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我心中》

二、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作者:政治类

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似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这场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结出的硕果。

二七惨案的教训告诉共产党人,中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够的。工人阶级必须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建立统一战线,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积极步骤联合在中国南方从事革命活动的国民党。

此时,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在几经挫折后,深感国民党内许多人已日趋腐败,要革命必须改弦易辙,因而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决定邀请共产党人帮助改组国民党。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有党员420人。大会决定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并规定,国共合作后,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三大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

三大以后,在共产党人和苏联代表的帮助下,国民党的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新解释。民族主义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同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从此,国民党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国共合作的实现,为革命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各种革命力量从四面八方汇集起来,很快开创出一个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在共产党人的建议下,国民党决定创办陆军军官学校(因设在黄埔,故称黄埔军校),并于1924年5月开学。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到黄埔军校学习。国共合作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1924年7月,在广州沙面租界爆发持续一个多月的工人政治大罢工,并取得胜利。从1924年7月起,经共产党人提议,在广州先后开办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分别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

有了焕然一新的革命政党,有了朝气蓬勃的革命武装,有了从挫折中奋起的工人,有了从沉睡中觉醒的农民,革命的洪流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于是,在中国南部,逐渐汇成一股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汹涌澎湃的革命大潮。

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国民党内部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这就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有党员994人。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是,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并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但对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大会没有作出具体回答,对建立政权和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认识。四大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党的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巨大悲痛。国共两党组织各界民众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一场新的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了。

这场大革命的gāo cháo是从上海工人反日大罢工开始的。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被日本大班(相当于厂长)开枪打伤,不治而死。在党组织的发动下,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遭到公共租界英国巡捕的弹压。五卅惨案震惊了全中国。上海从6月1日起开始声势浩大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由此引发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以磅礴的气势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gāo cháo。全国600多个城镇的约1700万群众直接参加运动,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在南方,形成了规模宏大、持续16个月之久的省港大罢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中得到很大发展,1925年底达到1万人。

这是风起云涌的年代。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国共两党合作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鲍罗廷被聘为高等顾问。国民政府成立后,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共8.5万人。广东全省的统一,为举行北伐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伴随着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一股由国民党新老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迎头而来了。1926年,日益走向反动的蒋介石采取一系列旨在打击共产党的行动,并先后攫取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务,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这时,已到了北伐战争的前夜。北伐的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这个事实,表明革命已经埋伏着严重的危机。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一部作为北伐的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拉开了气势如虹的北伐战争的序幕。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席卷江南半壁河山。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已控制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中国南部各省。北方的进步将领冯玉祥部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

在共产党人的发动下,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给北伐军以巨大的支援。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同时推动了工农运动的空前高涨。一时间,汇合成工农兵联合作战的热气腾腾的景象。

首先高涨起来的是农民运动。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处处燃起农民革命的烈火。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把统治几千年的封建特权和土豪劣绅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的局面。毛泽东曾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赞誉道:“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到1927年上半年,全国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915万人。

在城市,工人运动也迅速高涨起来。湖南、湖北、江西等省都建立了总工会,并仿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组织武装的工人纠察队。一些城市相继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大都取得胜利。群众性的反帝斗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1927年1月,武汉的工人和其他市民在共产党员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下,冲入并占领汉口英租界。国民革命军也接管九江英租界。2月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同英国方面签订协定,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英勇的上海工人于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先后三次举行武装起义。已抵达上海近郊龙华的北伐军东线前敌总指挥部却依照蒋介石的密令,袖手旁观。1927年3月21日,上海80万工人按照中共江浙区委的指示举行总罢工,他们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几乎是赤手空拳,靠不断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来武装自己,经过30小时的浴血奋战,以牺牲300多人、负伤1000多人的代价,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建立了上海市民政府,用流血的壮举为北伐军赢得了一个不流血的入城式。

北伐战争胜利进军是国共合作结出的硕果。在北伐过程中,共产党人冲锋陷阵,浴血奋战。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屡破强敌,英勇善战,它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因此赢得“铁军”的称号。共产党人还在军队政治工作和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支援也起了重要作用。

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并没有掩盖和遏制潜在的暗流,南方革命阵营的分裂开始明朗化了。随着北伐战局的发展,蒋介石开始镇压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力量。

面对严重的局面,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13日召开特别会议。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这次会议没有能够解决党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了压制群众运动的错误方针。会后,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

1927年3月下旬,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军开进已被工人起义占领的上海。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实行“清党”。4月12日,蒋介石经过精心的密谋和准备,终于背叛革命,在上海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南方各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北方的天空骤然间也变得乌云翻滚。4月28日,控制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把李大钊送上了绞刑架。这位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神色不变,从容就死”。他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38岁。早年,李大钊曾在一篇名为《牺牲》的文章中写道:“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如今,李大钊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人生价值。

反动派南北呼应,联合起来绞杀革命。一时间,黑云压境,血雨腥风,大革命到了危急的关头。中共中央迁到武汉后,继续同汪精卫一派国民党人合作,所面临的斗争任务更加复杂。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这是有党员57963人。大会把汪精卫看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武汉政府看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从而导致了对汪精卫、对武汉政府的右倾迁就政策。这次大会没有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全党指明出路,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五大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五大未能解决全党坚强有力的领导问题,自然无法遏制愈来愈恶化的局势。

在这之后,反共事件接连发生,武汉这个革命的大本营已成风雨危楼。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5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公开地准备政变,决定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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