时,更是将他与已故的那些亚非政治家交往的事拿出来摆谱,并无所顾忌地坦露心声:“如果把过去的战争包括在内考虑日本实施现代化的历史给整个世界造成的影响,那么日本在来自中国单方面的谴责面前,就决不应该在世界史范围内被追究道义责任。”他还居心叵测地警告自己的同胞:“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自支那的这种外压说不定将拯救日本免遭本质上的堕落和衰微。”在石原看来,桥本龙太郎参拜靖国神社、文部省再次叫嚣修改教科书等举动仍不足以挽救日本军国主义本质上的堕落。按其逻辑,日本真的需要“反省历史”——不过他想从以下的角度来“反省”:日本干吗总要谢罪?干吗不从为使日本“免遭成为殖民地”这一层面来看本国发动的战争?干吗不在尖阁群岛(按:指中国的钓鱼岛及周围岛礁)采取更强硬的行动?等等。

日本右翼势力的扑腾劲以及在钓鱼岛上的冒险,倒真的可以让我们中国人从和平主义的温情中惊醒过来了。

当石原慎太郎指责中国人常挂在嘴上的“同文同种”、“一衣带水”之类的形容中日睦邻关系的词句就是“文化霸权主义”时,我自己确实有一种热脸贴在冷屁股上的悲哀。

中国人应当反省历史。这不是指责中国当年的人道和慈悲有何不对。但中国人的古道热肠得到了什么回报呢?前伪满总务厅厅长古海忠之在抚顺战犯所何等信誓旦旦地痛悔罪行,待特赦回国后,他又是何等矢志不渝地投身到法西斯军人团体的煽风点火中去了。对于这种“说话巴巴、尿炕哗哗”的忘恩负义之徒,我们的感化工作是否过于敦厚、过于靠“感”而“化”了呢?

中国这个民族很特别,在敌国受到惩戒和报应后,它对宿敌的关切和抚慰甚至显得有点迫不及待——中国人的天下主义和寻求人类大同的理想精神的误区盖在于此。

日本报纸在担忧有很多日本青年已经不知道8月15日是什么日子时,我也斗胆地问一句:在中国,又有多少青年知道8月15日“今夕何夕”呢?

二战期间,有一批中国劳工被日军押送到日本北部一个名叫花冈的地方做苦力,由于不堪忍受非人的生活,奋起反抗,却造成四百余人被杀。时隔五十多年,花冈事件的幸存者及遗属前往日本起诉要求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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