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杀手》

第十五章 自由的代价

作者:经济类

索罗斯决定他将运用他的财富来促进社会开放,促成民族自决,使人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并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

第一节 慈善观与民主狂想

对于乔治·索罗斯来说,在他的早期商业生涯中,慈善事业是件很遥远的事,一想起“慈善”这个字限,他就觉得讨厌。1993年,他曾对记者说:“在我们这样上个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上的文明中,慈善事业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们这个文明绝非是建立在关心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所以,索罗斯身边的人记得,他从来没有谈论过安置穷人的重要性。他倒是愿意捐献大笔钱的,但不想捐给私人。他希望自己能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将钱捐给社团,甚至社会,而且是大张旗鼓地捐赠。

伦敦的犹太人保护委员会对待他的态度,至今仍令他记忆犹新,它改变了他对慈眷事业的看法。他对记者说:“你应该知道,我实际上是反对慈眷基金的。我认为,弄清建立基金会的目的,即要完成什么事,比基金会本身的运转要重要得多,而基金会也仅可能因此而存在。他相信,任何组织机构,包括他自己的,必然会“发生质变和腐败”,因为机构里的人会追逐财富、权力和安逸。

他一直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有关他以前所组织的基金会的憎况,这个基金会叫“中央公园社会基金会”。它的宗旨是重建纽约的中央公园。恰巧,另一个机构“中央公园管理委员会”拥有同样的使命。当索罗斯的基金会恶意攻击这个组织的时候,索罗斯感到震惊,他不仅制止了这种不良行径,而且“枪毙”了这个社会基金会。他事后说,他解散这个基金会比当初建立它更觉自豪。

但是,若他继续想做好事的话,这些情况都是难免的。他无可选择,他还得建立基金会,他只能尽力设法让这些基金会运作得当。

问题是,他该怎样去捐款?既然他是犹太人,那么他捐助他的犹大同胞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索罗斯从不否认他信仰犹太教,他只是把它放在了一边罢了。他以前一直故意不捐钱给以色列,直至1986年,当他结交了以色列的公共事务评论员丹尼尔·杜荣之后,他才捐了一小笔资金给杜荣在耶露撤冷的智囊团。后来,那路撒冷的希怕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古尔·欧菲尔,努力接近索罗斯,希望他建立一个基金,来收容安置前两年从苏联涌人以色列的50万犹太人,但索罗斯坚持决反对,并中断了这次谈话。

为什么索罗斯如此反对捐助以色列入?臭福尔后来回忆说:“这是因为,他认为以色列大‘左’了,除非以色列改变自己,否则,支援它便毫无意义。在他的思想中,有非犹太复国主义甚至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成分,他认为,犹大人应该在他今天生活的社会中安然生活。

当索罗斯寻找一片能够使他成为“成功人士”的天地时,他觉得,他生命中的分水岭便是从他的出生地匈牙利的“封闭社会”中逃离出来并且离开匈牙利以后,他才尝到了什么叫自由,首先是在英国,然后是在美国,为什么不给东欧和苏联的那些人同样的机会来尝试自由?

索罗斯决定运用他的财富来促进社会开放,促成民族自决,使人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井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

为破坏社会主义,索罗斯一直在提供资金,资助东欧和苏联的叛乱。革命并非是引向防御工事,并非是在街道,而是在平民的思想里,这种革命是和平的、缓慢的、渐进的,但从不间断,并且到最后,它终将会导致在这些国家中民主的诞生。

索罗斯计划要做的事情,阻力是巨大的,共产党人的政府不会自动投入他的怀抱;他也知道,他不能粗暴地对待这些国家,有些努力可能成功,有些努力也可能会失败,他知道他自己能力有限。因而,选择何种角度使他和他的慈善事业产生最大影响才是最重要的,他打算运用他的财富重新修改欧洲的政治版图,就像罗斯查尔德一样。

