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是能说不》

第四章 中国的进军

作者:政治类

中国人的回归

 

这个题目是为着那些游走于中国之外的同胞们而写的——不管他们是身体还是心灵游走于外。这两者的性质可能截然不同,也可能互为交融,也可能本身就互为游走——如海外的中国人常常比本土的中国人更爱着恋着中国,又如本土的某些中国人比异族人更为切齿痛恨着中国。

一天我给重庆的王老师打电话,他告诉我,原单位收到了一封寄给作者们的署名“××市一群青年”的信,大骂我们是“小丑”、“法西斯”,并公布了他们对我们的判决——“处死”。我跟王老师笑骂了一阵“小毛贼”;他们的律动和不安分就跟藏藏与我当年在校园里的活跃一样。——“都是我们玩剩下的”。不过这回他们甭想,甭想我们在出版物中跟他们较劲,他们甭指望我们会推荐发表这封信,借此增加惊险色彩从而满足他们的某种慾望。对,对,对!因为我们“害怕真理”。我因此又想起了另一些人。我在北京的日子里,心情是忽晴忽阴的。我经常凝神那些红云底下的屋顶,想着那些屋顶下的中国人——也许在他们的学成之年,他们就开始愤懑着中国,他们的年龄越高,孩子越大,他们的愤懑就越固执越强烈。他们的愤懑情结不可能因笔谈和辩论而化解——就像一种信念下可能在酷刑下瓦解—样,他们以厌烦的神色打量着走进屋里的我,赖哩巴叽地摇头。用一种宁静得几乎要飞升的超然玩着电子游戏机,我不禁寒战着从他们身边游开。但有时天气极好、朋友的消息极频的时候,我又猜想那些屋顶下的中国人,他们也许跟我一样普普通通,毫无姿色,也许平时也有愤懑,看到一件事情便骂:“中国的事情没办法……”但每逢严峻的答案必须填写“是”与“否”,他们又像全约好的一样填写同样的答项。——其实我们对中国人的奢望莫大于此了。就橡一株平时全是骨朵的花树,即使一年只开一次,一次一个钟头,我们也认定它是花而不是覃子—样。不要太苛求中国人,再苛求一分便不免招致嫌疑了。——我吃饱了撑的,去招惹人骂?

但一位旅美学者突然破口大骂一个中国女孩子是“精神娼妓”,我已觉得这已不是什么“苛求”或有失风度了。

这位女孩子在“美国之音”里缠绵而浓情地抒情:“每当我坐在草坪之上,看着湖水和嬉戏的小鸭,心里就怀念起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

旅美学者声音平静地点头说:“兔崽子,兔崽子,对吗?”我只得连连点头。是啊,能怨别人骂她?“难道中国没有草坪?难道中国没有湖水?难道中国没有小鸭?”旅美学者问。我也笑着叹—口气,为我这位山东老乡感到羞愧不已。很快我发现我自作多情了,就跟她的自作多情一样——悲我们头顶上的天,悯我们这群没有草坪、湖水、鸭子可玩赏,同时又在“受苦受难”的愚昧小民。

她这毛病也真是难改呢。

我们不能因那些人由于不认同祖国政府而跑到国外而称之为“汉姦”、“卖国贼”,即使他们摆出了同祖国情断义绝的姿态。不能否认,有时候中国人对他们很严厉,我们很容易把那些具有叛国嫌疑的举动笼统地概称为“汉姦”、“卖国贼”。如某人跑到了外国大使馆,马上有人写信到电视台:“一定要抓住他,可别让这个卖国贼跑了……”,仅单纯凭着跑到外国大使馆或以非法手段跑到境外来判定一个人是不是汉姦、卖国贼,是粗暴且不准确的。这个概念比较复杂,可以进一步研究。有关的话题还是让别人去说吧。——但是,不能回避,结果可能是悲剧性的,在未来的中华民族与异族的利益冲突中,某些人士的处境将是无比尴尬的。也许在未来的冲突中,没有必要特别提起他们,没有必要为他们内心的立场而将国家之间的斗争迁怒于他们。许多中国人关心着他们,甚至他们还有这样的魅力:一旦他们发言,我们会在百忙之中聚了神带着感兴趣的心情去聆听。那么,作为他们的亲友、同学、学生、遥感者的中国人,实在是有必要对他倾注一下专门的关心的。

