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我心中》

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

作者:政治类

徘徊前进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把饱经磨难的人们推向多年没有的巨大喜悦。此时的中国百业待举。党面临着拨乱反正、使党和国家重新走向振兴的艰巨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必须在指导思想上纠正过去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

但是,这时作为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华国锋却未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致使党和国家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了两年徘徊的局面。经他批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坚持“两个凡是”,实质上是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它的提出,为纠正“左”倾错误和拨乱反正设置了障碍。这表明,中国的发展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要实现拨乱反正,不能不经历一番曲折和艰难。

“两个凡是”提出不久,4月10日,邓小平在致党中央的信中有针对性地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观点。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也通过宣传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等方式,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

在党内外的强烈呼吁声中,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全部恢复了邓小平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被撤销的全部职务。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0人,代表着3500多万党员。大会总结了同江青集团的斗争,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的根本任务。但是,大会对一些“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仍作了肯定。在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尽管大会没有放弃“两个凡是”方针,但邓小平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对拨乱反正的进程和历史转折的实现,产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

邓小平复出后,首先领导教育和科技领域的拨乱反正,进而又影响到平反冤假错案和经济、文艺等领域的拨乱反正。然而,拨乱反正,举步维艰,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两个凡是”的阻碍。

在邓小平等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启发和鼓舞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经多人参与、并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前一天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登)一文。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对“四人帮”设置的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两个凡是”同实事求是两种思想主张的激烈争论,由此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坚持实践标准的统治面临巨大压力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于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发表讲话,着重阐述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在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这场讨论迅速冲破重重阻力,蓬蓬勃勃地在全国开展起来,兴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从而为冲破“两个凡是”设置的禁区,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转折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带来的思想解放,加快了历史转折实现的进程。人们开始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处理拨乱反正中遇到的问题。组织工作部门开始以事实为根据,大胆地平反冤假错案;经济领域开始从实际出发,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恢复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做法;特别是在农村工作中,一些地方的领导人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大胆地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和探索。党内不少同志开始思索经济技术落后与管理体制僵化的问题。国务院于1978年7至9月间召开务虚会,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变革生产关系,引进先进技术等新设想。

这期间,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要加快发展生产力,要认真学习、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1978年9月,他在东北三省视察时,再次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

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经济问题和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11月12日,陈云在发言中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引起热烈响应。在与会者的强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项决定,解决了一批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与会者还讨论了工作重点转移、农业、经济工作、党和国家的民主建设等问题。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同时也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一致同意从1979年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完成了各项议程。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这次全会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彻底否定“两个凡是”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了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提出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方针,从而为既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正确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始了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到改革,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在作出一系列加强农业的措施的同时,强调必须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从而为启动农村改革提供了支持和保证。这些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成果,不但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来党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而且实现了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此,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正在经历的第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这次历史巨变,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开始的新的革命。邓小平因此而成为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又一位伟大人物。

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迅速地展开。

为澄清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思想干扰,按照中央的部署,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在北京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3月30日,邓小平在会上作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明确提出: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同实行改革开放、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起,构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本内容。

中共中央陆续为一批老革命家、党政军部门和集团性冤案平反。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决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各地区、各部门也加快了对冤假错案的复查和平反工作。到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为约300万名干部平反。同时,还为各种历史遗留问题落实政策,使社会关系得到合理的调整,促进了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发展。

根据广大人民的意志,1980年11月20日至翌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进行公开审判,伸张了正义,恢复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

鉴于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会后,调整工作全面展开。到1981年底,各项主要经济比例关系趋于协调,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有了根本改变。

为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历史是非,中共中央决定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作出相应的决议。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决议稿经过反复修改和讨论,最后在1981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审议通过。决议对建国32年来的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正式结论,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次全会还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

在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同时,党的自身建设也得到加强。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全会还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以加强集体领导。1980年11月,陈云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进一步引起对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视。

经过几年的全面拨乱反正,“文化大革命”和长期“左”倾错误造成的后果得到基本消除,党和国家又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全面拨乱反正的同时,改革开放也开始起步。其中农村改革首先取得突破。安徽、四川等省率先进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尝试,开启了农村改革大潮的闸门,成为日后风靡全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端。在这种改革遇到“左”的思想的阻碍时,邓小平于1980年4月和5月就农村政策问题发表谈话,予以肯定。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1982年1号文件),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性质作出明确肯定。此后,“双包”责任制迅速在全国农村推广开来,并取得出乎意料的效果。1982年农业获得大丰收的事实,证明了“双包”责任制的威力。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继四川扩权试点之后,1979年4月,又在北京、天津、上海进行扩权试点。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文件。到1980年6月,全国扩权试点企业已发展到6600个。通过扩权,增强了企业的经营观念和市场观念,促进了生产发展。随着企业扩权的发展,以及受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影响,一些企业也开始采用责任制的办法。1981年10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实行工业企业生产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到1983年,全国绝大多数国有工业、商业企业都实行了经济责任制。一些企业还开始试行厂长负责制。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对所有制结构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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