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我心中》

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作者:政治类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全面夺权

正当党带领全国人民完成调整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毫无根据地攻击他于1960年为响应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而写的《海瑞罢官》一剧,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到1966年初,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

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这场学术批判中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经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这个提纲于2月12日转发全党。

二月提纲拟订前后,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到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整理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修改后,于4月10日以中央文件的名义批发全党。《纪要》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个纪要提出的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领导人的,而且是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的。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批判。5月16日,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要求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决定停止彭、罗、陆、杨的领导职务,并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又称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个小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

5月底6月初,从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陈伯达率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到青年学生起来“造反”,这一系列行动表明,“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已正式开始。6月上旬,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引起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尖锐分歧。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于7月28日决定撤销工作组。接着,工作组被指责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会议转为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8月8日,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正式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指导方针,在党内完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法定程序。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会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相继受到批判。

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随后,林彪、江青等人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四旧”,随后发展为“炮打”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暴烈行为。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夺权阶段”。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政法机关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全国处于严重混乱状态。

面对日益恶化的社会局势,毛泽东多次发表谈话,签发通告、命令等文件,并派军队进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力图控制和稳定局势。但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社会动乱非但没有得到控制,相反却愈益加剧。

这种局面使党内一批老同志忧心如焚。在1967年1月扩大的军委碰头会和2月11日、16日两次有许多政治局委员参加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对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提出严厉批评。他们的正义呼声被诬为“二月逆流”,受到压制和打击。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基本上取代了政治局的职能。

经过持续20个月的“全面夺权”,到1968年9月,全国(台湾省除外)29个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林彪集团的覆灭和纠“左”努力的受挫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后,毛泽东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给九大作准备,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党的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给刘少奇扣上“叛徒、内姦、工贼”三顶莫须有的大帽子,并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有党员2200万人。九大是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尚未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的情况下召开的。林彪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和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肯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党章“总纲”。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组成。在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的骨干和亲信占了半数以上。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它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

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伤害了大批干部群众。

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斗争在九大以后愈加剧烈。林彪集团感到“接班人”地位受到威胁,在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以设国家主席为题首先发难,引起混乱。毛泽东立即采取措施,制止混乱,并于8月31日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评陈伯达。

九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使林彪集团陷于被动的境地。林彪集团眼见形势对他们不利,决心铤而走险,密谋在毛泽东南行旅途中对他采取谋杀行动。由于毛泽东高度警惕并机智地采取措施,这一谋杀计划破产。林彪等人于9月13日凌晨外逃叛国,坠机身亡。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林彪事件发生后,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多次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周恩来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周恩来的纠“左”努力遭到江青集团的反抗。在周恩来同江青发生尖锐对立的情况下,毛泽东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致使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被中断。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有党员2800万人。这次代表大会虽然是在粉碎林彪集团后召开的,但“文化大革命”的“左”的指导方针没有改变,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继续九大的“左”倾错误。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江青集团的一大批骨干分子进入中央委员会。随后十届一中全会选出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王洪文、康生当上中央副主席,使江青集团的势力在中央政治局中得到加强。

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企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活动更加扩张。一场更加激烈的斗争正在酝酿和爆发。

全面整顿和江青集团的覆灭

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凭借其膨胀的权势,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把周恩来作为蓄意打倒的主要目标,先是在一些单位发动“反右倾回潮运动”,后又发动“批林批孔”运动。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这场运动使刚刚趋向稳定的局势又混乱起来,国民经济重新遭到破坏,工业生产再次下降。

毛泽东对江青等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图谋有所察觉,并多次对他们提出批评。他还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帮派活动,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内提出了“四人帮”问题。

1974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人帮”加紧了篡夺更多权力的阴谋活动。此前,毛泽东已提议由在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的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一伙极为不满,企图加以阻挠。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江青等人,重申总理还是总理,并提议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1月上旬召开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这对于挫败江青的“组阁”阴谋,保证四届人大召开起了重要作用。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新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大会选举朱德继续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12人为副总理。大会确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为邓小平主持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病重的周恩来继续住院治疗。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工作。邓小平提出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大局的思想和全面整顿的任务,与“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果断地对各条战线,包括交通、工业、军队、科技、文化、教育、党组织等方面进行整顿。经过整顿,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整顿在短时间内收到显著成效,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这些工作,实际上是在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恢复党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方针、政策。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11月下旬,毛泽东听信“四人帮”的诬告,动摇对邓小平的信任,决定停止他的大部分工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2月2日,经毛泽东提议,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同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三四月间,爆发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鲜明地表现了人心的向背。它虽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遭到残酷镇压,但是为后来粉碎江青集团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会议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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