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

附录二 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

作者:政治类

第一部分

法兰西对今日人类命运的影响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这只有未来才能知道。然而没有人能怀疑这种影响确实存在过,而且至今仍很大。

如果探究法国人何以能通过武力、文字、或榜样引起这些重大变化,那么人们会发现在诸多原因中,下面这个应被认为是最主要的:数百年来,所有欧洲古老国家都在默默地从事摧毁国内的不平等现象。法兰西在自己国家中激发了革命,而革命在欧洲其他地区则步履艰难。法兰西第一个清晰地看准了它的意图,而其他国家只在犹豫不决的探索中感到这种要求。它随手摘取500年来流行于世的思想精粹,在欧洲大陆上一举首创这门新科学,而其邻国历尽千辛万苦,只汇集了这门科学的枝叶。法国人敢于说出别人还只敢想的东西;别人尚在模糊的远景中梦幻的事物,法国人却不怕今天就付诸实施。

封建欧洲长期被分割为几千个各类主权国。每国,以至每个城市,当时互相隔绝,各行其事,所采取的办法和观点各不相同,人们并非因其合理或公正而偏爱它们,只是因为对他们合适而已。

到中世纪末期,呈现一片混乱:各国互相观望,互相渗通,互相了解,互相模仿。每个民族都对自己多年形成的一套特殊制度失去信心,而在邻国又未见到更完美的东西。于是很自然地就出现一套共同制度的设想,这种制度正因为它既非本国的,也非外国的,所以能适用于无论何时何人。

正当人们思想尚在犹疑,并开始想从旧轨道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之时,法兰西人民一举而割断与往昔的联系,践踏旧习俗,摒弃古风尚,挣脱家庭传统,阶级偏见,乡愿精神,民族成见,信仰统治,宣布真理只有一个,不随时空而改变,真理是绝对的而决非相对的,必须在事物深处去寻找真理,不拘形式,并宣称每个人都能发现真理,而且应该实行真理。

人们往往谈论法国思想产生的影响,这是不对的。作为法国的思想,它的力量是有限的。但人们是从普遍的角度,我敢说从人的角度去掌握这些思想的。法国人之所以取得更大力量是由于他们的哲学方法,而不是由于他们的哲学,他们是第一个敢于大力使用这种方法;是由于他们努力的方式而不是努力的结果。他们的哲学只适用于他们自己,但他们的方法可以作为一种工具,所有从事于破坏的双手都可以使用。

因此,法兰西只是居于两大革命,即政治革命与哲学革命,民族革命与思想革命的领先地位,它并未制造这些革命。

从这里可以看出它的鼓动力。法兰西的力量主要并不在于它在自身中发现了什么,而是在它所推动的那些人中间所发现的东西。它的行为像罗马一样:带着异邦人去征服异邦。法兰西并未在它周围散布革命种子,它只是培养存在的种子;它决非创世的上帝,而是破晓的曙光。

50年来,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或多或少受到法国人的革命影响,其中大多数虽然受到影响却不知其所以然。它们听其一种共同力量的推动而不知动力为何。走遍法兰西邻国的观察家不难发现,在那里,许多事件、习俗、思想都是法国革命的直接或间接产物,但他们同时也觉察到就在这些地方,人们对这次革命产生的原因以及它在法国本国所引起的结果一无所知。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对其邻国发生更大的影响,而又如此不为其邻国所理解。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在英国尤其明显。

这两个西方大国20年来和平相处,进行了重大的交流。

许多习惯已成为两国人民所共有,许多观点互相渗透。法国人从英国法律中吸取了宪政自由的原则和法律秩序的思想。

在英国见到的若干民主风尚以及在那里宣扬的公民平等的大部分理论,看来都来自法国。然而这两个民族在天然秉赋上存在如此深刻的差异,以致即使他们不再相互仇视,仍不能相互理解;即使相互模仿,仍互不了解。英国人周游法国,每日东西南北无处不到,一般都不知道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在伦敦可以读到关于东西印度发生事件的详细记载的出版物,人们大体上了解生活在我们对角地带人民的社会政治状况。