刚开始,当共产党尚统治这些地区时,在这些地区产生影响倒是容易的,但在后来,当共产党不执政后,就不那么容易了。索罗斯对此说:“当你提出一个变革方案时,它马上会被粉碎,因为,一旦将之与其他同类方案相比,它就会变得似乎虚假了。”

但索罗斯深知,光凭他口袋里的钱,是不能将东欧和前苏联弄垮的,除了用钱之外,他还得向东欧灌输西方的价值观念,毕竟,只有在西方才是开放社会的观念流行的地方。

索罗斯对那些不喜别人到处随便花钱的人很反感,哈佛大学的国际贸易教授杰弗里·萨克斯,他也是波兰、俄罗斯、爱沙尼亚等一些国家的经济顾问,他曾说:“人们从各种不同的多棱镜来观察,乔治·索罗斯在政府领导人当中,人们对他的反应是积极的,比那些反犹大团体、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其他排外团体积极得多,对后者则是持否定态度。”

实际上,索罗斯在这些东欧国家建立起滩头阵地是相当不易的,罗马尼亚人厌恶他,是因为他是匈牙利人;匈牙利人厌恶他,因为他是犹太人;在斯洛伐克,因他既是匈牙利人,又是犹大人,所以他简直被双重否定。

在西方,索罗斯也不是没有给自己树敌,他被人指责是“现代罗宾汉”,从富裕的西方抽取财富给贫穷的东方。1992年9月,人们愤怒地发现,把索罗斯的全部对东方的支援算起来,等于从每个英国公民身上平均“窃取”了12.5英磅来支援东方。对这一攻击,索罗斯极为幽默他说:“我想西方非常应该为东方做些事,所以我很高兴我能够代表西方人来做。

当然,并非每个不列颠公民都为索罗斯的慷慨行为所叨扰。当内尔,麦克金嫩被问及,他对索罗斯被指控从每个不列颠公民身上搜刮了12.5英镑并把它们送给东欧的事有何想法时,这位伦敦西提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答道:“为了自由,这实属廉价。”

索罗斯投身于慈善事业,实始于1979年,那时他在南非。他认定开普敦大学似是风气开明之地,于是向黑人学生提供奖学金。然而事与愿违:索罗斯发现他的钱多半被用于已注册的学生,仅少许拨给小部分新生。他撤回了对学校的资助。“南非是泪水的渊源,”他后来解释说,“倘若不用与那种体制相容的法子,办什么事都是举步维艰。’当然,在东欧,他感到自己拥有对抗该体制的筹码:“这是激动人心的英雄事业,回报丰厚,极有趣味。我们在做一桩损毁该体制的事业。我们愿意资助任何事。我们资助众多的项目,但都只提供小额资金,因为任何自治行为都将损害极权主义的教条。

索罗斯一旦专注于东欧,他就感到需要一个样板。他选中了家乡匈牙利。恰巧倒霉的贾诺斯·卡达政府中的一些改革派分子也注意到了索罗斯。他们亟需为窘迫的政府筹集外国资金。

弗伦奇。巴沙,当时是政府经济联系的负责人之一。巴沙和索罗斯于1984年会见之时,索罗斯解释说,他对建立一个慈善机构感兴趣。谈判开始了。代表政府督导他们的是乔治·阿克泽,匈牙利政治局委员中唯一的犹太人,他也是匈牙利非官方的“文化沙皇”,首相卡达的挚友。

索罗斯选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匈牙利持不同政见者密科罗斯·瓦萨赫尼依作他的私人代表。1983年瓦萨赫尼伊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变迁研究所工作时,与索罗斯首次见面,在1956年事变时,瓦萨赫列伊是匈牙利首相伊戳·纳吉的发言人,亦是圈内成员。苏联人镇压了反抗,纳吉被绞死,瓦萨赫尼依被开除出共产党并判人狱五年。

瓦萨赫尼依猜想,建立这样一个机构的机会不会超过一半。对索罗斯有利的一面是,匈牙利政府想改变自己在国外的形像,以获得西方贷款和硬通货。不利的一面却在于,索罗斯面对的是一个共产党国家,这个国家没有以回外人管理慈善基金会的经验,没有放任回外人努力鼓励一个“开放社会”的经验。

