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我心中》

二、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

作者:政治类

探索的良好开端

1956年,中国城乡到处响起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喧天锣鼓。这锣鼓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报喜锣鼓,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场锣鼓。以后的路怎么走?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中国是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出现一系列新的特点。首先,缓和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趋向。虽然社会主义阵营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仍在继续,但是冷战双方开始就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举行谈判,并取得一些成果。亚洲和非洲国家广泛兴起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运动,一些新兴国家向社会主义阵营靠拢。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逐渐得到改善。其次,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开始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在完成对战后经济恢复的基础上,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调整内部经济结构,逐步建立战后新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社会主义各国按照经济计划,不断扩大投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统计结果显示,苏联经济正以超过西方主要国家二至三倍的速度发展,中国“一五”计划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高于美国、英国和日本,同周边的印度和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相比,经济上更是保持了明显优势。特别是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得长足的进步。继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前期人类开始利用核能的新时代之后,以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为标志,人类开始了摆脱地球引力向外层空间的进军。这些新技术革命的发生,推动各国将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开拓了人类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新领域。

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发展,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就中国而言,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是这种增长的起点很低,实际上经济、文化还相当落后,综合国力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因此,把握历史的机遇,迅速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是现实向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客观要求。

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全党上下精神振奋,急切地想做出一番新的伟大事业。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个目标是明确的。然而实现这一目标却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成功地探索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社会主义不仅没有经验,而且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更不可能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头7年间,特别是从1953年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几年里,党曾经把苏联建设模式作为学习的样板,号召“学习苏联”。但是苏联的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苏联成功的经验也不都适合中国的情况,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对自己道路的探求。在“一五”计划建设的过程中,苏联模式在中国逐渐暴露出某些问题,比如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而忽视农业轻工业,重积累、轻消费导致国民经济重要关系比例失当,管理体制因权力过分集中而显得僵死和缺乏活力。

如果说建国头几年的实践,使中国共产党人从自身体验中发现了问题,那么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又从外部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认识苏联模式弊端的契机。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这个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极大震动,人们没有想到斯大林竟然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这样多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多次开会研究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并将讨论结果写成《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先后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的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漏子。它一方面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都是一切正确,这就破除了迷信,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报告无论在内容上和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在批评苏共领导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肯定斯大林“功大于过”的同时,毛泽东着重指出,对于苏共二十大,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也就是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2月中旬至4月下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分别听取中共中央、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讨论问题。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4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行讨论,得到中央政治局赞同后,5月2日向最高国务会议作了报告。报告提出了一个基本方针,即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它所论述的十大问题(即十大关系),是总结本国实践经验和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鉴于苏联忽视农业轻工业,片面注重重工业,造成农、轻、重发展不平衡的教训,报告提出今后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报告还论述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报告同时阐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非及中国和外国等方面的关系。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同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肯定中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根本改变,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议分析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任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论十大关系》报告时,又针对中国科学文化领域受苏联学术批评中粗暴作风和教条主义的影响,把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科学和文化的基本方针。党在知识分子问题和发展科学文化上作出的这些决策,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在前一阶段探索的基础上,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党员。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100多位代表作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

这次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大会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大会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大会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坚持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改进经济体制方面,要求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管理权限,肯定“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在生产的计划性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许可的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的思想;在国家工作方面,强调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文化科学建设方面,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发展科学和文化艺术的基本方针;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在党的建设方面,强调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又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

党的八大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一次历史性盛会。它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新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八大既肯定了前一阶段党对中国自己道路探索的成果,又进行了新的探索,丰富、深化了已有的认识。

八大之后,党沿着八大确定的正确方向继续探索。这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按照八大的方针,调整若干方面的经济关系和编制1957年建设计划;一是准备全党整风,正确处理日渐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

按照“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方针,八大以后调整经济关系有了初步进展,并产生了一些新思路。1956年秋冬,自由市场又活跃起来,个体工商户明显增长,其中还出现了较大的手工业和手工工场,人们称之为“地下工厂”,也出现了“地下商店”。对社会主义改造后出现的这种情况,中央领导人提出了十分开明的主张。1956年12月,毛泽东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谈话,认为地下工厂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毛泽东甚至说,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刘少奇、周恩来等也表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同八大相比,这些思路又有新的发展,即不仅允许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而且允许一定限度的私人资本主义经营存在和发展,使之在国家领导下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补充。

在农业集体经济内部,中共中央在八大之后提出了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做好农业社生产管理工作的要求。这些要求主要是调整社队规模,一般不宜过大;社对队实行“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提成,减产扣分,深远山区也可以包产到组、到户;对队组实行按季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工到户。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四川、安徽、广东、浙江、河北等不少地方的农村进行了包产到户的试验。这些政策和实践,是根据实际情况,对合作化以后农村的生产关系进行的调整,是朝向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创造性尝试。

中共中央还开始酝酿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195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有关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文件草案,要求各地讨论。以陈云为组长的中央经济工作小组,着手拟定这一方面改革的方案。这一改革的主要精神是改变权力过多集中于中央而地方和企业权力太少的状况,重新划分中央、地方和企业的权限,下放一部分权力给地方和企业。中央设想的改革涉及从计划、财政、基本建设到工业、运输、邮电等18个方面,先从工业、商业、财政3个方面展开。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这三个文件是对党的八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的具体化。

八大以后,中共中央在指导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坚持八大肯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注意继续解决前一阶段得到初步遏止的急躁冒进问题。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周恩来等联系苏联、东欧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弊端和国内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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