但是英国人对法国各种制度只有一个肤浅的概念,他们对法国内部流行的思想、存在的偏见、发生的变化、流传的习俗一知半解。他们不知道其近邻的党派划分、居民类别和利益分歧,即使略知一二,也是道听途说。每人抱住一种比完全无知更有害的半科学,丝毫不想完全弄懂。

正因如此,这两大民族好似在阴暗处摸索,在微光下相觑,仿佛是无意中的巧遇。

这些书信的目的决不是详细介绍法国的现状,要是抱着这个目的,恐怕一辈子也达不到。作者向自己提出的唯一目的是阐明若干重要问题,考察了这些问题一定能顺利地引导善于思考的人们了解所有其他问题。

一些看不见的而又是几乎万能的锁链把一个世纪的思想与前一个世纪的思想,把儿辈的志趣与父辈的爱好连结在一片。不论一代人如何彻底地向前一代人宣战,但是和前一代人作战容易,要与他们截然不同很难。因此,要谈论某一时期的民族而不讲清它在半个世纪以前的情况,这是不行的。特别是涉及一个过去50年中一直处于几乎不断革命的状态中的人民时,这一点尤其必要。那些凭道听途说却未曾仔细注视法国人民所经受的连续变革的外国人,只知道在法国人民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却根本不知道在如此漫长的变迁中,旧的状况有哪些部分已被抛弃,有哪些部分被保留下来。

这第一部分的意图是对1789年那场伟大革命以前的法国状况作一些解释,否则很难理解法国的现状。

旧君主制末期,法兰西教会呈现出在某些点上类似今天英国国教的景象。

路易十四摧毁了所有巨大的个体组织,解散或压低了所有团体,只给教士留下一种独立生活的外表。教士保留了举行年会的制度,在会上,自行制订税则;教士占有王国巨大的不动产,并千方百计渗透到政府机关中去。尽管教会依旧服从天主教的主要信条,但对罗马教廷则持坚决而且近乎敌对的态度。

路易十四所遵循的无非是在他治下全部行为中所表现的同一专制倾向,他使法国教士脱离他们的精神导师,同时让他们保留财富和势力。他觉得他将永远充当教士的主宰,由他亲自选定教会首脑,并认为教士的强大对自己有利,因为教士强大,才能够帮助他统治人民的精神,并和他一起抗拒教皇的侵犯。

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兰西教会既是一个宗教机构,又是一个政治机构。在这位君主逝世至法国大革命这段时期,信仰逐渐削弱,教士和人民逐渐彼此疏远。这个变化源于种种原因,在此不一一列举。18世纪末,法国教士仍拥有财产;他们仍介入所有国家事务;但是全体居民的思想正从各个方面摆脱教士,教会作为政治机构的作用,已远远超过宗教机构作用。

要想使当今的英国人明白法国贵族当时状况,并非易事。

英国人的语言中没有一个词语可将noblesse(贵族阶级)这一法国旧概念精确表达出来。nobility(贵族)一词比noblesse 含义略多,而gentry(绅士)一词则不足。aristocratie(贵族)也不是一个不加注释就能使用的词。aristocratie一词的通俗含义一般是指各上层阶级的整体。法国贵族阶级是一个贵族团体;但是如果说仅仅它便构成了国家的aristocratie (贵族),那就错了;因为在它左右还有同它一样有教养,同样富裕,而且几乎同样有影响的一些阶级。因而当时法国贵族之于今天的英国贵族,乃是种对于属的关系;它形成一个caste(种姓),而非一个aristocratie(贵族)。在这点上,它和大陆上所有贵族阶级相似。这并非说在法国人们不能通过捐官或国王恩准而被封为贵族;但敕封贵族虽然使一个人脱离了第三等级的地位,却不能真正将他引入noblesse(贵族阶级)的地位。新封的gentilhomme(贵族)可以说正停留在两个等级的界线上;比一个等级略高,比另一个等级略低。他从远处望见那唯有他的子孙才能进入的福地。事实上,出身才是贵族阶级吸取成员的唯一源泉;人们生而为贵族,却不能变为贵族。