即使匈牙利政府同意索罗斯建立一个基金会的计划,它也不打算给予他自由行事的权利。从他那方面出发,索罗斯坚持独立行事。“我将来到匈牙利,把钱交给我认为值得信任的人。”他不服他说。政府官员们口应道:“索罗斯先生,把你的钱拿到这里来,我们会为你分配它。

谈判拖了一年之久。索罗斯只肯捐资二三百万美元,但这个数字对政治家们来说实在大小了。政府愿意援助科学研究,索罗斯却宁愿拔给基金会负责人中那些想要旅行、写作或是从事艺术的个人。政府想让基金会资助机器设备,索罗斯却想资助人民。

最后,索罗斯和巴沙似乎克服了分歧。匈牙利人签署了相关文件。其中一人说道:“太好了!你们的秘书处可告诉我们的对外文化部门,它需要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换句话说,匈牙利政府至此仍坚持新的索罗斯基金会要受到文化部的控制。使匈方谈判者震惊的是,索罗斯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向房门。他不愿签署这些文件。

“很遗憾,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却一事元成,”他说。他是个老练的谈判者,说完这句话,他站起来,向房门走去。就在他的手搭到门把上时,匈牙利官员们立即松口了,他们同意给索罗斯基金会以更大的行动自由。

有了这个让步,索罗斯签署了文件。他许诺,在可见的将来每年为基金会的运转出资l00万美元。1993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每年900万美元。

卡达政府的算盆显然是希望通过促进科学研究,索罗斯的基金会或多或少能堵住这个国家科学精英们的嘴。事情的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那些通过索罗斯基金会的奖学金被派出国留学的学者们,回国时已被市场经济和民主等新奇的西方思想武装起来。

匈牙利的索罗斯基金会的突破性进展,应归功于那次影印机插曲。那一次它赢得了咄咄逼人的改革力量的名声。在这之前,匈牙利当局严密地控制所有可能彼用于地下印刷和颠覆目的的机器。那时匈牙利还极少有人见过影印机。索罗斯决定提供4oo部影印机给匈牙利的自由团体、大学、科研机构,条件是政府必须同意不监控它们的使用。总之他得到了政府的同意和允准,也许这是因为政府需要硬通货。

索罗斯和他的基金会一直面对着政府方面的不信任。在头四年(1984--1988),基金会被禁止在大多数匈牙利媒体上宣传它的工作计划。多数媒体上也不能出现乔治·索罗斯的名字和“索罗斯基金会”这个词,偶而出现过几次,政府便认为这太过份。矛盾在1987年达到了高峰。

基金会给了一个年轻人一笔钱。此·人想写一部匈牙利50年代早期的一位首相马帚亚斯·拉科茨伊的传记。一个关于这部将要写成的传记的题目在《世界经济》杂志上登出了。这是唯一一家获准刊登基金会广告的匈牙利刊物。现任首相贾诺斯·卡达见了,心想:“这不行。明天索罗斯就会给人奖金,让他们写我的传记了。卡达将对媒体的禁令扩及到《世界经济》。

索罗斯被激怒了,他作势要关闭索罗斯基金会。“此后两三周内,局势很紧张,”密科罗斯·瓦萨赫尼依写道,“最终事态平静下来了。”《世界经济》杂志又获准为索罗斯及其基金会开了方便之门。拉科茨伊的传记终于出版了,风波就此平息。

1988年,卡达和几乎所有党的领导人都下了台。新领导人上台不久,索罗斯被邀会见新任的党的总书记卡罗利,格罗斯。这个迹象表明,基金会已得到政府的特别的垂青,因为他此前还从未被允许和一位领导人会见。

这增进了的关系是短命的,仅持续到1989年。那时,政府的反门族情绪已经明显,基金会在匈牙利的地位日趋下降。东欧没有一个地方对索罗斯的右翼批评比在匈牙利更为尖锐。一篇长达八页的文章于1992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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