但如果都像那位女士一样,摆出一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神气,徒招骂名也只能是活该。四川话说:做得受得,届时谁能为你挡驾?如果说真的是那样,不管你的“政治正确性”动机是多么的纯洁,或你言辞上的转圜余地有多么大,不管你的理论结构是多么繁复——可以最终上升到一个“善”的结果。但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民就不管那么多了,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就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尺度。当心成为“非常尺度”的牺牲品,战时被处死的间谍嫌疑犯,很少听说有法院为他们翻案。民族抗衡时期的非祖国论者,也难指望岁月会为他们平反。

即便按你们的“政治正确性”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请允许我对前景做危险的估计,如中华民族同异族处于战争状态之中。——我们可以多想一想历史的教训。法国殖民者所扶植的墨西哥皇帝马克米西雷大公,他仁孝纯厚,全身心地爱着他的新祖国墨西哥,并尽可能地施仁政,然而墨西哥合众国主权政府仍毫不犹豫地将其处死了——那场面是令所有的人道主义者悲痛的。但历史定了性:甘为异族马前卒,颠覆主权政府,下场只能如此。也许有人拿一战时期的左派社会民主党对“保卫祖国”口号的严厉批判来做为佐证,但这有不同,而且是大大的不同,左派社会民主党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也就是说:它是作为一种国际力量来反对所有交战国政府的。中国也有同样的例子,张学良将军发动中东路事件,同苏联军队发生冲突,而中国共产党内的王明们却鼓动中国工农“武装保卫苏联”,这种无视民族感情的举动自然遭到中国各界人民的反对。

逆人伦天理而动的冒险家,自然被人民视为汉姦卖国贼,这就是人民的历史观,人民的最朴实的政治正确性。

两种“政治正确性”,哪一种该让位?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乔边曾说:极端民族主义不可取,民族主义还是应该要一点的。当越来越多的盘问和追究加诸我们的时候,我们禁不住变了一种腔调——一种起初我们听起来也有点陌生的腔调。“我们不伯别人说我们是极端民族主义,”我们说,“因为我们长期所看到的,是极端的民族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的全国性大合唱——当初也有我们的声音在内。这个我们要在《我们的回忆》里提到。当然我们不可能低级趣味到那种地步:就像“五四”后回国的吴宓等人给热情支持“德先生”“赛先生”的学生们泼冷水一样,他们的做法是,我们从西方刚回来,我们什么不知道,告诉你我们的发现——不如咱!假如我们以同样的腔调说:“我们在那个阵营里呆过,我什么不知道?告诉你:会不是那么回事!”——那么我们这种庸俗透底的作风,用不着别人来嘘,我们自己都要先啐自己一口。

一旦民族主义或者类民族主义的情绪在中国出现,就会招致那么多警觉和不安的反应。这更加坚定了我们的树立直言不讳的民族主义态度的决心。

我们应该从那种模糊的、需要澄清的、类民族主义的状态中发展我们的民族主义。我认同西方的冠以我们“新民族主义”的称谓,应该认同“新”,应该推举一位有着良好学问的人给这种新民族主义的一种界定。

新民族主义会是什么样子的“主义”?

我感觉到它应该从这几个方面来探究界定的可能。

其一,它不应是那种对本民族成员绝对无条件认同的“原始民族主义”。如河西族的人同河东族的人骂街,围观而至的一群河西族的人看到了,不深究此事起因,也不管本族的人有理没理,全体一声吆喝:“打丫头养的!”石块砖头棍棒齐上,再对奄奄一息的河东族倒楣蛋踏上几脚。簇拥着他们的同胞英雄:“没吃亏吧?走走喝酒去……”这种“原始民族主义”非常类似于中国汉族的“省际歧视主义”。因此说:这样的义无反顾的“民族主义”是有害的,甚至是会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