散布在王国地域上的近2  个家族构成这个巨大的团体,这些家族自称在他们之间拥有某种理论上的平等,这种平等是建立在出身的共同特权之上的。亨利四世说过:“我只不过是我的王国的第一贵族。”这句话绘出了18世纪末法国贵族中仍盛行的精神。不过,在贵族之间仍存在种种巨大差异;有一些人还拥有大宗地产,另一些人在父亲的庄园周围几乎找不到维生之计。一些人在宫廷度过他们一生中绝大部分光阴;另一些人则在外省的深处,自豪地保持着世代相传的隐身匿迹生活。对一些人,习俗打开了国家的显职高位的道路,而对于另一些人,当他们达到了不高的军阶以后,便心满意足,安静地回到他们的家中,再也不出来。

若要忠实地描绘贵族等级,就不得不采用繁多的分类方法;必须区分佩剑贵族与穿袍贵族,宫廷贵族与外省贵族,旧贵族与新贵族。在这个小小社会中,可以找到同全社会(小社会只是它的一部分)中几乎同样多的差异和阶级。不过,人们在这巨大团体内仍可看到有某种一致精神。它使整个团体都遵守某些固定的规则,按照某些一成不变的惯例治理,并维持某些全体成员共有的思想。

和中世纪所有其他贵族阶级一样,法国贵族从征服中诞生,昔日享受过和它们同样多而且可能比它们还多的巨大的特权。法国贵族内部包含了几乎全部知识和全部社会财富:

它拥有土地并统治居民。

但是,18世纪末期,法国贵族只不过徒有其名而已;它既丧失了对君主的影响,也丧失了对人民的影响。国王依然从贵族中遴选政府主要官员,但是他这样作是本能地遵守旧惯例,并非承认一种既得权利。很久以来就不再存在那种能使君主为之震慑、能向君主要回一部分治理权的贵族了。

贵族对人民的影响则更小。在国王与贵族团体之间存在天然的姻亲关系,因此,他们本能地,甚至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彼此接近。但是贵族与人民的联合却非自然而然之事,只有极大的灵活性和不懈的努力才能使之生效并维持下去。

真正说来,贵族要想保持对人民的影响,唯有两种方法:

统治人民,或与人民联合起来,以便节制那些统治人民者,换言之,贵族必须继续当人民的主人,或变成人民的首领。

法国贵族远非其他阶级的首领,无法和其他阶级一起反抗王权的专横,相反,正是王权过去与人民联合,展开反对贵族专制的斗争,随后,正是王权与贵族阶级联合,迫使人民服从。

另一方面,贵族很久以来就不再参与政府的具体事务,经常是由贵族领导国家的一般事务:他们指挥军队,担任大臣,充斥宫廷;但是他们并未参与真正的行政管理,即参与同人民直接发生联系的事务。法兰西贵族在自己的城堡里闭门不出,不为君主所知,与四周的居民格格不入,社会每天都在运动,而法兰西贵族纹丝不动。在他周围,是国王的官吏,他们进行审判,制订捐税,维持秩序,为居民谋福利,并领导居民。贵族对黯淡闲散的生活感到厌倦,他们仍然有大宗财产,遂来到巴黎,在宫廷生活,这里乃是显示他们伟大之处的唯一舞台。小贵族迫不得已定居外省,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他们一无所为,令人厌烦。这样,在贵族中,一些人虽无权力,但凭籍财富,本来能够取得对人民的某种影响,却甘愿远离人民;另一些人被迫与人民为邻,在人民眼里,他们却暴露出贵族制度——他们仿佛是唯一代表——的无用和累赘。

法国贵族将公共行政管理的细务交给别人,一心追求国家的显要官职,这就表明,法国贵族热衷于权力的表象甚于权力本身。中央政府是天高皇帝远。对外政策、一般法律对于每个公民的处境和福利的影响,只是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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