其二,顺理成章地,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状况,应将历史、民族文化以及民族的一切因素考虑在内,尤其是需要将国家主义的因素考虑在内。国家因素的介入会使新民族主义的内涵变得开拓和有理性色彩。

其三,这新民族主义应作为知识界的思想意识加以剖清的,必要时,它应求教于宗教界、新闻界、经济界、文学艺术界,它将来应传达于一切有关的领域,并做为一种意识和流派而长期存在下去。一旦外国的一切方面的威胁成为严峻的事实,新民族主义应有这样的潜力,即它能够成为一种有序的运动。

其四,新民族主义应强调它不是知识分子集团或某种社会利益阶层的使卒,避免走三十年代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为黑暗势力帮忙的老路,它应呈现它的民主追求和对国家繁荣富强的进取心。因此,坚决抵制因民族主义而衍发的盲目的排外、闭关锁国,防止造成中国回到左倾路线的老路子的后果。我想,这应当是当代的、世纪之交的中国新民族主义的最大、最鲜明的特点,这一点应是新民族主义的灵魂。

总的前提应该是回归,我称之为“中国人的回归”。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包括“后海外华人”)已经认识到:只有灵魂不再游走于中国体外,作为个人才有全面发展的希望。有一个老作家、老记者,作为一个著名的现实主义者,他已经认识到了游离中国体外的痛苦。他有一个著名的比方:他说他认为过去他只说出“百分之五十的话”,而这“百分之五十”却有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听;而现在他可以说出“百分之百”的话了,然而会有百分之几的中国人听?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作家的悲哀。

一个跑到海外的人在“美国之音”中谈到他每当经过中国领事馆的心情。他讲到: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心中涌动着的话是——“那面五星红旗还是我的五星红旗……”

这就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失语了。

同样的,这也不能简单地看作出走的浪人“看到了野菊花”时的思乡之情。思乡是另外一回事。

相信这句话勾起了许多海外或境内的中国人复杂的感受。

这话出自一个通缉在身、从理念和情感上憎恨现行中国的人物之口,应该是有很大说服力的。

曾经有一个中国少年合唱团访问奥地利共和国,演出地点是前奥匈帝国皇室的故宫。这一天,来了一群中国人——他们都是“六·四”那一年跑出去的。他们找到领队,要求为合唱团的孩子们做一点事情。他们同孩子们一起联欢,并为他们预备了饭菜。——细心的孩子们发现: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吃的是合唱团吃剩下的东西!临别时大哥哥、大姐姐们无法按捺自己,泪水滂沱地和少年合唱团的孩子们拥抱在一起了。

难道他们的哭泣是因为孩子们又要回到“苦难深重”的祖国吗?历史上曾有许多政治斗士出走他国,但自近代史以来、从未有任何的去国者像今天的“斗士”们这般,精神上如此寂寞困苦。

我绝不是仅仅从一个人道主义者的角度同情他们的处境和困顿的。

应该这样来界定当今中国建设所需的“精英”(如果“精英”一词尚未成为禁区的话):他们不再仅仅是叱咤风云的“启蒙”分子,他们应该由更多更广泛的有建设价值的人才组成,他们有企业家、国防专家和军事领导人、有法学家、能源专家、大坝建设者和贸易谈判专家,这个“精英”阶层将更广泛更有真才实学,他们将为中国的稳定、中国的繁荣、中国的强大做出切切实实的贡献,并因此成为人民的楷模、人民的英雄。这个“精英”阶层必须摒弃那种类型的人——那种以骂街擅长、沉湎于自己都明知无法楔入现实的理论家的思想。信奉伯恩斯坦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的煽动家,他们可能比敬畏命运的人更潇洒,更能吸引那些不安于平凡生活的中国人的心。但他们没戏,就像张藏藏带话给那些“亡国奴”论者的,“你们若有希望,我就是王八蛋”。

应该回归中国,从中国的人文、中国的慾望、中国的勃勃上升中找到路轨,这才是中国人的价值所在。

陈立夫先生曾经提出:两岸应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实现统—。

这个观点应给所有回到中国立场上的同胞们以启示。

我不想再含糊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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